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生的大学校长
1928年，罗家伦得到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提名推荐，带着蒋介石的亲笔手令，于9月中旬“空降”清华，出任校长。到任之前，他答复清华学生会代表傅任敢，态度诚恳之至：“来办清华，本系牺牲个人之政治地位，自当以全副精神办理清华。”罗家伦的就职演说题目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他将教育方针归纳为“四化”：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他对清华的设计是：“我们的发展，应先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在就职演说中，他还说：“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早在1919年5月11日，罗家伦就在《晨报》上发表了《大学应当为女子开放》一文，他认为，中国文明不承认女子有人格，只能算是“半身不遂的文明”，而只给女子饭吃和屋住，不给她们受教育的权利，也不是人道主义，而是“猪道主义”。罗家伦有三点主张，“第一，为增高女子知识起见，大学不能不为女子开放”，“第二，为增高女子地位起见，大学不能不为女子开放”，“第三，为增高自由结婚的程度起见，大学不能不为女子开放”，他将女子上大学视为“人道主义的第一声”。九年后，正是由罗家伦拍板，清华大学实现了男女同校，女生入住古色古香的古月堂，垂花门下，风景这边独好。
履新之初，罗家伦先去工字厅拜访陈寅恪，送上他编辑的《科学与玄学》一书，是张君劢与丁文江的笔战实录。陈寅恪翻弄时，灵感拍马赶到，他说：“志希，我送你一联何如？”罗家伦求之不得，起身要去琉璃厂购买上好的宣纸，陈寅恪却只肯口授，这副嵌名联戏谑意味十足，上联是“不通家法科学玄学”，下联是“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将风流”，大家都觉得联语有趣，只是对横批茫然不解。陈寅恪解释道：“志希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这就有必要补充交代一下，罗家伦的太太张维桢曾是沪江大学政治系的校花级美女，才学甚高，他们在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年夏天相识相恋，历经八年爱情长跑（其间两人泛洋留学，聚少离多），才结为连理。在抗战期间，张维桢担任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理事长是宋美龄），致力于抚育、教养战争孤儿和难童的事业，并且多次以英语演说的方式向外界标举中国妇女的牺牲精神。有人称赞她为“女界楷模”，绝非过誉。
罗家伦当清华掌门人，在“做大做强”方面狠下了一番工夫，“做强”容或有争议，“做大”则是瞎子也无法否认的事实。1928年9月13日，蔡元培致信罗家伦，婉劝后者上任后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开：“鄙意清华最好逐渐改为研究院，必不得已而保存大学，亦当以文理两科为限。若遍设各科，不特每年经费不敷开支，而且北平已有较完备之大学，决无需乎复重也。”罗家伦尊重恩师，在这件事情上却独持己见，他上任后把清华的工科提升到了与文、理科同等重要的地位，到梅贻琦任清华校长时，清华的工科成为了全国各大学中最好的工科，可谓由来有自。罗家伦凭仗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充分利用国务会议中的人脉资源，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一举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将清华基金转交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摆脱外交部的控制，归属教育部独家管辖。清华每年除了有额定的教育经费到账，还可动用基金四十万元，单就经费宽裕而论，当时的国立大学中，清华是天之骄子。有钱就好办事，罗家伦大兴土木，建造全新的图书馆（嗣后他派人购入杭州杨氏丰华堂的大量善本书尤称眼明手快）、生物馆、天文台、大礼堂、学生宿舍、教职员住宅等硬件设施。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曾善意地提醒道：“我们是在创办一所大学，不是建造一座宫殿。”殊不知，罗家伦心目中有一个大清华的轮廓，为此规划宏远。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他之所以能够标榜“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因为清华大学的大楼已臻完善，无须再事营造，这份劳绩理应算在罗家伦头上，他用不足两年的时间做了别人耗费五年甚至十年都很难办成的事情。
大学好不好，就看明师和名师多不多。罗家伦认为“罗致良好的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为了提高清华教授的整体水准，他采取了重发聘书的措施。1928年10月29日送出十八份教授聘书，为期一年。原来清华有五十五名教授，这就等于解聘了其中的三十七人。最难办的是解聘某些外籍教师，有人担心会因此引起国际干涉，罗家伦则认为，只要师出有名，就能理直气壮，完全可以排除各方面的阻力。一位荷兰籍的音乐教授教女生弹钢琴而有失礼行为，罗家伦当即将他解聘，然后写信给荷兰公使，详述缘由，此事做得妥帖，什么风波也没发生。革除故弊，补充新血，罗家伦延揽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家冯友兰、文学家朱自清、化学家张子高、地质学家翁文灏、数学家华罗庚等等，多达数十人。这些高手陆续到校任教，壮大了清华大学的教员阵容。刘备三顾茅庐，请动高卧南阳的诸葛亮，成为千古佳话，罗家伦罗致文科人才，也有过堪称经典的表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历史学家蒋廷黻是南开大学的台柱子，罗家伦要强行挖走这棵“大树”，聘他为历史系主任，应该说希望渺茫。张伯苓校长固然不肯放人，蒋廷黻碍于情面，也不宜改换门庭。但罗家伦坐功好，耐力强，他说：“蒋先生若是不肯去清华任教，我就只好坐在你家客厅中不走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有诚意，也有决心，蒋廷黻吃不消，只好点头。十余年后，罗家伦在贵阳清华同学会的演讲中提到这一点时还特别得意，他说，“我心里最满意的乃是我手上组织成功的教学集团”。诚然，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清华鼎盛时期的名教授中许多是由罗家伦聘请来的。
清华大学能够吸引国内的一流教授，尤其是那些想潜心做学问的教授，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清华大学校园宁静优雅，非常宜居；二是清华的教员有法定的假期，旅费由学校提供；三是教员上课钟点较少，进修时间较多（出国深造的机会一大把）；四是图书馆、试验室的经费充足，资料和设备齐全。至于教员的薪金待遇，绝不会低于国内的其他国立大学。
罗家伦以国民党激进派人士的高姿态，挟南方新兴政治势力的威权，到北京做国立清华大学的掌门人，大刀阔斧地改革，礼聘北大出身的教授（杨振声、冯友兰、周炳琳等）担任教务长、学院院长，破坏了“清华人治清华”的老规矩，自然多方招嫉。1930年，北方军阀阎锡山与冯玉祥短期合流，处处为难国民政府，大唱对台戏，亲阎派的学界牛人为讨主子欢心，极力煽动学潮来驱逐罗家伦。有心人留下了这段历史的回忆，其中两人的文字是相对客观的。《蒋廷黻回忆录》第十二章“清华时期”中有这样一段话：
校长罗家伦是国民党忠实党员，同时他也是教育界优秀的学者。虽然他忠于国民党，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订为课程，但他毕竟是个好人，是个好学者，所以他不想把清华变成任何一党的附属品。……清华教授中有些是不满罗的，因为他是个国民党员。他们认为罗的办学政治色彩太浓，不适合他们的胃口。再者罗校长过去和清华没有渊源，因此也使他遭到不利。此外，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喜欢展露才华的人，此种个性使他得罪了很多教授。所以当反罗运动一开始，多数授都袖手旁观，不支持他。
应该说，气魄宏大，作风果敢，为人坦率，是罗家伦的优点；年轻气盛，露才扬己，治校强调铁腕，较少变通，则是罗家伦的缺点。他在清华时身着戎装，秉承恩师蔡元培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北大的学生军很成气候），强推军训，起先是吓跑了张岱年（转投北京师范大学），其后又险些开除沈有鼎（哲学系才子），此举自始就不受学生欢迎，终于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但无论横看侧看，罗家伦都是功大于过，并非清华的罪人。中原大战时，阎（锡山）系势力意欲控制北平学界，给罗家伦强加“党化教育”的罪名，迅速酿成“驱罗风潮”，某些罔顾真相的清华学生推波助澜，多数教授默不援手，这种乐观其败的态度令罗家伦十分寒心。五四健将成也学潮，败也学潮，“且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真令人唏嘘。
三松堂主冯友兰是罗家伦进清华掌校的四人班子成员之一，他赞赏罗家伦在清华所做的四项学术改革：第一，提高教师的地位（将“职教员”修正为“教职员”，教员的待遇和地位得以大幅度提高）；第二，提高中国课程的地位；第三，压低洋人的地位；第四，放开女禁。冯友兰与蒋廷黻有一个共识：罗家伦来清华掌校以及去职都是由于政治因素居间作用。蒋介石在政治上能够掌控北京时，罗家伦在清华就能有所作为，一旦蒋介石的政治影响力暂时淡出北京，罗家伦就进退失据，难以立足，这纯属时势使然。
罗家伦执掌国立清华大学校政不足两年，执掌国立中央大学校政则长达九年，如果说他在清华大学只是小试牛刀，那么他在中央大学就是大显身手了。
自1928年建校以来，国立中央大学几经学潮和“易长风潮”的冲击，再加上办学经费捉襟见肘，困扰难除，校政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教学和研究始终未上正轨。1932年8月，罗家伦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原本他不想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无奈前任中央大学校长、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再登门力劝，“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相责”，罗家伦有天然的爱国心，“不忍在国难期间，漠视艰危而不顾”，于是他抱定“个人牺牲非所当惜”的勇气，挑起了这副千斤重担。但他要求政府保障办学经费，给予他“专责与深切的信任”。
1932年10月11日，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题目为“中央大学之使命”，悬鹄甚高，“创立一个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责任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定要趋于灭亡，被人取而代之的”，“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他以柏林大学为例，当日耳曼民族受到拿破仑的军事挤压时，一代学者积极配合政治改革，再造民族精神，贡献綦大而影响深远。他为国立中央大学撰写的校歌歌词为：“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罗家伦从歌词中取出“诚朴雄伟”四字作为新校风的关键词：“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它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作无目的的散漫动作，守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地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力避纤巧浮华，反对拿学问充门面，“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就是无惧无畏的气魄，改变中华民族柔弱委靡的颓状，善养吾浩然正气，男子要有雄风，女生须无病态；“伟”，就是伟大崇高，力避门户之见，敢做大事，能成大器。“诚朴雄伟”和“励学敦行”八字至今仍是南京大学（中央大学的后身）的校训。适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罗家伦激励中央大学师生学习柏林大学前辈，“建立有机的民族文化”，葆有独立精神，复兴中华民族。非常时期，他要引导师生回归到学术中去，校纪就不可松驰，中央大学为此采取四项措施：一是“闹学潮就开除”，二是“锁校门主义”，三是“大起图书馆”，四是“把学校搬到郊外”。罗家伦是五四健将，靠闹学潮起家，现在却反对学生闹学潮，措施无比强硬，此举确实促人深思，耐人寻味。学生离开学校，去社会上蹚政治的浑水，只会被人利用，学业的荒废固然可惜，有时激成惨祸，还会危及生命。在罗家伦身上，我们不难看出五四健将们的精神嬗变，由感性的雾散抵达理性的晶凝乃是成长和成熟的必然结果。
罗家伦的治校方略为“安定”、“充实”、“发展”六字，拟分三个阶段来实行，每个阶段约摸需要三年。然而形势比人强，七七事变后，中央大学内迁至重庆沙坪坝，在炸弹如雨的战争年代，安定已无从谈起，但即使得不到经费的全额支持，中央大学仍然有较大的充实和长足的发展，学生人数从一千多增加到三千多，为此开办了柏溪分校。有一次，日机轰炸沙坪坝中央大学校舍，炸塌了二十多座房屋，罗家伦的办公室也在其列，就在这间四壁仅存一面完壁的危房里，他照旧办公，并且撰成《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亮出精神之剑：“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此言掷地有声，足以廉顽立懦。身为大学校长，罗家伦胜任繁剧的事务，但他的特长仍是演讲和写作，他向学生演讲“新人生观”， 多达十五次，其内容包括“动的人生观”、“创造的人生观”和“大我的人生观”。1942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人生观》，罗家伦将它作为战时的精神礼物，“献给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此书出版后，五年间再版二十七次，是名副其实的畅销读物。他希望中国人具有“理想”、“智慧”、“人格”、“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运动家的风度”和“文化的修养”，即使放在今天，这些项目中国人欲臻善境，仍是任重而道远，较之当年更加举步维艰。
有人说，罗家伦缺乏学生缘，不管他多勤勉，贡献多大，学生总是不愿意买他的账。为何如此？原因竟出在他的长相上，一个大鼻子，虽不碍事，却有碍观赡。中大学生戏称他为“罗大鼻子”，某促狭鬼作五言打油诗，极尽调侃之能事：“鼻子人人有，惟君大得凶，沙坪打喷嚏，柏溪雨濛濛。”丑化他的诗作还有更为露骨的，实在有辱斯文，不堪笔录。
1941年8月，罗家伦请辞中央大学校长。原因是什么？一说是办学经费捉襟见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说是罗家伦与教育部长陈立夫之间存有嫌隙，难以调和；一说是罗家伦不肯拿大学教授的名器作人情，得罪了权贵；一说是蒋介石为了奖励汪（精卫）系归渝人士顾孟余，暗示罗家伦腾出中大校长职位，罗家伦遂欣然让贤。不管是哪种原因，罗家伦从此离开了教育界，则是不争的事实。他一派诗人光风霁月的性情和士大夫休休有容的涵养，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根本不是做政客的材料，却偏偏要去混迹于政客圈中，日日与之周旋，那种“业务荒疏”的窘态和处处吃瘪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这位五四健将注定不是宦海中的游泳高手，呛水的时候，他更希望回到大学校园，那里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罗家伦执掌大学校政，处处取法乎上，是真正的斫轮高手，可惜为时势所限，未能尽展长才。
1945年9月9日（受降日），罗家伦在《新民族观》的序言中笔歌墨舞地写道：“我们要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那时，他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位已经四年，但他这番话仍是说给中华民族的青年听的，他对他们始终寄予厚望，抱有信心，不可能逆料到他们将会遭遇空前的政治劫难，竟被彻底地耗费掉。
三、混迹官场，颇遭诟病
在上海复旦公学就读时，罗家伦十八岁左右年纪，就结识了黄兴、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但他最崇拜的偶像是梁启超，后来操觚染翰，他走得顺风顺水的也是梁任公“笔端常带感情”的路子。罗家伦学业优异，行有余力，还担任《复旦杂志》编辑，撰写了一些直抒胸臆的华章，显示出“少年中国之少年”的雄风胜概和文采风流。请看看这段行文：“若欲以二十世纪国家的主人翁自恃，必须有春日载阳、万象昭苏之慨，切莫暮气沉沉，气息奄奄。一定要努力成为新学生，切莫沦为陈死人”。你不妨拈出其中的三个副词来琢磨，“必须”、“切莫”、“一定”，全都语气斩截，不留任何回旋余地，这既说明作者自信弥满，也说明他少不更事，对前路的艰难险阻缺乏预见，此时此刻的乐观只不过是个氢气球，虚悬在半空而已。
“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意义上读书人的光明前途，其实是暗道，甚至是不归路。古往今来，由于做官而弄坏身坯的人不在少数。
1905年，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发起“进德会”，首倡“不为官”、“不置私产”。七年后，张静江、张继、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乘民国新肇之东风，在上海尝试成立“进德会”，确定 “一切从我做起，致力改变社会”的宗旨。“进德会”的“当然进德”（必须遵循之条例）三条是：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自然进德”（非强制约律）五条是：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会员分为三等：“持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戒者为甲等会员；加以不做官吏、不吸烟、不饮酒三戒为乙等会员；又加以不做议员、不食肉为丙等会员。” 1918年5月28日，北京大学进德会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中的戒律依循旧规。在污烟瘴气的社会里，知识精英修正私德，砥砺情操，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道德完美主义很难落实和变现。在进德会成员中，小赌怡情的并非个别，吃花酒的也显有其人。陈独秀不谨细行，常作狭邪游，甚至闹出大动静，由于争风吃醋去八大胡同挥拳打场，抓伤妓女的敏感部位，招致京城媒体的围攻。不做官就更难了，连会长蔡元培也未能免俗，他做过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北大进德会成立伊始，就吸纳了七十多名教员、九十多名职员、三百多名学生为会员，当时北大的教职员共有四百多人，学生不足两千人，进德会的规模不可谓不大。
罗家伦是北大进德会甲等会员，只须持守“不赌，不嫖，不娶妾”的戒律，做官本是无妨的，不算违规作业。然而他在官场进进出出，所言所行颇遭诟病，成为左派文学青年攻击的靶子，被斥骂为“无耻的政客”，这真是他的不幸。
1946年6月17日，王元化在上海《联合晚报》副刊上发表短文《礼义廉》，射出了一枚颇具威力的“开花弹”：“曾任某大学校长的罗某，五四时代之健将也。‘革命已经成功’，但‘同志仍须努力’，遂混迹官场，步步高升。二次大战前，罗某吹捧希特勒，将《我的奋斗》一书，列为青年必读书之一。抗战后罗某又摇身一变，成为‘爱国分子’。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多讥其丑，遂戏赠打油诗一首：‘一生做帮闲，两手只要钱，三擅吹拍骗，四讲礼义廉’。”以“礼义廉”为文章题目，王元化意在嘲骂罗家伦无耻，这是很严重的道德控罪。当时，王元化二十六岁，左派青年的性格偏激自然是难免的，但他的文章代表了许多青年学生对罗家伦从政的失望和反感，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
在北大进德会的章程中，对于“不做官吏”有一个解释：“凡受政府任命而从事于行政司法者为官吏。但本其学艺而从事于教育学术实业者，不在此限。”照此解释来看，即使罗家伦是乙等会员，他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应不算做官，至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教育处处长、滇黔党政考察团团长、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首任新疆省监察使、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和国史馆馆长，就该算做官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他还做过两年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这个职务更难脱做官的嫌疑。抗战期间，罗家伦与傅斯年结伴去四川江津，探望陈独秀，他们想资助穷困潦倒的恩师，却没有看到好脸色，白白挨了一顿臭骂，只好落荒而逃。罗家伦挨骂的缘由就是像他这样一个有名有数的五四健将竟堕落为国民党的“臭官僚”。
罗家伦与傅斯年是多年的好友。在北大就学时，他们一同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一同参加五四运动，罗家伦到欧洲游学时，两人又常在一起探究东西方学术的门道。他们走的均是文史路径，天赋很高，但傅斯年做学问比罗家伦更扎实，且为人胆气更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接连喝退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在蒋介石面前，傅斯年也能够保持士人的风骨，刚直敢言，不亢不卑，他从不涉迹官场（依照北大进德会的章程，他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北大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不算做官），尤其难能可贵。罗家伦与蒋介石结缘甚早，北伐时做过后者的政治秘书，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倚重非比寻常，但他的仕途发展却略显平淡，主要是性格使然。罗家伦做人做事过于高调，城府不深，从不隐藏自己的政治抱负，有意无意间就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谁都清楚他是蒋石夹袋中的亲信角色，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官场，那些精刮的“摸鱼高手”自然而然将他视为劲敌，他要跻身政界要津，难度反而有增无减。
聪明人做大事未必能够成功，做大使则可能深孚众望。罗家伦的智商够高，他出任过国民政府首任（也是唯一的一任）驻印度大使，得到过印度总理尼赫鲁很高的礼遇。印度政要、国会议员踵门求见，向他请教如何制定新宪法，印度国旗上的核心图案居然也是由他一语定夺的，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孤例。当年，印度国旗上的核心图案欲采用甘地纺织土布的纺纱机。罗家伦参详之后建议去掉织机上的木头架子，只保留那只圆轮（恰好神似阿育王的法轮），表示生生不息。这个秉承简约主义“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优选方案一经罗家伦提出，印度政府很快就欣然采纳了。然而感情归感情，政治归政治， 1949年底，印度与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罗家伦黯然卸任。
罗家伦退处台湾岛，仍未消停，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主张汉字简化，立刻招来一身腥一身蚁。廖维藩与一百余名“立委”联名，控告罗家伦是国民党的不良分子，“和中共隔海和唱，共同为民族文化罪人”，“类似匪谍行为”。罗家伦帮忙没帮到，倒帮出涔涔冷汗来。后来他手握党史、国史诠释大权，也弄出不少纰漏，遭到吴相湘等史学家的诘问和批评。花甲之后，罗家伦的智力衰退较快，这可能是他力不从心的原因。
功名自有定数，强争不来，强取不到。罗家伦混迹官场，一直未能跻身于核心的党政部门，功绩仍属教育为多，虽然他在大学任校长的时间充其量不足十三年，但他主持的改革卓有成效，惠及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在“一寸血肉，一寸山河”（他的诗句）的抗战时期，罗家伦所作的系列演讲，所写的书，及时鼓舞了士气，激励了人心，这个成绩也是不容抹杀的。当国民党政府“漏船载酒泛中流”，无可挽救地沉沦时，他在政治上的种种努力就微不足道了。总而言之，罗家伦的人生不如好友傅斯年那样波澜壮阔，他走的是一条缓缓的下坡路，五十岁后即泯然众人矣。嘲笑罗家伦的多为海峡两岸的名手，他屡遭责难而从不反唇相讥，能够唾面自干，这样的君子风度自是很不寻常。至于蒋介石为他题写的挽词“学渊绩懋”，究竟应该打几折，就肯定言人人殊了。
王开林，《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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