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在中央文革小组写出第一张小字报

　　一、江青不让肖力坐办公室

　　肖力（李讷）是1966年7月初来钓鱼台的，那时中央文革办公室刚刚成立，江青让穆欣给肖力在办公室安排工作。穆欣同我商量，我们觉得当时文电组杂事太多，收发文件，接电话，跑腿，这些工作对肖力不太合适。恰恰在此时给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信件增多，办事组的人忙不过来，另外这个工作是坐办公室看信，不必东跑西颠地干杂事，对肖力这样的女同志比较合适。这样，就决定让肖力办信，主要办陈伯达的信。

　　肖力是办公室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女性，她办信的时间不长。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十七楼放映室看电影。电影开映前，小组成员陆续到场，江青看见穆欣后，马上阴阳怪气地说：穆欣同志呀！你怎么叫肖力天天坐在办公室办信呀？这孩子本来胆子就小，你不让她出去见见世面，怎么锻炼她呀？为什么不让她出去闯闯啊！穆欣回答说：办公室现在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给肖力，我们暂时先让她办信，她可以随时出去活动，没有固定她的工作。说这番话时，小组成员和肖力都在场。

　　此后，肖力作为办公室的特殊工作人员，时来时走，来去自由。那时正是文革初期，各高等学校的红卫兵正在“造反”，肖力主要出入于北京各个高等学校，她的活动当然不需要向穆欣汇报。


　　二、找肖力回家是直接为毛主席服务

　　江青不同意肖力坐办公室办信提出不久，办公室对肖力的行踪就很难掌握了，她来去很少给办公室打招呼。办公室也不便问她的去向，这样，她家有时有事找她，就很难找，因为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有一天下午六点左右，戚本禹把我叫去，对我说，毛主席想见肖力了，要她今晚回中南海家。现在还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晚上她也不一定回中南海。她不回去毛主席会着急的。你知道吗？毛主席是最喜欢他这个小女儿的。戚本禹对我说：你马上出去想办法把她找回来。我说，她去哪儿一点线索都没有。戚本禹说，要千方百计地找，比如各高校红卫兵总部，造反派活动的场所。正因为有困难才让你去想办法。戚本禹见我面有难色，便严肃地说：你不要小看这种小事，这样跑腿的事，别人想去我还信不过他呢！这是直接为毛主席服务的工作，你想毛主席日理万机，今晚想轻松一下，和小女儿团聚，如果见不到，那该多么扫兴啊！我觉得你这人忠诚老实，才把这个差事交给你，这事都是保密的，不要告诉别人，你一个人去办就行了，要想办法完成任务。

　　戚本禹这番话我觉得有理。回来我开始打电话了解肖力可能去的地方，集中找高等学校，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找到。最后，我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前一段到地质部绝食静坐，要求和何长工谈判，静坐数日没有结果，不妨去那里看看。于是我要车直奔地质部，去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我所以想去找朱成昭，是此前肖力曾同我说起地质学院学生的绝食斗争，学生那种执着劲挺可怜的，没人理。肖力有可能又去地质部看。

　　那天是我第一次穿上了军装，因为总政发给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十几套军装，把红领章都装在上衣兜里。我急着外出穿上军装后，没有把领章别上。结果惹出了令我非常难堪的麻烦。

　　我去地质部找朱成昭，当然是保密的，此时，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由在院子静坐绝食，转为冲进了地质部办公大楼占领了一层楼。而地质部还没瘫痪，地质部的原领导还在坚持工作，传达室和收发室仍然在正常工作，但地质部和学生对立气氛很浓，我以解放军报记者的身份进地质部大楼时，传达室并没阻止我。在地质部大楼一楼，由一位学生引导穿过了几个房间，左拐右拐找到了朱成昭。其他办公室都住满了学生，朱成昭住个小房间。这是我第一次同朱成昭见面，我要单独同他谈，他叫几个同他商量事的人出去后，我向他亮明了真实身份。我们寒暄了几句后，我问他肖力是否来过？朱成昭对我说，肖力同他谈了一下午，晚饭前走了。我问朱成昭肖力去哪儿了，他说，回家了，可能回中南海了。

　　我找到朱成昭距肖力离开地质部不过一两个小时。虽然有了肖力行踪的线索，但她是否真的回中南海还难以肯定，我必须继续追踪。我在朱成昭那里坐了不到十分钟便告辞，从大楼出来，刚要出地质部的大门，麻烦来了。

　　在大门口，我被一位身穿半旧毛料中山装、高个、微胖、约五十多岁的老头拦住了。这位看似地质部的一个负责干部，对我毫不客气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解放军报的记者。“记者证拿出来！”我说：“忘记带了，”“你没有证件，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你到底来干什么？”我说，“找个人。”他问：“找谁？”我说：“没有必要告诉你！”他说：“我们是国家机关，你进来找人为什么不登记填会客单？”我说：“我就停一会，你们也没有拦我。”老头说，“我早就注意你了，你的行踪可疑。你看你穿的军装为什么没有领章？有帽徽，没领章，谁知道你这解放军记者是真是假？门口停的小车是你坐的吧？”我说“是。”他说，“你解放军的车怎么不是军车牌？”我说：“解放军也可以乘地方的车呀！”老头强硬地说：“你不能走，必须说清楚。”我告诉他我有急事。他说：“不能证明你的身份，我不放你走！”我说：“我到传达室打个电话同单位联系一下可以吧！”他同意了。我给办公室打了电话说，叫中央文革办公室开个证明我是解放军报记者的信，我现在被扣了。我不会告诉他我是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因为他知道中央文革是支持地质学院东方红冲击大楼的。

　　僵持了十多分钟，办公室还没来人，从钓鱼台到地质部没有多远的路。我着急，便叫随我去的司机回钓鱼台，催办公室快拿证明信来。司机走后，又过了大约半小时，办公室的胡光明拿着信来接我。胡光明也穿了一身崭新军装，他把信先给我看了一眼，信中说：王广宇同志是解放军报的记者，他有要事去地质部。见信后，请放行。证明信署名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并盖上刚刚起用的图章，老头看过信后，未再刁难，便让我走了。在地质部我被扣了约一个多小时。

　　回钓鱼台后，我见了戚本禹，告诉他，朱成昭说肖力今晚可能回中南海，戚本禹说：“知道了，我们已经给她家打了电话说已经回去了。”然后我说：“我在地质部被扣了一两个小时。”戚说：“你怕什么？最好他把你送到公安局去，那就好办了。”

　　过了不久，一天中午，江青心血来潮要见肖力，戚本禹又派我去想办法找。肖力的行踪虽然难以掌握，但她同我们共过一段事，大致可以猜测出大的方向。我了解肖力最近主要是同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有接触。于是我就同司机贾德祥一起开车直奔首都三司进驻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各大殿。

　　劳动人民文化宫文革后已经开放，公园里到处都是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无论是大树下，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周围以及林荫小道，都是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的红卫兵在交谈。偌大的公园这么多红卫兵一团一伙的，怎么找法？我同贾德祥商量，我俩分头从西门出发，贾德祥从西转南向东，我从西转北向东，我用了十多分钟，转到东边，毫无所获，没发现伊人的身影。我只好回西门停放汽车处等候贾德祥。等了一会儿，我蓦然一转头，却发现贾德祥和肖力一起走了过来。我对肖力说：“你母亲有事叫你回去。”肖力不太高兴，但也没说什么。我们乘车进了钓鱼台东门时，肖力坐在副驾驶位子上，不满地自言自语说：“干嘛！我走到哪里，你们就追到哪里！”我解释说：“是你母亲找你有事！”停了一会儿肖力回过头来又说：“老王！这事不怪你！”


　　三、肖力表现优秀，破例转为正式党员

　　肖力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5年毕业后，直接参加了中央组织部的“四清”工作团，到农村搞了一年“四清”。1966年7月初，她结束了农村“四清”工作来到钓鱼台，住进钓鱼台十一楼，同我们办公室的同志吃住一起。

　　那时，我并不知道她是谁，她一副村姑打扮，短发，穿了一身旧蓝布衣服，脚穿解放鞋，风尘仆仆。第二天，吃完晚饭后，我问办公室调查组的何天齐，那位同我们同桌吃饭的姑娘是谁？何天齐惊讶地说：“你不认识她？”我说：“不认识。”何天齐告诉我，她乃毛主席小女儿李讷是也！现改名肖力。

　　在十一楼住了几天，办公室就搬到十六楼，肖力被分配到办公室文电组工作，穆欣让我帮肖力找点适合的工作，才把她介绍给我。我安排肖力先办陈伯达的信，并向她说明办信的程序和要求，我一次给她三四十封信，她居然在两三天内，圆满地完成任务。从填写的每封信的来信摘要和处理意见看，她是认真阅读，精心摘要，能抓住每封信的主要内容，文笔流畅，字也工整漂亮。在办信组的几个同志中，她办信的质量最高。她很虚心。开始，她还坐得住。

　　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她的接触逐渐多起来，有时，有接待上访的任务或出去了解情况，我俩一起去办。本来我们办公室听取上访人意见是在联合接待室（即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联合接待室，设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大楼内），是可以要车去的，但有两次我同她一起去联合接待室，她主动提出坐电车去，坐电车要自掏腰包，无处报销。有一次去北京财金学院也是坐公交车出去的。她生活很简朴，如那次在联合接待室接见上访者，谈完后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回钓鱼台也过了开饭时间，我们就到联合接待室食堂就餐，虽然也过了开饭时间，我们同炊事员说明情况后，我俩一个人买了两个馒头，只有剩菜，我要了一个两角钱的菜，肖力只吃一角钱的菜。

　　她穿着也很朴素，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期间，她部是穿普通蓝布衣服，圆口布鞋，偶尔也穿双皮鞋。夏天，她穿的黑色裙子，她告诉我那都是用她妈妈的旧裙子改的。总之，在我同肖力共事这一段，看不出高干子女那种盛气凌人的骄娇二气。

　　1966年7月下旬，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党支部成立。这个支部当时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就二十多个党员。主要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建立支部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讨论肖力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按当时中央发的关于文化革命期间暂停发展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的通知，支部本来是不能讨论的，但因为肖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只有她一个是预备党员。鉴于她预备期已满，工作又需要，作为特殊情况，经有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研究决定，还是讨论她的转正问题。大约在7月末的一个晚上召开了支部大会，讨论肖力转正问题，参加支部大会的有部分小组成员，我记得有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几个人，办公室的全体党员。支部大会由我（组织委员）主持，支部书记范恭俭宣读了中组部“四清”工作团党组织关于肖力同志在农村四清中的表现，认为肖力在预备期间表现良好，具备正式党员条件的书面意见。与会同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肖力转为正式党员。全体党员举手表决，一致通过。支部会后将支部大会同意肖力转为正式党员的意见送中央办公厅党委批准。


　　四、肖力对“三门干部”提出意见

　　肖力在办公室工作初期，同我接触比较多，她有时也谈谈她对办公室工作的看法。记得她看到办公室陆续调来一批年轻人，都集中在十六楼办公、吃住，觉得有些乱。有一次，她向我了解办公室年轻的同志都是从哪些单位调来的？都是什么情况，我告诉她，这些同志都是从中直机关来的，主要是从中央办公厅，中央联络部，中央调查部，红旗杂志社和马列主义研究院等中央单位来的。我们要求调人的条件，政治立场坚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开始后表现好的。特别强调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清楚。这些工作人员中，除了几个人是十七级以上干部外，绝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都是经过选送单位严格审查后调来的，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是经过我们文革小组审查后调进的。部队来的同志是经总政治部干部部审查的。

　　肖力对我讲：这么多年轻大学生，没有经过实际工作锻炼的“三门干部”，就调到办公室工作，而且在钓鱼台这样生活条件优裕的地方工作，对他们锻炼成长很不利。在政治上也没有经过大风大浪考验，到中央文革来了就进了“红色保险箱”，成了当然的左派，他们很容易飘飘然。

　　对肖力的这种议论，我作为工作人员、同事，只能姑妄听之，改变这种状况，要由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来做决定。我没有把肖力的意见向上反映。


　　五、中央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及其引发的风波

　　过了一段时间，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小会议室外面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张用十六开白纸写的小字报。小字报的作者就是肖力。肖力的小字报引起了中央文革上上下下的注意和重视。小字报字数不多，简明而尖锐，矛头是对文革小组办公室的。我记得大致内容是：办公室成立以来，工作一直没有走上正轨，工作没有章法，工作人员虽然辛辛苦苦，却整天忙忙乱乱，工作不得要领，陷在事务主义中，而办公室的领导却很少过问。年轻的工作人员在钓鱼台这样优裕的环境里，如同在“红色保险箱”里，这对他们培养锻炼也很不利。办公室的工作必须大刀阔斧地改进，否则无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真是一石击起千层浪。有两位主管办公室的小组成员在肖力的小字报边上写上“接受批评，努力改进”之类表态，但都没署名。

　　这份小字报在钓鱼台十六楼贴出后，得到了部分工作人员的响应，其中有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司机最为积极。他们把小字报提升为大字报，贴到了小组成员开会必经的值班室和小会议室外边的墙面上。内容无非都是响应肖力号召，批评办公室工作无章法，工作人员陷于事务主义，不问政治，养尊处优之类。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后院起火，而放火者竟然是肖力，谁敢来扑灭这“革命烈火”？

　　正当这个“星星之火”即将酿成燎原之势时，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制止了火势蔓延。这是大字报作者始料不及的。

　　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响应肖力的号召，向办公室负责人开炮，并把肖力小字报批评的现象，提高到阶级斗争高度。大字报说，钓鱼台并不平静，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内同样有阶级斗争，不要以为钓鱼台的人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要忘记，文革前住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理论家如姚×、范××、许××这些不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吗？大字报号召办公室工作人员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大字报最后说：要“在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如何如何。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胡××、雷××。两位都是1964年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一年多“四清”，文化革命开始后调到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他们毕业后分别分配到《红旗》杂志和马列主义研究院，还没有来得及做业务工作，是地地道道的“三门”干部。他们的大字报是上纲最高，措词最尖锐的一张。许多工作人员担心，在中央文革内部将要像社会上一样搞起运动。然而工作人员大都忽略了“以陶铸同志为首”的提法。

　　在钓鱼台十六楼，在一两天内贴出有数的几张大字报。出现了胡××、雷××的大字报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来说话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王力出面宣布：在我们中央文革内部，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家对工作有什么意见，可以找小组成员反映，也可以写书面意见给小组的领导。中央文革办公室需要正常办公，不能把这里也搞乱了。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关心大字报的内容。他们议论起小胡等大字报中的“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提法。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因受江青的排挤，已很少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怎么成了陶铸为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竟然不知道小组的领导是谁？真是怪事！由此大字报而引到对小胡其人的议论。许多小组成员不了解小胡到底是负什么责任的，因为小组成员中，除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外，小胡都以他个人名义批过文件给他们。小组成员还说，《文化革命简报》这样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刊物，也经由他批发。小组成员认为小胡是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中转站”，提出是谁设立的“中转站”？需要这样的“中转站”吗？

　　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撤销这个“中转站”，并认为小胡不适于在钓鱼台工作，调出去。小胡原是戚本禹调到中央文革来的。可能考虑到小胡年轻，戚本禹从中做了些解释和保护，文革小组没有继续追究他，把他调到花园村办信组工作去了，从而平息了这场由大字报引起的风波。

　　就“中转站”的问题，设“中转站”和办公室领导无关。我向有关小组成员作了交代和解释，并承担了责任。事情是这样的：

　　开始时，小胡在办公室值班室干些接电话，跑腿的事，参加值班室值夜班。是把他当成骨干来使用的，在众多大学生中，他工作积极肯干，主动负责，能够完成交给他的任务。1966年9月以后，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又恢复了穆欣的小组成员活动，但他没有时间管办公室的那么多事。《文化革命简报》审稿权利下放到记者站后，记者站负责人为了慎重，还是把《文化革命简报》清样送办公室，请穆欣看。穆欣没时间，就把这个差事交给我，让我看，发现重大问题，再找他商量。我看了几期，因值班室的杂事太多，实在坐不下来看稿子。于是我就想抽出一位同志摆脱杂事，集中精力专门处理这些文件和稿件，办公室值班室大部人是机要秘书出身，不适于看稿子，小胡在办公室工作人员中文化程度较高，可以处理一些文件文书。我同他商量，把他调出值班室，专门处理文字文件方面的事，为了让他摆脱值班室的杂事，我把他安排到十六楼二楼空着的小会议室去办公。还嘱咐他：记者站送来的《文化革命简报》清样审稿，原来是送穆欣审的，他顾不过来，所以抽出你专门看稿子，以后各组送来的电话记录、电报、文件、你认为需要发简报或打印的，请示穆欣后再办。小胡接手这项工作后，开始还同穆欣商量，时间长了，穆欣事情多，好多事情小胡就自己做主处理了。他批给小组成员的信件、文件，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所谓的“中转站”就是这样形成的。


　　六、肖力说我是“老好人”

　　大约1966年9月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开会，小组成员也都不在，在十六楼值班室的事也少了点，我们值班室的人有矫玉山、李奎林，还有一两个人，肖力也在场同我们聊天。不知什么原因，肖力把话锋转到了我身上。肖力盘问我从哪个学校毕业，都在什么单位工作过，家庭人口多少，妻子在哪儿工作，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一连串问题，我都如实地一一回答。我边回答边想：肖力怎么在众人面前审查我的出身、历史和社会关系？

　　这时，李奎林半开玩笑地说：“肖力怎么审查起我们老王的历史了？看老王都有些紧张了。”肖力这时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笑了笑说：“老王，是个‘老好人’。”“老好人”这个词，按传统的理解，它的含义不是坏人，但也不算坚定的革命派，是一种不坚持原则，谁都不得罪的人，似乎是贬词。这个评价，出自肖力之口，当然有一定分量。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则是：脾气随和，待人厚道，不得罪人的人。这样理解也只能算中性词。


　　七、外出串连回来调到解放军报社

　　肖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信时间不长，以后她就独来独往，自由活动。她外出主要是跑北京的高等学校，同各高校的造反派头头接触。由于她的年龄、举止和装束仍然像个大学生，更便于了解情况。因此，她对北京高校的运动情况、各派的观点比较熟悉。

　　大约在1966年10月至11月，肖力突然不再到中央文革办公室来照面了。11月的一天，她回了钓鱼台，一身土气，短发扎着一根红头绳，穿了一身学生装，显得很疲惫。我对她说好久不见了。她告诉我，她同北京的几个同学一起到外地串连去了。

　　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前，肖力调到解放军报社工作。调离中央文革时，戚本禹向我交代，肖力到解放军报后，还要回来看文件，凡是我们能看的都可以让她看。肖力刚到解放军报那一段，隔三差五地还回来看文件，了解一些情况。后来在解放军报“造反”夺权后，回钓鱼台的次数就少了。不过肖力每次回来，碰见我还是打招呼的，有时也聊上几句。


　　八、肖力和谭厚兰“互不认识”

　　肖力调到解放军报社后，她到钓鱼台的次数也少了，即便来也是来去匆匆。直到1967年“七二○”武汉事件后，7月25日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凯旋归来。毛主席在外地，未参加大会，从林彪到所有未被打倒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次是我到中央文革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是中办和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名单把我列入其中的。在上天安门城楼的人中，北京高等学校的五大领袖不必说了，还有北京市革委会各组成员和一部分外地来京串连的著名造反派头头。

　　在开会前，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碰到了肖力，因为好久不见，我俩就随便聊起来。正在肖力同我聊的时候，北师大井冈山公社负责人谭厚兰突然出现在我俩的面前，谭厚兰面对我提出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难题。当谭厚兰跟我说话时，肖力还没离开，我小声问肖力：你们不认识？我给你介绍一下。肖力摆摆手示意不必了，随后就离开了。谭厚兰向我提出，外地一个造反派头头现在在北京，是个坚定的革命派，这次登城楼，没有他的名字，谭厚兰认为他应当上天安门城楼。我告诉谭厚兰，外地红卫兵头头登城楼的名单不是我们定的，我不了解这个情况。出于负责，我带谭厚兰去找正在城楼值勤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我向杨德中反映了谭厚兰的要求。杨德中说：今天登上城楼的名单是中办和中央文革定的。要临时增加人，必须经汪东兴和戚本禹两个人批准，别人无权批准登城楼。谭厚兰不死心，又找戚本禹磨去了。

　　肖力和大名鼎鼎的北师大造反派头谭厚兰互不相识？我觉得有点奇怪，可是两人见面却如同陌生人。这里边的缘由到底是什么，我猜不透。最近我看过一位叫师东兵写的《文化大革命纪实》的书，书中说，肖力在文化革命初期曾以“成都档案馆机要员”的身份找过谭厚兰，同谭厚兰谈什么材料的事，谭厚兰给肖力看了许多秘密材料，后来“机要员”突然失踪，材料也带走了。该书作者绘声绘色地描述“机要员”如何同谭厚兰巧妙周旋，谭厚兰竟不知道她是毛主席女儿肖力。这个事，以前我从未听说过，如果师东兵说的情况属实，那么就可以作为肖力和谭厚兰“互不相识”的注脚了。

　　王广宇，《问史求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