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文稿读主政华南时的叶剑英(2)
三
毛泽东为什么瞩目陶铸？陶铸又是怎样介入两广政治的呢？建国初期的土改与剿匪镇反是密不可分的。陶铸之介入两广政治要从广东剿匪说起。
1950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并告邓子恢、谭政、张云逸等：“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剑英前谈去广西帮助张莫陈李诸同志工作一时期，希望迅即前往，并在那里留住几个月，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干部工作作风，确有成绩然后回来，否则不要回来。我们希望广西全省主要匪患六个月内能够肃清”21。11月17日毛泽东在得知叶剑英前往广西的日期后，又致电叶剑英并告邓谭：“你十一月廿一日动身去广西甚好。”22同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南局、中南军区党委并告华南分局：“中南局关于广西工作的决议也是很好的，你们派陶铸去广西帮助工作很有必要，陶铸是否已动身去了，如未应速去。我已电叶剑英同志去广西帮助一时期，叶定十一月廿一日动身去，叶不宜离开广州过久，大概在广西住一个月左右即须东返，因此陶铸应在广西久留一会，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然后回来。”23从上述毛泽东电报可见，一方面，毛泽东11月14日是那样的十万火急的样子，在强烈批评广西剿匪工作的同时，命令叶剑英前往广西指导剿匪工作，住它数月时间有成效才回广州，否则长住下去。仅仅过了3天，又说叶剑英不能离开广州太久。朝令夕改，是会让叶剑英无所适从的；另一方面，中南局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广西，是自己作主后才报告毛泽东并得到点头的。这是陶铸直接介入两广工作的开始！
当年的秘书回忆颇能表现陶铸那种雷厉风行勇往直前的风范：“陶铸在中南局会议受命之后，匆匆离开会场，不暇整装，于深夜12时，冒着大风浪乘船渡江，从武昌南下赶往广西。”经长沙、衡阳，11月10日进入广西后，经桂林、柳州，前往南宁。“当时湘桂线至通到来宾（柳州以南约70多公里，从来宾到南宁尚有200多公里的路程——笔者注）只有乘汽车了。而这条公路正值匪患猖獗，屡遭袭击，时被截断。我们在一个加强排的护送下到达南宁。陶铸风趣地说：‘我们是机关枪押送来的！’”24 11月21日叶剑英与陶铸一起到达南宁。此刻叶剑英不可能想到在一年多以后的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他这个第一书记会受到陶铸这个第四书记清算性的批判的。
当时广西国民党残匪活动非常猖獗。他们以残留的正规军为骨干，以封建地主为靠山，以惯匪为先锋，盘踞乡镇，杀人抢掠，无恶不作，连柳州到南宁的公路都不能畅通。以张云逸为首的广西省委和省军区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剿匪工作，但不仅依然达不到毛泽东的要求，而且如前面说的还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而叶剑英和陶铸到广西来，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广西工作的估价问题。
请对照以下叶剑英和陶铸对当时广西工作的评价并揣摩和体味其中不同的语气和用意：叶剑英在1950年11月30日讲话中指出：“广西人民，从来就是勇敢的。”“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西举行了右江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创建红七军，虽然这支队伍很快就与红军主力红军会合，但在广西人民的心坎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解放前，已有几块游击区和人民游击队，坚持斗争，加上我们一年来的工作，完全可以说：今天的广西人民，不是倾向敌人，二十拥护党和人民政权的。这就说明广西工作，有优良的群众条件。”“一年来，广西工作在广西省委与张云逸同志领导下，有很大的成绩。”“广西党组织（包括军队党组织），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加上上级的指示和帮助，就更有保证。”“广西工作有缺点，是一回事，从慢板要转到快板，又是一回事。两者虽然有联系，但也有区别。”25 相隔半年后，1951年7月1日陶铸发表一篇文章，说：“广西党的建设是比较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很低，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也很差。”“广西党的下层基础很弱，大部分党的组织的政治理论水平很低，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于我党三十年来怎样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发展与壮大起来，以及取得今天如此伟大的胜利的历史与宝贵经验，有些同志更是茫然无所知了。成为今天广西各工作部门骨干的党员也有不少是新的，或者历史较老而政治理论水平也不高，这就使我们在各项工作中痛感问题之多，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之不易。”26
在东北林海雪原有过与土匪打过交道的陶铸领命抵桂后，以泰山压顶之势，大刀阔斧地集中兵力围剿大瑶山和市大山的大股土匪。据说，他亲自深入剿匪前线参加战斗，还亲自审讯重要案犯。27陶铸广西剿匪的成绩很快就出来了。12月31日，陶铸向毛泽东报告说，最近时期广西剿匪工作有两条基本经验，一条是做到了更大集中兵力与更好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另一条是镇压、收枪、反霸、地方武装建设等几项剿匪的主要政策更加明确，执行得更好。毛泽东很满意：1951年1月7日，他将陶铸的电报批转各大区负责人参考，“请你们转发所属剿匪尚处严重情况的地方和军队阅看。我们认为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和很好的，值得研究。”281月9日他又致电陶铸并告中南局：“关于广西剿匪工作顺利进展的报告已阅悉，甚好甚慰”29。陶铸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表扬，看来陶铸就要在两广大有作为了。就在毛泽东致电表扬陶铸的同一天，他还致电邓子恢、中南军区第三政委谭政、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并告叶剑英和方方：“广西方面剿匪进展顺利，据陶铸说三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去剿匪即可完成。”“广东剿匪工作现在是否已特别抓紧进行，何以没有剿匪成绩的报告，请叶方检查电告。”30毛泽东在电报表扬陶铸的同时，催着要广东剿匪情报，叶剑英显然又落后了。紧跟着，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负责人推广湘西剿匪的经验：“湘西廿一个县杀了匪首特务恶霸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现当反美土改高潮的时机，请你们抓紧此事善为处理。”31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对广东的剿匪和镇反加码：“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才能降低帝焰，伸张正气，望妥慎布置施行。”32
1月23日毛泽东把中南军区政治部同月16日关于广西执行镇反政策前后情况给总政治部的报告批给各大军区负责人和党委会：“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了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不杀匪首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以致匪患猖獗，达到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33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张云逸，并告邓子恢和叶剑英：“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九万余，处决匪首恶霸三千余，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民气大伸，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云逸同志患病亟须休养知道病愈为止，到广州后请叶方妥为照料。”34当时张云逸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1月23日在以陶铸为主任的中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上的批语，实际上否定了张云逸在广西的工作。而1月24日覆电之所谓“广西工作大为开展”实际上是表扬陶铸，因为那是陶铸到广西以后取得的。陶铸介入广西以后，张云逸实际上已经出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在种种压力之下张云逸病倒了，这大约就是所谓政治病吧！毛泽东于是叫他离开广西到广州休养。1月27日陶铸就广西剿匪的新部署致电中南局转毛泽东。1月30日，毛泽东覆电陶铸并告广西省委，中南局和叶剑英、方方：“一月廿七日电悉。布置甚妥，照此执行。……将剿匪、清匪，起枪，捉杀匪首、恶霸、特务，减租，退押，直到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全套工作做完，方算完成任务。为要完成任务，所有军队，必须统一于省委地委领导之下，实行领导的一元化。张云逸同志先去广州休养，提议陶铸代理省委书记，不要回武汉，或者回来报告一次立即去广西。总之，广西极为重要，工作必须做好”35。在毛泽东支持下，陶铸终于取代张云逸，主政广西。
毛泽东高度评价陶铸，而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的其他人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广西省委副书记兼广西军区副政委莫文骅晚年回顾了这段历史：“中南军区政治部个别领导人来广西后，对广西剿匪斗争却一口否定，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他不经省委、军区，亦不找省委同志谈，也不经中南局、中南军区，把自己的片面看法直接电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不久省委主要领导即被‘靠边’了。这种不正常的作法，引起了省委同志的反感，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1951年 5月中旬，莫文骅到东北途经北京时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并谈到广西剿匪：“毛主席问：‘你们一共杀了多少人？’我回答 ：‘没有精确数字，大约共杀了XX万吧。’毛主席又问：‘为什么杀那么多？’我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令连队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毛主席听后‘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36毛泽东不置可否的“唔”的一声，让人难以捉摸。
毛泽东在不断高调表扬广西工作的同时，依旧对广东工作表示不满意并提出批评。2月7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一封电报中评论广东土改：“广东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抓紧发动群众整顿基层这一个最基本的环节，所有现在一提到分田就感到吃力”37。批评可谓不轻啊！巨大的压力使一向身体很好的叶剑英继张云逸之后也病倒了，不过毛泽东还没有像张云逸那样要叶剑英异地休息。6月16日，毛泽东在华南分局关于叶剑英患病的电报写下批语：“尚昆同志：请查询广州是否有高明的医生及剑英病情告我。”38
11月，陶铸在主持广西首次党代会后，圆满地结束主政广西的辉煌一年，回到武汉。12月，被毛泽东称为“党内一头牛”的陶铸，奉命南下广州，就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陶铸的广东时代——叱咤风云的15载南天岁月的政治帷幕拉开了。
四
在陶铸南下广东以后，有一个情况被研究者忽略，即毛泽东认为叶剑英打老虎不力。
在当时接踵而至的群众运动中，有个叫三反运动即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开展反对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贪污）的运动。历史已有定论，在三反运动中的打老虎阶段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39叶剑英一如既往，力求稳妥准确一点，而毛泽东却层层加码，力求多打一些老虎。毛泽东还亲派自己的“大警卫员”、公安部长罗瑞卿坐镇广州指导广东的三反运动。1952年2月11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等：“刚才接到华南军区二月九日电，规定打大老虎四十，中小虎八百多，这个数目少了十倍，像华南军区系统有这样多的大小单位，至少应打大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40 2月18日毛泽东致又电谭政并告叶剑英：“华南军区系统可能打大虎一千以上，中小虎万数，而他们定得很低，勇气不旺。”41在毛泽东看来，叶剑英不仅土改落后，打虎也手软。
2月19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报告华南分局拟订的下阶段打虎部署，表示要“继续克服右倾思想”、仿效北京公审大贪污犯的办法、批判“急于求成、简单化”的打虎方法、提倡“从算大帐到算小帐”的工作方法、采取“以虎打虎”的有效方法来对付攻守同盟。2月21日毛泽东就华南分局打虎部署覆电叶剑英：“你们的布署对的。但你们一般成绩尚不算大”，“须加强压力，研究战术。”42显然，毛泽东还是不满意。4月25日罗瑞卿给毛泽东呈上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5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罗瑞卿报告中写下了一段批语批语：“关于华南军区纠正在三反定案中许多干部的右倾思想的报告，很值得注意。各处如有同类偏向，必须立即纠正。”，“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44毛泽东对华南的土改、剿匪、三反都不满意。叶剑英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
陶铸南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陶铸将他在广西的那套暴风骤雨式的做法搬到广东来。他在1952年4月初全省土改会议上强调要大规模整顿土改队伍，强调土改与镇反的相结合问题，进一步贯彻“深入放手”方针，在今冬明春结束土改。紧接着在省内47个县的地区进行全面土改运动。
陶铸曾向毛泽东反映叶剑英没有放手让陶铸去打开局面，土改有丧失时机的可能。45毛泽东觉得必须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了。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叶剑英、方方、陶铸等当事人列席。他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接着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广东搞“地方主义”和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毛泽东对方方指出：“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还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方方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好了，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来，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叶剑英的结合广东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土改政策则被指责为“广东特殊论”。为叶剑英留点面子，毛泽东也说：“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在地方主义问题上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46会议很快结束了，叶剑英、方方和陶铸怀着反差巨大的心情回到广东。
五
6月29日至7月6日，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分局领导的土改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既然毛泽东对广东问题已经定了调子，叶剑英和方方如果再不检讨，就成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了。叶剑英在会议的开头和结尾都作了检讨。在6月30日的会上说：“分局领导是不明确的，主要方向迷失了，没有抓紧大量问题，没有依靠主要的力量；因之，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主要问题没有抓住，全局就输了。“在干部的使用上，两年多来，分局也是犯错误的。……特别严重的是出现了地方主义的倾向。尽管分局提出了向大军学习，依靠大军，都遭到顽强抵抗。而分局领导上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击破地方主义，反而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纵容了地方主义的发展。”47在7月6日闭幕会为分局的错误承担了个人责任：“在农民问题与地方主义倾向问题上，我都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分局的主要负责人。”“总之分局领导及方方同志在工作上的错误，我要负总责任。”48
叶剑英这个第一书记还非常形象地自责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49。而在6月29日的会上却不得不用“主帅得人，将士用命”来赞扬陶铸这个新任的第四书记所主持广东土改工作：“今年4月会议后，两个多月来，所以能够超过原定计划，使土地改革局面焕然一新，士气高涨，群众拥护，既有斗争，又有队伍，原因就在于领导上方针明确，中心抓得紧，有实施计划的强烈意志，不是过去那样软弱、摇摆和模糊，从而使广大干部更加有信心有办法了。”“应归功于陶铸同志、赵紫阳同志的指挥得当。主帅得人，将士用命，这是获致胜利的基本原因。”50
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在7月6日闭幕会上作长篇发言，对第一书记叶剑英发起猛烈的批评。他说：
“中央所指出的‘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犯了右倾错误’……这个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因为农民土地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广东2800万农民的问题不能解决，广东的一切工作都不能做好，这是一个改变广东面貌的根本问题，而分局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分局在1951年4月以前，对土改一直没有下决心，没有确定方针。4月会议，李雪峰同志来了，帮助分局下了决心，交代了方针，但领导思想上尚未解决问题，方方同志就明显地表示不那么‘愉快’，同时，还有一些争论，关系也很微妙。因而运动一起，决心又软下来，方针又动摇起来。剑英同志去年‘七一’写的文章，对土改问题基本上是动摇的”。“我们的土改不能大踏步前进，像小脚婆姨一样地歪来歪去。这便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的具体表现。”
“这样一种说法，他们认为依靠大军搞土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早些时，邓华、赖传珠同志和地方关系就搞不好，剑英同志很难支配军队。我以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剑英同志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是高的；同时，又是军队的老前辈，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据我所知，邓、赖之所以有意见，恰恰是地方上不照顾军队，不依靠大军所致。方方同志对军队照顾不够，和陈赓、赖传珠同志均吵过架，和邓华同志关系也不好，致使军队对地方意见很深。”“方方同志对此认识不足，剑英同志对此决心不大。”“军队与地方关系不好，地方应负主要责任。
“认为广东农民运动之所以犯错误，和中央、中南某一时期强调某一方面很有关系。我觉得更不对头。譬如：中南几个省份都在搞土改，都是接受中央、中南的指示，为什么广东却独自特别一点呢？”“林彪同志到武汉后，对中南新区工作的方针，作了英明的决定。中南局发布了“七一”指示，确定把城市接管下来之后，首先集中力量搞好农村，然后再搞城市。我们知道，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是体会最深的。他对中国革命的特点掌握很牢，充分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并能真正从实际出发，以极负责的态度来执行中央指示，而华南分局在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对此问题未获解决，是完全不应该的。”
“剑英同志没有直接领导过群众的阶级斗争，加上思想方法上易于从一般概念出发，缺乏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抓不住问题的本质。方方同志也是很老的干部，但也缺乏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叶、方两同志自己对土改既缺乏经验而又不能很好执行中央和中南的指示，特别在土改问题上对中南很不尊重，这就使得易犯错误与犯了错误而不能及时得到改正。”
“关于责任问题。我认为从下决心，决定方针来说应由分局负责，亦即由剑英同志负主要责任。因为只要剑英同志下了决心，南下干部、大军干部都会动员起来。即使方方同志一人思想不通，问题也可以解决。”“当然，方方同志在土改问题上的右倾思想，以及包庇恶霸和发出一些丧失阶级立场的言论，其错误是特别严重的。加上他地方主义思想的作崇，对中南指示采取抗拒态度，作为个人来讲，方方同志所负的责任是很大的。”51
没有毛泽东等人的强有力的支持，陶铸是不可能对叶剑英进行狗血临头般毫不客气的清算式的批评的。由于受到党内不公平的批评和过度劳累，会议结束不久，叶剑英出现心脏病症状，胸部疼痛，心律失常。中共中央得到叶剑英的病情报告后，派飞机将他接到北京治疗和休养。广东和华南分局的工作实际上由陶铸主持，即使叶剑英没有到北京病休，他也很难在广东立足了。试问第一书记在有128位主要干部出席的会议上受到第四书记居高临下的批评，他还能开展工作吗？
陶铸的主持下，广东土改大幅度提速：至1952年秋收前全省完成了约110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加上夏收前完成的500万人口地区和1951年完成的46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全省共完成了约2100万人口的地区的土改。秋收后至1953年春耕前完成了约70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任务。至此，全省2800万人口地区完成土改的历史任务。广东后期土改在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加温过急过速，导致过激过火的左倾失误。正如陶铸在1953年2月24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承认的，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不够，“搞的比较粗糙”，“团结面不够广，打击面过宽，”“死人多了些”。土改中，除地主阶级外，还有平均约占总户数7%的人受到不应有的或过重的打击。还错伤了一些在复杂环境中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曾经在游击战争中支援过革命的开明士绅以及一些应该争取和团结的知识分子，有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还侵害的工商业者的利益。左倾失误尤其体现在华侨问题上。例如华侨的房屋“动的面达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追余粮侵犯了侨汇甚至追到国外，划阶级时打击面超过应有的限度，将资本主义剥削当作封建主义剥削，等等，也如陶铸所说的，在土改中被打击的侨眷中“25%至30%是打对了，20%至25%是打击错了，50%则是打击重了”，“结果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52然而《文稿》和其他毛泽东的文献资料都未见到有毛泽东对后期广东土改的批评指示和言论，这与前期广东土改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也说明毛泽东对陶铸主持后期广东土改是充分肯定的。
叶剑英尽管宰相肚里好撑船，做了顾全大局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然而对于“告御状”和“打闷棍”还是记住的。他后来曾对古大存说：“土改问题，我是背着媳妇过河，吃力不讨好。”还说过：“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我叶剑英。”53 叶剑英也是很不服气的。在他所作的就土改问题的右倾和地方主义的错误的自我批评中，就有一句耐人寻味的既光明磊落又绵里藏针的话：“这些错误都是太阳底下人人都看得见的，不必掩饰，也不应掩饰。”54 这是在巨大政治压力下的抗争。1954年夏天，叶剑英在青岛休养时又写下了五言律诗《青岛浴感》，用隐喻讽谏的手法表达自己在土改问题和地方主义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意见——“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5
叶剑英逝世后，中共中央对他建国初期主政华南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还特别指出“他在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运动，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56真是盖棺才能定论！改革开放以后，本文所涉及的广东土改侨房问题因大量资金陆续到位而解决了，广东土改整队中受到错误处分的一批干部得到改正了，方方的“地方主义”问题得到平反了，这些都是改正失误并从中汲取经验的例证。应该说，把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也是总结历史经验包括考虑广东社会历史地理特殊情况的结果。还是那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403页。
2 、3、4、5、9、10、11、12、13、21、22、23《文稿》第1册第191页、第232页、第666页、第80页、第264页、第272-273页、第659页、第666页、第680页、第659页、第666页、第667页
6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上册，粤准印证[99]0138号1999年印第224页。
7、16、54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史料档案》下册，粤准印证[99]0138号1999年印第360页、第150页、第491页。
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页。
14《文稿》第1册第680页、《文稿》第2册第95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1949-195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
17黄焕秋1991年8月的回忆，引自刘子健《关于广东土改的几个问题——与杜润生同志商榷》，载《叶剑英研究》2001年第4期。
18张江明：《叶剑英纠正土改左倾与反地方主义》，载《叶剑英研究》1996年第3期。
19《文稿》第2册第95页。
20 吴南生：《关于揭阳等县的土改问题》，载《广东党史资料》第3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4关相生：《忆陶铸，赞“松风”》载《笔祭陶铸》编辑组：《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并参阅陈欣德：《史墨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25《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228页。
26《陶铸文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57页。
27《笔祭陶铸》第622页。
28、29、30、31、32、33、34、35、37、38《文稿》第2册第16页、第16-17页、第18页、第36-37页、第51页、第62页、第63页、第91页、第108页、第360页。
36《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第646-648页。
3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40、41、42、44《文稿》第3册第193页、第228页、第245页、第437页。
45杜润生：《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载《百年潮》1999年第10期。
46、47、48、49、53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印第114-115页、第119-120页、第118页、第118-119页、第123页。
50、51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粤准印证1534号1999年印第612页、第615-621页。
52廖承志：《在华南分局第一次华侨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3年1月，《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黄勋拔：《论广东的土地改革》，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
55参阅范硕：《叶剑英诗词探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31页。另据范硕著《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87-188页说：“叶剑英在自己的诗里采取隐喻的手法，引用这个典故，意在讽涑‘刘亭长’式的人物。那么，这个当代的‘刘亭长’是谁呢？30年之后，当作者和另外几位同志为了编辑他的诗集，当面请教时，不料他竟毫不加思索地吐出了三个字‘毛主席’。当时在场听到的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倒退在中国‘红海洋’时代，这不是犯了‘天条’吗？可是，他在50年代竟是这样写的！……幸亏这首诗当年没有公开发表，免遭一场横祸，否则叶剑英可能早就作彭德刚第二了呢！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六个年头，它终于脱箧而出，公然问世，诗人终于吐出郁闷在胸中数十年的不平之气。”
56《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0日。
袁小伦，《温故》（四），2012-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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