忆胡乔木谈延安整风，兼论延安整风运动（中）
（续前）三、根据乔木同志指示写的中央领导层的整风
过去的党史书讲延安整风运动，都只讲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也就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学习。广大学者基本不知道还有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学习。这次乔木讲整风运动，第一次披露了这个问题。他说：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要批判过去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但整风运动是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的。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犯的思想错误最顽固，只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乔木还说：对于不同的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虽有所不同，但毛泽东对两个层次的整风有共同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开始的，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然后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这本书主要叙述党中央一级干部的整风，全党的群众性的整风要提到，但不占主要地位。
根据乔木的指示，我们查阅了党中央的整风档案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两次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部分记录。据此，撰写了《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和《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两篇初拟稿。前一篇，还有《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及《编辑党的历史文献与“九篇文章”》这三篇文稿，乔木在病中坚持审阅完了。他满意地表示：如果其他文稿都能写成这个样子，那就算可以了。这里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和其他文稿，尽管乔木没来得及审阅，但都是努力按照他的要求写成的。
目前一些议论说，毛泽东怎样打击别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那就应当是在中央的整风这个层面才有的事了。下面考察这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整风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一）关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
这次整风会议是从9月10日至10月22日，前后40多天，其实只开了5次会，乔木担任会议记录。毛泽东在第一天会上作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其表现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因为他们自称“国际路线”，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许多主张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认为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它们的根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某些思想的影响和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是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16条办法，其基本精神是: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实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组织方法论研究小组，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在延安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政治局同志都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在中央整风的5次会议上，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意义。与会者对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和政策问题进行研讨，分析了部分文件的一些情况。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本着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沉痛检讨。
张闻天第一个检讨。他两次发言说：土地革命后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是路线错误。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实际情况。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他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会后，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从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调查了近一年半时间。
博古也两次发言检讨。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应负更多的责任。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王明、稼祥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党的许多决议是照抄国际的。过去长时间对错误没有认识，这次学习会检查，感到十分沉痛。但是，我有勇气研究自己的错误，克服这些错误。
王稼祥检讨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的，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回国后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中国党过去主观主义的传统很久，其产生根源，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
这次会议不只是检讨，还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对党和毛泽东的认识以及历史决议的内容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是提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王稼祥说，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任弼时说：在赣南会议上，我们当时把毛主席的思想当做狭隘经验论加以反对是错误的。从党的20年来的历史看，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统治，其中有些是经验的主观主义。张闻天在第二次发言中指出：教条主义常与经验主义结合而互相为用，教条主义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常做教条主义者的俘虏。经验主义者也是主观主义，故能与教条主义者合作。此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采纳了张闻天的这个观点，后来的历史决议也写进了这个思想。二是提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说：过去10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批评过去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他代表了过去10年来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他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将来的地位要提高。陈云的这个意见即被中央采纳，在1943年中央领导机构改组时，刘少奇成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把手，他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思想也写进了历史决议。
这次会议的发言者，对1932年至1935年的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涉及评价六届四中全会，认识的分歧较大。有的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比较多的发言是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持明显的批评态度。王明两次发言：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报告，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他还对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担任中央领导的、健在的与去世的近20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逐个地进行了批评，唯独不说自己有什么政治错误。他的这个态度引起与会者很大不满。会后，毛泽东同其他人一起找他谈话，他拒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目前只能对日本一面战争，不能同蒋介石闹磨擦；与蒋的关系，应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都是错误的；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他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这以后，王明称病，既不参加政治局会议，也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尽管如此，中央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组织措施。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受到王明干扰，但这次会议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1942年开展的全党性整风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二）关于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
由于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认为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1943年“九月会议”在继续深入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了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是非。这次会议开的时间更长，参加扩大会议的人数更多。乔木继续担任会议记录。
这次整风会议与两年前的整风会议相比，在历史背景上有一个显著区别。那次会议虽是在皖南事变后召开的，但召开时国共两党关系走向相对缓和，对于会议检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在外部条件上提供了较为平和的环境。这次整风会议正处在打退国民党酝酿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反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成为主要倾向。这一历史背景反映到党内斗争上，对于错误路线的批评，在基本方向和内容上虽是正确的，但在言辞上比上次会议要尖锐许多，涉及的人更多，会议的空气有时很紧张。
这次整风会议大致分三个阶段。开会的方式，除了与会者作一般性发言外，主要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并对王明的路线错误展开批判；其他同志发言进行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认识。
第一阶段会议，从9月7日到10月6日，其间开了三天会。博古发言：同意毛主席说的抗战时期存在路线问题，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今天作自我反省，认识到存在这个问题。林伯渠批评王明是“洋共”，引用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来欺负我们许多“土共”，以“洋钦差”自居，硬搬外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朱德总结了在党领导下近20年来的经历，批评抗战以来的王明路线错误。他说：王明路线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搞独立王国的特点。朱德回顾自己的历史说：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时虽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主席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态，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他很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他读的书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实际合一。我们这次学习，就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他的这番讲话，在当时对于把全党认识统一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主义宗派，一是经验主义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以后是博古。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结果白区损失10/10，苏区损失9/10。他也指出，对于教条主义宗派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只犯个别错误的；有屡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错误的。欢迎犯过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关于经验主义宗派，他认为，他们的大多数是正派人，像张国焘那是邪派人。在两个宗派中，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要的，他们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吓人，与经验主义宗派中的不正派人结合起来，危害最大。还说：教条主义宗派是头，经验主义宗派是脚，教条主义宗派是经验主义宗派的灵魂，反对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主义宗派开始，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要团结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毛泽东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实际上为这次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此后，过去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
第二阶段会议，从11月13日至月底。毛泽东首先讲话，说遵义会议没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王明教条主义宗派。当时反对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前年“九月会议”之前没有讲王明路线错误，也是大多数人还不觉悟，等待一些同志是需要的。他还讲了方法论问题，说马列主义原则在方法上就是分析与综合，过去许多同志喜欢做结论而不会分析，其实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一切事物都要分析。有许多同志在工作中是老练的，但在马列主义方面是幼稚的，这是犯错误的一个认识原因。他要求犯错误的同志宁可把问题看得严重些，这样才能认识错误，轻装前进。博古、张闻天等同志又结合两个宗派问题作了检讨发言。
这一阶段的重头戏是周恩来的发言。前年的会议他没参加，这次从重庆回延安就是参加整风会议。他经历过党内许多重大事件和变故，检讨党的历史，批判两个宗派，不能不感到会议的分量。第一阶段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投入整风学习，用半个月时间，写了4篇共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第二阶段会议开始后，仅发言提纲就写了2万多字。他的发言是中央两次整风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发言分“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大部分，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1927年大革命后期党的五大他参加政治局工作讲起，一直讲到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了解的情况最多，这个历史回顾实际上成了1927年以来的党史报告。
周恩来严于律己，努力按照整风文件要求，并根据毛泽东讲的“两个宗派”思想来检查自己的错误。在会议期间，他被看做经验主义宗派的主要代表。他检讨了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中央苏区、1937年“十二月会议”和武汉工作期间的错误，诚恳地表示：今后应好好读几本马列的书，特别是要将毛主席的全部文献好好地精读和研讨一番，提高思想方法。同时，在工作中要改变事务主义作风，深入实际，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辄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才能作出一点成绩，才能真正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少犯错误；也才能真正做更多有益于党和革命的事情。
王明请病假一直没有到会，最后由他夫人孟庆澍代笔，他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写了检讨信，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纠正教条主义宗派错误。
在这阶段会议上，一些同志对犯过错误同志的检查，特别是对周恩来等的检查提意见，有不少偏激之词。有的说：王明、博古、闻天、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已很困难，但经验主义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仍是危险人物。这样评论过头、“上纲”过高、批判过火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空气，也给检查者带来较大精神压力。但是，就我所看到的材料而言，会议还没有出现30年代党内斗争的那种无情打击和“逼供信”现象。因此，讲毛泽东怎样搞残酷斗争、打击别人的说法缺乏确凿的史实根据。
第三阶段会议，在1944年开春以后，从2月下旬直到5月下旬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这一阶段转入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同时也开始纠正前一阶段会议的一些缺点。在此前的休会期间，与会者学习了中央规定的7本马列书籍。2月下旬，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五个问题的认识：（1）王明、博古错误不是党外问题，而应视为党内问题；（2）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是合法的，但手续不完备；（3）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以便共同工作；（4）党的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5）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都应承认。
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对上述问题作了阐释。择其要点：（1）弄清思想与宽大结论。自整风以来，我们就是“治病救人”，有人怀疑这个方针，现在重申还是这个方针。过去对犯错误的同志只是惩罚，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弄清思想，总结经验教训，要使同志们懂得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我们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作宽大些。（2）不要否定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我与博古等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都要搞土地革命；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这是策略上的分歧。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我们的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是不好的偏向。要分析，不要一概否定。（3）六大方针。多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说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虽有缺点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性质，分析了革命形势，反对了速胜论，提出了十大纲领。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与李立三不要群众是对立的。（4）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是否还有？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经验主义宗派也没有了。党的历史上的两个宗派，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各种山头主义，主要原因是长期农村分割和缺乏教育，历史上的问题不是主要的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政治局整风会议关于党的历史问题讨论的总结。这个讲话纠正了会议过程中的偏差，与会同志表示拥护，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看法。随后，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大会上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他强调：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伤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在全会上正式地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上述意见，并形成了决议文字。至此，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结束，同时也宣告从1941年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出的全党整风运动，历经三年，最终以形成全党的空前团结而画上句号。（未完待续）
石仲泉，《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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