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青年”长成了吗？

——简体横排版《新青年》整理者席云舒专访


1915年9月，《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创办者陈独秀时年36岁，重要参与者鲁迅时年34岁，沈尹默33岁，高一涵30岁，钱玄同29岁，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皆26岁。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至今已近100年。它前后仅存在11年、总共出版63期，但对20世纪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在1936年给上海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杂志题词中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这个评价很中肯。

    近日，皇皇12册《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由黄河出版集团出版。正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席云舒从2003年初开始整理《新青年》，2008年底整理完成，到今天出版，前后整整10年。值此出版之际，本报对席云舒进行了专访。

    读书报：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到1926年7月出版最后一期，《新青年》先后倡导过“民主与科学”、文学革命、个性解放、女子解放，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等很多主张和理念，它们被认为是当时青年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和吁求，有的今天已经实现，有的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有的则随着时代变迁已失去讨论的意义。请对此做一介绍。

    席云舒（以下简称“席”）：《新青年》杂志以1920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也是它的一面旗帜，主要倡导“民主与科学”新文化，性质是思想启蒙刊物；后期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后来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和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主要宣扬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前后的办刊理念、宗旨和作者队伍有很大不同，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也不同。但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新青年》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极其深远。我认为如果要从20世纪以来的所有杂志中选出一份对中国近百年影响最大的，那毫无疑问应当首推《新青年》。

    《新青年》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影响，跟“新文化运动”的成功有关，也跟后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有关。但就《新青年》本身特点来看，它不仅有明确的主张和理念，同时围绕这些理念研究各种具体的问题。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便要反对传统的礼教文化，便要研究文学改良问题、戏剧改良问题、个性解放问题、女子解放问题，领导白话文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便要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劳动状况问题、工农问题、社会主义问题。通过研究解决时代社会最为切要的问题，来实现他们的主张，这是《新青年》能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

    正是《新青年》倡导文学改良，中国文学史才由此划分了一个时代，白话小说、现代戏剧、新诗等才确立了文学上的正宗地位；正是白话文运动，我们现在才有了言文一致的语言工具……个性解放是《新青年》一项未完成的任务，很快就被民族解放的任务取代，但《新青年》提出的个性解放的任务，成了我们今天仍然要不断努力的一个方向。当时的女子解放问题，如婚姻自主、受教育的权利、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经济权利等，都已逐步得到实现，但到了今天，新时代又遇到了新问题，如女子在就业等方面受到的歧视等。

    读书报：《新青年》在1918年10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五号上就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1919年5月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为什么要以1920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专号”作为前后期的划界？

    席：你的这个问题很好。《新青年》虽然最初创刊于上海，但1917年初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1920年以前《新青年》主要在北京编辑，从1918年的第四卷开始，改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鲁迅等人轮流执编。这些编者中，最热衷于谈政治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最力的是李大钊，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都倾向于做思想文艺方面的文章，用胡适的话说，是“要想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这期间，《新青年》除了批判孔教，讨论文学改良、女子解放、语言改良与世界语等问题，还出过“易卜生专号”、“戏剧改良专号”、“马克思主义专号”三个专号，总体上讲还是一份思想启蒙刊物。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新青年》停刊5个月，1920年1月陈独秀到了上海，《新青年》也随之转移到上海，从1919年12月开始的第七卷起改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此后这份刊物的内容变得高度政治化，作者阵容也有明显变化。第七卷出过两个专号，一个是第四号“人口问题专号”，另一个是第六号“劳动节纪念专号”。杂志风格的变化引起胡适等人的反对，此后，原来的大部分编者和主要撰稿人都很少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从1920年9月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编辑部增加了李汉俊、陈望道等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杂志风格完全改变，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大致可以说，主要出版于1920年的第七卷凸显了较强的政治色彩，是从启蒙刊物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的一个过渡。

    读书报：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可说仍任重而道远。这个命题涵盖下的具体问题，从《新青年》来看，五四一代学人在什么层面上做了哪些探讨？

    席：“民主与科学”概念是陈独秀在第六卷第一号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提出来的，但并不是说《新青年》直到1919年才开始倡导“民主与科学”，可以说《新青年》从创刊伊始就在倡导这个理念。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说过：“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民主包括民主程序和民主权利，人权当然是一种基本的民主权利。这份《答辩书》可以看作陈独秀对《新青年》前期主张的总结。《新青年》前期讨论的各种问题，都是围绕“民主与科学”这个理念来展开的。

    这期间《新青年》提出的问题和主张非常丰富。包括：张扬科学精神与民主理念，主张人格独立、人权平等、言论自由，反对孔教、礼法，批判尊卑思想与纲常伦理，反对迷信、批判灵学、破除偶像，倡导文学改良与白话文运动，讨论汉字拼音化与推广世界语，主张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倡导女子解放、婚姻自主、社交自由、男女平等，以及与各种保守思想作斗争。这种种问题，如前所述，有的早已解决，有的尚待后人去努力，有的则随着时代的发展，问题本身已经发生变化。还有些问题，比如汉字拼音化与推广世界语等，今天已经失去继续探讨的意义。至于《新青年》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研究工农问题、社会主义问题，历史已给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成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这对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影响尤为重大。

    当然，《新青年》当时的主张并不都正确。第一，《新青年》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采取一种全盘性的反传统的态度，不仅否定了传统文化中陈旧、落后的东西，同时也否定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凝结在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和美德。第二，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在讨论文学革命等问题时，显得缺乏基本的民主意识与宽容精神，以为“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以这种既不民主也不科学的方式来倡导“民主与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悖论。第三，五四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启蒙心态，一种救世主心态，“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以为自己是时代的先知，别人都是不觉悟的糊涂蛋，这种心态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文化上的独断。《新青年》对于历史的贡献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但一些矫枉过正的主张和“唯我独尊”的态度，则需要反思。

    读书报：《新青年》前期取得最大成功的是倡导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为什么？我们该怎样理解这两个主张跟“民主与科学”的关系？

    席：20世纪初知识界对于文学改良的吁求和白话文写作，都不是从《新青年》才开始的。1902年梁启超等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梁启超在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把小说革新提到很高的位置，他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学生，必新小说；及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可以说是文学革命的先声。

    《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不仅关乎文学，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其更大的目的是为中国寻找一种适合现代普及国民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语言。

    古代教育是少数人的教育，是私塾教育、书院教育，文言尚不会成为教育的障碍。但现代的教育是学校教育，是普及的国民教育，要让全体国民都能接受平等的教育，这样，老百姓根本听不懂的文言显然就不适应教育的需要了，寻找一种适用于普及教育的语言工具成了知识界的当务之急。这就是《新青年》倡导白话文运动的根本原因。一种语言，只有当它成为文学的语言，成为普遍用于书写的语言，才能成为民族的语言和普及教育的工具。赵元任曾探索过汉字罗马化方案，《新青年》也发表了很多讨论推广世界语的文章，鲁迅曾经主张废除汉字，胡适的意见则是用每个人都能讲的白话来取代文言。

    1916年底，胡适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主张，陈独秀随即在第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称“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新青年》随后又连续多期发表大量讨论文学改良的文章，包括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著名篇目，又发表了鲁迅的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等，以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的大量新诗。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之所以能迅速取得成功，首先是因为它顺应了时代的需求，晚清到民国初年学校教育的推广，急需一种适合于学校教育和普及国民教育的语言工具，汉字罗马化和推广世界语在当时只是一种探索，白话才是最适合的；同时，文学也需要革新，文言的文学不适合于普通大众阅读，而白话的文学则更加易于被广大的读者接受。胡适就认为文学“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正是《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白话文学才得以成为文学的正宗，文学革命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历史。其次，1919年的五四运动也是白话文运动迅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全国各地涌现出几百种白话报刊来报道这一运动，使白话文得到迅速普及。第三，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命令，要求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这既是《新青年》倡导白话文运动的结果，也是白话文得到进一步推广和普及的原因。

    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和“民主与科学”的关系，我们已经说过，《新青年》倡导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目的，是要为现代的学校教育和普及国民教育寻找一种合适的语言，它的最终目的是让全体国民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而《新青年》的主将们选择人人都能使用的白话，通过文学革命在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是“民主与科学”精神在文学改良和白话文运动中的体现。

    读书报：个性解放和女子解放也是《新青年》的重要吁求之一，它和“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是怎样的关系？个性解放问题在近百年来的历史上似乎颇为曲折，《新青年》的这一吁求今天算实现了吗？

    席：古代伦理是礼教的纲常伦理，强调的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种伦理从汉儒开始制度化，到宋儒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名教伦理的准则。陈独秀指出：“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也。”这种伦理和制度所塑造的人格，是一种奴隶的人格。而所谓个性解放，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即“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要实现这种“自主自由之人格”，就“不得不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这种个性解放与自主人格的养成，被胡适称为“健全的个人主义”。陈独秀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新青年》倡导个性解放，就是倡导一种伦理上的觉悟，养成独立自主的平等人格，只有人格平等，才可能有人权平等。

    女子解放问题，《新青年》从婚姻自主、贞操观念、女子的受教育的权利、社会交往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经济权利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还通过戏剧和对戏剧的讨论来鼓吹这一理念，“易卜生专号”上的戏剧，不仅是在介绍这位挪威剧作家的作品，更是在通过戏剧来探讨女子解放的严肃问题。经过《新青年》的倡导，婚姻自主、男女同校等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女子解放问题可以看作是个性解放问题的一个部分，个性解放要求人格平等、人权平等，不仅仅是针对男子而言的，女子当然也包括在其中。

    但《新青年》的个性解放的主张，正如你所说，并未完全实现。《新青年》本来是“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人格平等、人权平等和男女平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上革新的基础。但后来，历史的风云变幻改变了《新青年》这一努力的方向，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叫“救亡压倒了启蒙”，随着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以及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我们在救亡道路上越走越远，思想启蒙的任务只能让位给民族解放。这个问题后来被重新提出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当初《新青年》提出的女子解放的主张，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男女同校、同工同酬等基本上都实现了，今天我们遇到的性别歧视等问题，已经不是《新青年》当初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个性解放问题，养成平等人格、实现权利平等这些主张，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夏中义先生曾指出，21世纪以来，当代青年和大学生中流行的是无边的消费主义、历史的虚无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等观念。年轻人考虑的不再是“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要实现《新青年》提出的个性解放，包括克服女子解放中在当代出现的新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读书报：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国家社会之隆盛，“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之奋斗”；他在《新青年》中又说，“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改造青年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是他创办《新青年》杂志的目的。百年之后来看，我们的“新青年”长成了吗？

    席：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来看。客观地说，今天的社会较一百年前确有很大进步，礼教的纲常伦理破除了，国民受教育的程度大大提高，青年中已经逐步消除文盲，女子也取得与男子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但比照《新青年》当初提出来的目标来看，可以说我们的“新青年”还远未长成。

    你提到的这两篇文章都是《新青年》早期的纲领性文章，也是《新青年》学人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一年后又在《新青年》中提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第二当明人生幸福问题”。他希望青年“量力以求成相当之人物为归宿”，“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而青年在人生幸福问题上，应有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无论是比照前面六点，还是后面两个要求，当代青年都还存在巨大差距。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需要进一步努力的目标。

    《中华读书报》记者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