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章伯钧（左）与罗隆基在一起（王健摄）
1945年初，我在昆明读大学时经李公朴、潘大逵介绍参加民盟昆明支部（潘大逵当时是云南大学教授，和李公朴住邻居），那时就认识了罗隆基，民盟支部还为罗隆基主张实行美国的民主而展开一场争论。我和罗也有过一次不愉快的接触。但我很喜欢听他的演讲，有口才，有煽动性，敢于点名骂蒋介石独裁政府，深受广大学生们欢迎。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三次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毛泽东应邀前往。谈判43天，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决定召开有5个方面的政治协商会议。5个方面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共38名代表，民主同盟代表9名，其中有章伯钧和罗隆基。会议期间，民盟和中共曾有协定，在重大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达成一致、互相配合。经过22天的激烈斗争，罗隆基和中共王若飞经常接触协商，罗对王极为钦佩，二人成为挚友，会外见人就谈，自己也引以为荣。政治协商最后签署了五项决议。十天后，重庆各界数千人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立大会，会议开始，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大会主席团李公朴、郭沫若等人，造成“较场口血案”。罗作为民盟发言人，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0月4日，在上海举行各界5000多人的李、闻追悼会。由宋庆龄、孙科领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和各界知名人士组织主席团。上海市长吴国桢为主席，沈钧儒主祭，史良、楚图南分别报告李、闻生平。讲话者有潘公展、郭沫若、邓颖超（代表周恩来读祭文）、罗隆基，最后李公朴夫人张曼筠代表家属致答谢辞。这里，我要特别讲一讲罗隆基的讲话。他放弃原稿，即席有针对性地发言，他说：“民主是由坐牢、流血牺牲而得来的，这也是民主的代价……刚才潘公展先生说我们究竟要英美的抑或苏联的民主，我是研究法律的，这个我可以代表我的同志答复，他们要的是老百姓都能活命，能自力，能过人的生活。老百姓不能活，没有自由的国家是不民主的。”他最后说：“杀死一个人并不就是杀死他们所追求的信仰。因此，可以杀死他们两位，而不能杀死民主。”会场顿时群众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会后，在会场外，邓颖超向家属表示慰问，同罗隆基紧紧握手表示敬意。我赶上前去拍照，留影纪念。
是年冬，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民盟声明拒绝参加，我特地去访问民盟中常委沈钧儒老人，他对我谈民盟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他说民盟是“第三方面”、“中间立场”，但是真正的“中”是不存在的，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例如，罗隆基和张君劢都是国社党的创办人（国社党已改为民社党），罗隆基退出民社党，走向共产党，而张君劢的民社党参加了国大，走向了国民党。这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写了一篇访问记寄香港《光明报》发表。
1947年春，民盟在章伯钧家召开一届二中全会。沈老要我去帮助民盟干部作记录整理工作（当时我已在读书出版社工作，校对稿子，可以不坐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章伯钧，给我的印象是庄重沉着，分析问题有理论、有见解，是个大政治家的风度。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被迫返回延安。中共在南京、重庆、上海的办事处，委托民盟代管。民盟二中全会结束后，又要我去参加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接收工作。接收后成为民盟在上海的办公处，也是罗隆基到上海下榻之处。当时，罗任民盟总部的宣传部部长。因干部缺少，他要我参加宣传部工作，主要是起草反蒋、反美的宣传提纲寄给民盟各地组织。每次他到上海，我就向他请示汇报，也总看到《文汇报》著名记者浦熙修必来看他。二人过从甚密，时有绯闻，罗风流倜傥，无所顾忌。
是年秋，民盟总部被国民党视为“非法团体”强迫宣布自动解散。这时，我已到香港。孙起孟、萨空了要我参加黄炎培创办的《国讯》月刊的编辑工作。年底，沈老和章伯钧先后化妆到达香港，各地中常委也陆续到达，共同筹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1948年1月，沈老和章伯钧二位常委代表中央举行三中全会，章伯钧作《政治报告》，提出要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彻底摧毁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会议通过了《紧急声明》，否认总部解散，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会上还严肃地批判了盟内一些人的中间路线思想，调整和充实民盟总部的领导机构，决定暂由沈、章二常委的名义领导全盟工作。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沈、章与上海受国民党监视的张澜主席和罗隆基常委一直保持联系，而且受到他们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香港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一百余人联合通电响应“5·1”号召。当时，在香港中共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是潘汉年和连贯，在他们的安排下，沈老和章伯钧先后乘苏联商船安全到达东北解放区。我也向潘汉年提出想到解放区的要求。当时，李公朴夫人和子女、邹韬奋夫人和女儿、萨空了的两个女儿都想到解放区。潘知道我的家在天津，又是工商业者，所以他安排我们从天津走，和天津地下党接头后，由他们送我们到石家庄。10月底，我们在香港上了海轮，一切按照潘的安排行动，一路遇到一些挫折，也经几道关卡，但有惊无险。12月初就到了石家庄。经交际处安排，青年们去正定华北大学。我被调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部长是李克农，顶头上司是罗青长。工作不久，我即申请入党，后经罗青长作为介绍人我被批准入党。1949年3月25日，平津早已解放。中共中央及各机关全部开进北平，东北、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也都到了北平，分配住进各大饭店和旅社。
沈钧儒老人住北京饭店。他向中央统战部提出要求调一秘书帮他工作，而且点名要我。部长李维汉找到李克农，决定派我作沈老秘书。我在李克农城里办公处住了一夜，他谆谆教导我如何作好民主党派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沈老跟党合作几十年这样的老人。我回天津两天，换了衣服，取了一些生活用品。4月中旬，我是穿着西装走进北京饭店，开始我的新生活的。
张澜、罗隆基仍在上海，受着国民党的监视、软禁，甚至想迫害他们。地下党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安全，直到上海解放，7月才安抵北平。
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9月21日正式开幕，30日结束。选出国家主席、副主席，也推举出各部部长。沈老被选任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老上任后，我也兼任高院的机要秘书）。章伯钧被选为国务委员兼交通部长，级别三级。罗隆基被推任为政务院政务委员，不兼部长，级别四级，这都是罗隆基最计较的事情。
10月1日开国大典后，民盟即开始筹备11月召开一届四中全会。会议讨论《工作报告》和民盟纲领以及人事问题。民盟本来是个三党三派组成的政团同盟，其中青年党和民社党已投靠国民党，而且“政团”二字早已取消。但与会的中委，有人脑子里政团意识并未完全清除，特别是罗隆基虽然早已退出民社党，但他又聚集一些人组织个小集团。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在会议期间于12月18日宣布自动结束，但仍有人认为“阴魂不散”。所以这次会上充分暴露出宗派情绪，特别罗隆基对章伯钧争权夺利，斤斤计较，互相唇枪舌剑，水火难容。会议开了35天。最后，周恩来讲了话，毛泽东出来邀请全体代表到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并对大家说：“一个党内有许多山头，但是要克服山头主义。没有不团结的理由，都是民主人士、革命同志，只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就会无往而不胜。”当时，毛泽东对民盟的宗派活动和章罗之间水火不容的情况是一清二楚的。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年，农业、手工业、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1954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报告，认为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发生根本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月9日，民盟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着重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并修改盟章，使民盟的性质由新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社会主义政党。总之一句话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最后，选出沈老为民盟主席，章伯钧、罗隆基、马叙伦、史良、高崇民为副主席，胡愈之为秘书长。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时提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9月15日，党中央召开了八大会议，刘少奇作《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
这时，中国知识分子确实真感觉到“早春天气”已经到来了（费孝通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受到知识分子们的欢迎），但谁也不去想早春天气里还有乍暖还寒的日子。
是年年底民盟中央决定出版《争鸣》，成立编辑部千家驹等19人的编委会，千为主编。我负责编辑部工作。先后曾登出由曾昭抡主持，有钱端升、童第周、钱学森等15人参加座谈“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记录，和有教育部领导同志、大学校长、教授、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参加的，座谈“关于当前学制问题的讨论”的记录（反右斗争中，这都是被视为“章罗同盟”的黑纲领，受到批判）。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就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5月1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党内整风指示，这是深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是以毛泽东2月27日讲话为指导思想，并集中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要求大家提出批评意见，并把大家的发言及时见报。
章伯钧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2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说：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党内一决定干什么事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却要党组负责，党组既然要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党外人士在负责岗位上不能做到有职有权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章伯钧所谓的“政治设计院”。
罗隆基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2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说：
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有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是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的公式。过去有许多大运动有了极大的成绩，但的确也有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没有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鸣”与“放”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了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仅是个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
这就是罗隆基的所谓的“平反委员会”。
座谈会大家发言踊跃，对党政工作和干部思想作风提出批评意见。在这期间，北京一些大学学生闹事，对校党委有些做法极为不满，甚至有人言词激烈，声称驱逐校党委，使学校秩序发生混乱。民盟中央章伯钧、史良、胡愈之于6月6日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钱伟长、陶大镛、费孝通等六人（有的是大学副校长，有的是教授）来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并研究民盟如何出面做学生的工作。
我到中央统战部看到党内文件6月8日出版的《零讯》，上面登有民盟六教授的讲话，我认为这是民主人士的讲话，不属于党内机密，故抄录下来。（未完待续）
王健，《炎黄春秋》2012年8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