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人成性：一个杰出知识分子怎样丧失正常健康的人格

“敦煌魂”毕可祭（下）


（续前）（八）天高皇帝不远

经历过解放后每一场政治台风的我，唯一确信的事实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找不到一个死角、防空洞、避风港。台风总是以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威猛，把每一个旮旮旯旯都要荡涤冲决。莫高窟虽然远离北京，但天高皇帝不远，岂能逃避逃脱？问题是反右运动对于莫高窟是一场九级地震，十二级台风，铺天盖地的海啸。

当我从一些书籍刊物的字里行间了解到莫高窟反右运动的情景时，真是惊诧莫名，莫名惊诧。

（1）右派孙儒僩和李其琼夫妇的遭遇
1947年来到敦煌的孙儒僩和晚他5年到来的李其琼是一对艺术家夫妇。1957年反右运动来临，夫妇俩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控制使用。但即使背负这样的精神包袱，仍然阻挡不住他们对艺术的激情。白天李其琼被监督着劳动，晚上她则偷偷地钻进洞窟研究壁画，物我两忘。右派帽子摘掉后，在美术组的李其琼继续投入壁画临摹，石窟保护组的孙儒僩对1963——1966年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工程，则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更大的“文革”风暴将他们卷到了四川老家乡下。[4]

（2）右派史苇湘的遭遇
史苇湘和欧阳琳是有着同样遭遇的一对艺术家夫妇。1948年就来到了莫高窟的史苇湘，熟悉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塑像，石窟和佛经的内容全都在他的大脑里，因而被大家誉为“活资料”、“活字典”。然而就是这本“活字典”，反右运动时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到来后，他被赶到乡下放羊去了。[5]

当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史苇湘著文深情地回忆《初到莫高窟》的情景：那是1948年9月25日：

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负责管理窟区，共计二十多个工作人员，流沙籁籁在危崖上飘流，像瀑布一样，窟前沙丘起伏，长着一丛一丛的骆驼剌和红柳，下层洞窟多半被沙堙埋，危岩残壁上栈道早毁，上层洞窟大部份要从清末王道士雇人毁壁凿成的洞穴穿过，奇异的是尽管这些破洞残壁如此褴褛，其中的壁画与彩塑却处处神采奕奕，放射着诱人的艺术魅力，诱惑着我要急切地去认识这个被人类历史遗忘了的艺术世界。

当段文杰、范文藻、孙儒僩、黄文馥、欧刚琳这些老同志领我第一次进入石窟时，我被这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彩塑惊吓得发呆了，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憾与冲激可以比拟。当时，我很快就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的“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的那些大幅壁画摹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为我解说敦煌壁画时说的：“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谆谆教导，五年以后的1948年秋天，我终于进入了莫高窟，才发现展览会上我见到的不过是千分之—万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临本，是张大干先生以他精深、睿智的艺术慧眼理解、研究过的艺术，今天这些壁画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陆离斑驳、五光十色、处处有人类历史的脚迹，也有人间的幻梦……

当时，我刚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中学到的绘画基本技法和一些初步的装饰画原理，以及一点西洋美术史知识、美学常识，就要来换取进入敦煌艺术殿堂的“门票”，显然是太自不量力了。

但，作为一个风尘千里的朝圣者，我终于踏进这座圣殿的门槛了。[6]
这些痴情敦煌艺术的青年，为敦煌艺术，也为常书鸿的事业与理想，奉献了一切可能奉献的精灵，但是，他们在常书鸿的夫妻店里掉进右派深渊。

（3）段文杰的遭遇

段文杰这个人，对常书鸿太富有戏剧性了。他是继常书鸿之后，担任敦煌艺术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

1946年6月，常书鸿坐着傅斯年找陈诚调拨的十轮大卡车，离开重庆。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车子在路上开开停停，一个月后才到达兰州。这时又来了一个青年人叫段文杰，前些时候我在兰州开‘父女画展’时他曾帮助布置展览。他希望随我到敦煌工作。他说他是重庆国立艺专的毕业生，目前在兰州社会服务处任职业介绍股股长。我接受了他来敦煌工作的要求。在兰州，我们经过短暂的休整，继续西行，于1946年的中秋节前夕到达了敦煌。根据我的安排，郭世清负责总务，其妻刘缦云任会计，段文杰为美术组组长。”[7]

这是常书鸿为段文杰所作的记载，仅此而已，不过他还没有不着一字。

我真为常书鸿脸红。常先生啊，走笔至此，你怎么能够不向段文杰表示一丁点、哪怕只有一丁点的歉意呢？！

请读《敦煌百年》的记叙：“自从1944年在重庆看过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后，段文杰便与敦煌艺术结下了终身之缘。他告别家乡的妻子，一路历尽艰辛，在1946年来到了敦煌。多年以后，段文杰回忆他第一次到达莫高窟的情景时，依然记忆犹新：‘中秋节前夕，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当汽车驶入莫高窟时，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我跳下汽车便钻进了洞窟，目光贪谗地扫视，像饿牛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

10年后，做小学教师的妻子龙时英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带着儿子从山清水秀的天府之国来到了莫高窟，教那些研究所人员的孩子念书。然而等待她的不仅仅是清贫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段文杰更大的厄运还在后头。 

“文革”风暴一起，段文杰成为第一批遭打击的对象。十年的两地分居，十年的患难与共，面对又一轮的政治风暴，龙时英再也支撑不住了，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被赶出研究所的段文杰，带着患病的妻子向农村走去。段文杰将自己省吃俭用购置的书籍中的精华部分捐献给了研究所资料室，将另一部分书籍拉到废品收购站，便赶着牛车，离开大路，曲曲折折地驶向了远在戈壁边缘的墩湾大队。此后的两年里，这位临摹、研究敦煌艺术的专家开始了农民的生涯：拉土、垫圈、喂猪、做土肥料，给乡亲们理发、写信，去公社里写标语、画宣传画……”[8]

《血泪铸敦煌》（王家达）则对段文杰在反右中的“厄运”记叙比较详细：“反右运动开始了！他的材料迅速地报了上去，他即将被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推进‘右派’的深渊。但是上面没有在他的材料上签字。他除了关于敦煌艺术的意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性的言论——因为他的心里只装着敦煌。‘右派分子’批不下来，低能儿们就另谋良策。恰好有人揭发了他的一桩令人发噱的‘隐私’：有位厨师的老婆在帮段文杰洗衣服时，从裤兜里发现了一枚金戒指。那是解放前夕，被当作工资发给他的，一直在裤兜里装着。他一心扑在艺术上，竟忘了这枚戒指的存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周张着一双双警惕的目光。这一‘反常’现象立即反馈到运动领导小组。太及时了！不容多辩，‘勾引良家妇女’的罪名成立了。一顶现成的‘坏分子’子戴在了段文杰的头上。取消了副研究员的资格，工资降到40元，内部控制使用，不准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 [9]

段文杰的问题关键在反右。段文杰是常书鸿半路上“收容”的人才，他对敦煌一往情深。他在常书鸿手下已经工作了11年。你常书鸿对他还不了解？特别是上报的右派材料已经被拒批的情况下，还要罗织罪名，打成“坏分子”，这就太不仗义了。这个责任该谁承担？常书鸿？李承先？“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低能儿们”显然是暗指常氏夫妇。

当我初次读到高尔泰的记叙云：“那天在中寺大院批斗常书鸿李承仙，我在陪斗。弯腰低头，双手后举。她（指妻子李茨林）先到家里，门开着没人。放下包裹，来看斗争会。正碰上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揪着李承仙花白的头发，一问一个耳光。一大串问题中还提到了她的名字：为什么把反革命份子的女儿李茨林拉进所里？对于段文杰的凶态有点疑惑，现在知道了前因后果，不免感到悲哀！为段文杰，也为李承先、为常书鸿……”[10]

这样的事情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是无论如何难以理解的。这就是段文杰做了第二任所长之后，常书鸿去了北京背景。

不过，我觉得段文杰的心胸还比较豁达。在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他写了《悼念敦煌文物事业的开创者常书鸿先生》，发表在《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上，而常书鸿在自传中却毫无表示。难道这也要“留给后人去写”吗？

（九）革命，谁革谁的命？

据高尔泰介绍，文革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只有49个人，那么，反右时期人员要少得多，还包括工人。按照政策，工人不打右派。再者，据段文杰记载，原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员，坚持到解放的只有14人，其中专业人员只有7人。

那么，这7个专业人员在反右运动中命运如何？这里可以指名道姓的右派就有孙儒僩、史苇湘以及段文杰 3个，李其琼和毕可是解放去的，他们都是主动投奔常书鸿的小青年，研究所的元老、骨干、中坚，和常书鸿风雨同舟过，是有功之臣。段文杰没有打成右派，却被打成了坏分子。因此，解放前进所的专业人员7个人，除了常李夫妇大概只有两个人没有打右派。这样的打右派比例，在全中国也没有听说过。常书鸿呀，你竟然下得了这个狠心。

这个僻处在塞外沙海荒山中的小小单位，它打右派的人数，其比例，绝对属于“上游”水平。你常书鸿“参加”革命是从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手下跑来，他们都是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到底谁“更”革命“更”清白？真令人叫绝！

搞政治运动几乎有个铁律：某些自己有某种问题的领导，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革命，下手之重简直是令人胆战，令人齿冷！相反，有些大老粗，对知识分子反而还要仁慈一些，手轻一些。

关于反右，常书鸿在自传中无只言片语。一字不着，尽得风流。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也因为这个原因，常书鸿在自传中，对于抗战胜利前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涉笔，不过主要是记叙他们要“打回老家去”，很少记叙他们的工作成绩，而对抗战胜利后的工作人员情况，几乎没有记叙。好像从1944年元旦挂牌建所，到1949年解放，整个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都是常书鸿一个人做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很少为属下评功摆好，其实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的属下的心血结晶，常书鸿是学油画的，国画他不在行。

一个所长，如此贪功，已经够黑心了，再把别的人都打成右派，所以王家达的文章称他是“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

常书鸿先生企图以一本自传来表明，他，一贯正确。

说句真话，我对于常书鸿的做派，怀疑了好几年。曾经在电话中多次询问大洋那边的邵芳老太太。她说，那时她每天就是忙于进洞、临画，所中同仁关系也非常和睦，旁的方面，实在没有什么了解。这话我是相信的，因为有信为证。

人是会与时俱进的。常书鸿在“因缘际会，跟风走红”方面，真是能干。

（十）夫妻合一、党政合一的夫妻店

我们可以拿敦煌艺术研究所解放前后的特点加以比较。

解放前，这里没有党支部，没有搞过政治运动，人员可以自由流动，双向选择，来去自由，所以所长显得“弱势”，是一家“有限”公司，因此人际关系宽松和谐。

解放后，这里逐渐有了党员和党支部，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而人员与单位形成依附关系，没有逃遁的自由。加上这个夫妻合一、党政合一的夫妻店，处在与世隔绝的沙漠中，却是中央直属单位。因此这家“有限”公司随着改朝换代异化成“无限”公司，山沟里的独立王国，权力无限膨胀放大。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也导致人性的异化。

解放前“反对”常书鸿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一走了之，那个张民权就是翻了脸走的。解放后“反对”常书鸿要上纲上线成了“反党”，不但走不脱，而且要叫你穿小鞋、戴高帽。到1957年，和他共事的职工，最长的有11年之久，如段文杰。锅碗瓢盆，那有不磕不碰的？解放后，常书鸿一步步成了大红人，也一步步离开了群众，等到“大鸣大放”一来，也就成了众矢之的。

解放前的常书鸿没有绝对权力，没有一个党支部的靠山，也没有政治运动的需要，所以他对下属不能为所欲为。解放后他获得了绝对权力，头上的光圈越来越多越耀眼，使他拥有了绝对权力。绝对权力是销蚀人品人格人性的硝镪水。加上他们又是夫妻档，党政合而为一，不知是夫唱妇随，还是妇唱夫随，或者双簧齐奏。这更增加了他们施展拳脚的自由度随意度，没有一个可以相对制衡权力的内部力量或外部力量，来缓冲矛盾的震撼。他们夫妻最后也在绝对权力的魔力陷阱之中越陷越深而不自知自觉。悲哉！

常书鸿写自传的时候，已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十几年，历史的是非已经颠倒，尤其是在八十年代舆论仍然有相当的自由空间，反思的氛围还比较浓厚，但常书鸿自己竟然丝毫没有自我反省之心。这或许是在自传中，对十年文革不置一词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他脱离群众到这步田地，仍然想靠“中央”为他挽回名誉、面子，就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像孙纪元那样的人，当然应当唾弃，但是自己的帐还得自己算。在良心上毫无忏悔之心，毫无自责之意，毫无内疚之明，仍然以表明三忠于之类的愚忠为光荣，所以落得有“家”回不去的悲情。

他为什么非要坚持回敦煌？还是为了面子，一层涂了班驳油彩的面子，以凑足自传题目所谓“敦煌五十年”的面子。

常书鸿从1943年到达敦煌算起，到1972年4月陪韩素音游敦煌为止，前后在敦煌的时间满打满算为29年，以后大概敦煌就不是他的“家”了，因为敦煌的“两派”群众都顽固地坚决地反对他回敦煌。常书鸿最后唯一的遗憾是在北京、而不是在敦煌寿终正寝。

经过40年的改造，常书鸿确实是“脱胎换骨”了，脱了“资产阶级”的胎，换了“无产阶级”的骨，“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常书鸿却因缘际会，跟风走红。”（11）但丧失的是正常的人格与健康的胎骨。

经历过文革的人知道，一个领导被本单位的两派都残酷揪斗最后还如此拒绝的情况是罕见的个例。通常是一派保，一派革。两派都革，革到底，这种例子较少。我们无法悬测敦煌的情况，是群众不通情达理，还是常李夫妇得罪群众太过分。

我看不出常书鸿是一个擅长钻营玩世不恭八面玲珑投机取巧的犬儒。

他是属于那种矢志不逾三忠于四热爱临死先喊“万岁”的书生气十足的愚忠腐儒。

（十一）常书鸿夹着尾巴大张挞伐

我有幸阅读了邵芳在敦煌写的信件，只觉得那时的常书鸿是一位平易近人、体恤下级、心地坦白、毫无忌刻的领导、所长，所以尽管生活是那么艰苦，但是同仁们都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亲如一家。但是到了解放后，常书鸿自己命悬一弦。他自己成了必须要改造的对象。作为像他那样来自“旧社会”，和国民党政权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领导，更是要谨小慎微、心怀惴惴，整人与生存，成了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他只能在整人与生存之间作出选择。

像毕可这位有点革命资本的青年，我们估计他对常书鸿就不买帐，所以常书鸿觉得他是自己生存的威胁，假借反右运动，挟私打击，必欲置之死地才罢休，否则当甘肃省委已经拒绝批准他为右派之后，为什么不把他从夹边调回来呢？在反右运动中，有的领导之所以左上加左，大张挞伐，其实是自己夹着一根历史问题的尾巴。他心虚，怕别人揪出他的历史问题，就以打右派多多益善来掩盖自己的历史尾巴。常书鸿的情况不是极端个别的，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有这么一批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以极端左倾的整人方式来突显自己的“革命”面目。这些投机取巧的假革命伪革命脚踩着正直的正派的同伴的政治尸体登上领奖台洋洋得意地举着党票官票招摇过市，到处卖乖，好不兴奋！

常书鸿写自传，他那颗胆怯惴惴的心跳动在笔下，所以他要极力渲染新主子上上下下的领导人对他的优渥恩宠，要对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尽量歪曲，极力表白自己和他们的对立关系，还自己一个清白之身。这大概是常书鸿要留下一部自传的心底隐秘。

我们阅读他的自传，应该颠倒过来阅读，才可能窥探事实的实情。其实，这样的传记，现在充满了坊间书肆，常书鸿的自传只是其中之一！靠这些自传研究历史的人，千万要小心，不要以讹传讹，贻害无穷。研究敦煌的历史，常书鸿的自传是最容易产生误导的资料之一。
我读常书鸿，写常书鸿，其实是解剖一个知识分子走向人性异化的过程。他只是千万个常书鸿之一。
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政治运动是万恶之源！

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用“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来形容思想改造的艰难。常书鸿是清水、血水、碱水的味道都品尝过了，历经四十余年，终于戴上一顶足以炫耀的桂冠，其实是一把精神枷锁，因此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解放自己，没有舒筋展骨，没有站立起来，仍然怀着一颗胆怯惴惴之心，令人不禁惘然怅然！

我记得五十几年之前，郭兰英一唱走红的歌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回首这五十年的新社会，倒真是不断上演“把人变成鬼”的正剧、喜剧与悲剧。
恕我冒昧直言，作为画家、文物大家、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是成功了，永垂不朽，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拼将老骨媚公卿”，他功败垂成！

（十二）“洗脑运动”透视

常书鸿已经是作古之人。对于作古的前辈，笔者的上述议论，颇失古道厚道。但是常书鸿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思想改造成就卓越的典型、样板，通过他的事例可以再一次看到“洗脑运动”所追求所达到的目标，活生生地体现在他“这一个”身上。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性人格就是这样被扭曲、被异化！

所以对常先生言有不恭之处，敬请先生地下宽宥。

何谓知识分子？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能知者，其良知也。”（12）知识分子的本性天性就是有良能良知，丧失了良能良知，就如同“白马非马”的命题，不算知识分子了。“洗脑运动”的过程就是逐步泯灭知识分子良能良知的过程，文革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翻开自传，正是文革之后，常书鸿有了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合影的殊荣，有了在国际上频频出访或迎迓贵要的留影，所以也就敷平了心灵的伤口，所有失却的东西都得到加倍补偿，美哉！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13）放眼今日神州大地，何处可以寻到“大丈夫”？

引文注：

（1）中国青年报记者徐百柯写的《黑色墓碑旁的敦煌》

（2）（9）王家达《血泪铸敦煌》，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

（4）（5）（8）敦煌百年——一个民族心灵的历程，刘诗平、孟宪实著，广东教育出版社（6） 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7）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书鸿著，甘肃文化出版社

（10）高尔泰《寻找家园——天空地白》

（11）李廷华《敦煌轶事——王子云、张大千、常书鸿》

（12）《孟子·尽心上》

（13）《孟子·滕文公下》

李昌玉，网刊《往事微痕》第8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