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日期新考

　　内容提要：目前，社会各界公认194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移驻西柏坡，2008年笔者对此作过考辨，现作再考辨。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移到晋西北后一分为三，应从三地中央机关实际来判断中央驻地。陕北中央前委机关以人民解放军总部为主，陕北若干村庄是中央军务机关暂时驻地。中央工委机关以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青委、解放日报、军委政治部等15个部、委、办为主，西柏坡是中央党务部门的驻地。三交镇主要是中央后委机关的驻地。西柏坡一身二任，既是中央工委所在地，又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共中央机关1947年7月12日基本上移驻西柏坡，人民解放军总部1948年4月23日移驻西柏坡，毛泽东1948年5月27日入住西柏坡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一年零九个月，不是十个月。


　　［关键词］：中共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新考


　　［作者简介］：陆仁权（1942--），男，江苏省扬州市人，中共河北省委讲师团  教授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社会各界在每年的“5·26”这一天，纪念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在1948年5月26日移驻西柏坡。史学界以此断定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的历史为十个月。移驻日期表面上看是个时间问题，实质上是以何种观点和方法认识历史问题，即中共中央的移驻是以党的领袖行踪为标志，还是以撤出延安并转移到晋西北的中央机构分流三地后各中央机关的实际状况来确认，来研究中央机关的转移。本文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中共中央机关移驻问题作一次新考。


　　一、2008年对中共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日期的考辨


　　2008年，笔者查找了几则史料。一则是1978年5月26日西柏坡纪念馆开馆典礼的消息。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同志在开馆典礼上指出：“今天，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党中央由陕北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来到西柏坡30周年纪念日。”二则是《任弼时传》记述：1948年“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由城南庄到达滹沱河畔的西柏坡，和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及先期到达的中央后委叶剑英、杨尚昆等会合，从此，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完成了历史使命，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1］（p683）三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记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于1948年3月21日自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与叶剑英、杨尚昆率领的中央后委会合。随后继续东进，于4月13日到达阜平县城南庄。周恩来、任弼时等于4月23日到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即行撤销。毛泽东暂留城南庄。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移住西柏坡。”［2］（p973）这三则史料表明，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与毛泽东“移住”西柏坡，两者主体不同，一个是中共中央机关，一个是党的领袖毛泽东；两者到达西柏坡不是同步，既不同日，也不同月。因此，现在把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移住”西柏坡的日子，等同于中共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的日期，无疑是对历史的误判。


　　在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党务、军务、政务工作中，通常代表中共中共发布一些重要政策和决策。但是却不能据此认定毛泽东在哪里活动，中共中央机关就跟随着移动，其驻地就随之迁到哪里。判定一个政党的“驻地”，绝不能以最高领导人的“住地”为唯一标准，而是应以政党机关的“驻地”落户在何地为主要依据。笔者在《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发表的《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日期考辨》一文中指出：“中央机关”的称谓，是中共中央的标志。1948年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到西柏坡，毛泽东因准备出国访问而暂留城南庄。因此4月23日就是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的起始时间。


　　几年来，笔者阅读相关史料，发现把4月23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移驻西柏坡的日期仍有不妥之处。主要问题在于，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西柏坡时率领的“陕北中央机关”内涵是什么，有多少中央机关，是些什么中央机关？西柏坡中央工委机关的机关内涵是什么，有多少中央机关，是哪些中央单位。由此而言，“陕北中央机关”能否称之为“中共中央机关”？该用什么样的新概念来称谓它？目前，有关党史著述尚未对上述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为此，本文拟对中共中央机关移驻问题作“再考辨”。


　　二、中央在陕北一年多的流动村庄不能称为中共中央机关驻地


　　1947年3月2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任弼时在致聂荣臻、萧克的电报说：“中央和军委机关除极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其余部分和老弱妇孺包括董老、吴老等均移到晋西北柳林、临县、兴县地区。”［3］（p517）3月2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是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致贺龙、李井泉电时明确表示：“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4］（p177）3月30日，毛泽东、任弼时致贺龙转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毛、周、任三人主持中央。”4月9日，中央在一封电报中重申：“我党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5］（p45、51）4月11日，周恩来起草的电报中说：“根据目前战争形势与上月‘中央仍留陕此，’另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5］（p52）上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五封电报要义有三项战略决定：一是中央仍留在陕北；二是从延安和陕北撤出的中央机关大多数转移到晋西北和华北；三是另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这三项战略决定是本文“再考辨”的前提。


　　那么，以上电文中的“中央”当作何解释呢？1961年11月16日，周恩来曾对外宾讲道：“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6］（p842）在此，对当时“中央”的内涵演变讲得十分清晰。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电文笔下陕北的“中央”，不是指中共中央机关，而应指中共中央一级党的组织，即通常所说的“党中央”。这表明，在一年的转战陕北过程中，中共中央的党、政、军最高权力并未离开陕北地域。因而，中共党史研究者应当十分注意这一特殊时期党的历央文献中关于“中央”的用语，准确把握其内涵。显然，毛、周、任三位中央领导在陕北村庄的住地，不能称为中共中央机关的驻地。


　　陕北的中央纵队或中央前委。1947年3月12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向晋西北转移，毛泽东、周恩来从枣园撤到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率人民解放军总部大部分人员撤出延安。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毛泽东、周恩来随任弼时率领中央纵队（亦称“前委机关”）转战陕北。


　　关于“前委”的称谓，据有关资料说：“在枣林沟会议上决定将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和工委两部分。”［7］（p435）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时就常用“中央前委机关”的概念。例如1947年10月24日、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神泉堡先后与汪东兴谈话，派他到杨家沟，“为中央前委机关选一个地方过冬。”［8］（p236、238）


　　关于中央纵队和人员的情况，据《任弼时传》记述：1947年3月底中央领导分工决定后，任弼时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宣布将留在陕北的人员按军事编制成立中央纵队，下分四个大队：第一大队为直属队；第二大队为军委二局的前梯队，由二局干部中挑选的二十多名机要人员组成，负责情报工作；第三大队负责电台和通讯工作；第四大队是范长江率领的新华社工作人员。另加中央警卫团的四个连，一个内卫排和一个团部，共约八百人。中央纵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叶子龙为参谋长、廖志高为政治部主任，代号为三支队、九支队等。毛泽东曾诙谐地对任弼时说：你们四个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八百人的“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1］（p622-623）


　　《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371天，行程1000多公里，居住过12个县境内的38个村庄。


　　中共中央在长征时期与陕北时期的党情、社情、军情不同。长征时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央苏区危在旦夕，中共中央机关失去江西瑞金驻地。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军委机关随8.6万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行程万里，历时一年到达陕北。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机关驻地是随红军流动转移的。


　　1947年的党情、社情是，中国共产党已有270万党员，党员和党的组织遍布解放区，在国统区也建有一定的党组织机构；解放区人口、面积、所占有的县城均接近全国总量的30％。中国革命处在近代史上的第四次高潮中，军事、政治的发展态势是凯歌行进。为了民主革命最后的全局性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留在陕北，转战陕北。将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撤出陕北，转到晋西北一带，并进一步转移到太行，转移到华北。军情是，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在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共中央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这个概念，取代此前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的概念，将开始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达到195万人，其中野战军发展到100万人以上。在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局部反攻。上述情况表明，毛泽东撤出延安后在陕北1000多公里行程中住过的38个村庄称之为中共中央机关驻地，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此时，陕北住过的38个村庄是中央纵队机关的驻地，是中央前委机关的驻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的驻地，但不能称之为中共中央机关的驻地。


　　三、严格界定和使用撤出延安转移晋西北的中共中央机关分到三地后中央机关的称谓


　　1947年4月11日，周恩来起草了从延安撤到晋西北的中央机关分配方案。方案说：“现在的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应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到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5］（p52）分配方案对三地中央机构的定名为“中央”、“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方委员会”。为了“再考辨”方便，三地党的组织和工作机关我们分别定名为：陕北中央前委和陕北前委中央机关，西柏坡中央工委和西柏坡中央工委机关，三交镇中央后委和三交镇中央后委机关。这时的中共中央作为党的最高组织留在陕北，由党的领袖毛泽东发布方针、政策、指示，不受时空限制。然而，陕北前委中央机关、西柏坡中央工委机关、三交镇中央后委机关则是中共中央机关统一体的三个组成部分，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部分不能代替整体，代替了可能就出差错。这是其一。其二，陕北、西柏坡、三交镇三地中央机关，分割的是整体的中央机关单位，不是对每个中央工作部门均一分为三，也不是对延安原中共中央机关进行等量分配，而是根据各地的工作任务进行部门分配分流。有的单位是整建制划拨，有的单位人员是一分为二，有的单位人员是一分为三。这样，陕北中央前委机关是以军务部门为主体，西柏坡中央工委机关是以党务、政务部门为主体，三交镇中央后委机关以为陕北中央前委机关服务的部门为主体。


　　目前，党史界谈到党中央撤出延安后的一年多的历史时，不少著述仍使用“中共中央机关”概念。例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记述：“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于1948年3月21日自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2］（p972）这里把流动转移一年的陕北前委机关称之为“中共中央机关”，一是未考虑1947年3月30日毛泽东、任弼时电文中“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的战略撤离陕北的重大决策；二是未考虑周恩来1947年4月11日电报中关于中共中央机关三方面分配的变化情况。对此，建议中共党史著述要使用历史文献中的概念：“中央和军委机关”、“党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中央前委和中央前委机关”，或者“陕北中央前委机关”及中央纵队。这样可如实体现中央机关在撤出延安后三地分布的历史性变化。同时，绝不应该再用“中共中央机关”取代上述的几个概念。


　　四、西柏坡中央工委机关包含最重要、数量最多的中央党务、政务工作机关


　　周恩来关于晋西北中央工作机构的分配方案，是根据陕北、华北、晋西北的工作任务对中央机关单位进行分配的，而不是对中央各机关的等量划分。


　　陕北中央机关的单位有：中央除现有工作人员外，再从晋西北抽调军委一局大部、二局一组（一台、四报务员、二猜译员）、中机五人及警卫第二连一个排，统由李涛率领，乘米绥公路未断时，经碛口、绥北、四十里铺至双湖峪区，转来中央工作。这里调往陕北的中央军委一局、二局的部分同志，中央机要处和警卫连的部分同志。


　　这里，陕北中央机关“现有工作人员”，就是本文前提到的中央纵队的四个大队；而从晋西北抽调的（一局大部、二局一组中央机要处五位人及警卫二连的一个排）是军委下属单位的部分人员，没有一个整建制的中央工作机关。他们按照军事编制，实行轻装。


　　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单位有：在中工委下，中组部（安子文率领并带党校全部及招待所大部），中宣部（陈伯达率领），解放报社（廖承志率领），社会部（附警卫团新编两个连及一部干部赴太行接收新兵成立新的团），政治部（傅钟率领），青委（冯文彬率领），徐老文教工作团，三局一部（任务为工委服务，联络中央、各中央局、各分局及某些区党委，必要时联络各区前方司令部，另送一部分资材给太行，加强该处广播电台为解放报、新华社服务），中央机要处一部（配合电台，分出适当的人员并密码），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各去一部（合为一个单位），总卫生部一部，杨家岭行政处及军委供给部各去一部（合为一个单位）。

陆仁权，中国共产党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