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走到“文革”的历史所老人（上）
1952年，我到西安的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在历史系里教了四年书。当时的校长是侯外庐先生，不过他是校长，我是三十刚出头的年轻教师，中间差了好几级，没有直接接触。1956年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优待知识分子。我还记得当时给每个教师发个优待证，比如进理发馆，人多的时候可以先给你理——其实这些都不太必要，不过我们过去一做什么就做得挺邪乎、挺极端的。
在党的号召之下，科学院集中全国好几百个知名科学家，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定了很大规模的计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足足一大厚本，非常详细。各个研究所都在招兵买马，历史研究所请陈寅恪先生做所长，陈先生不就，于是请陈垣，还请了郭沫若。陈垣八十多岁了，只能是挂名，郭沫若以中科院院长的身份兼任历史所所长，也是挂名。于是又调了两个副所长来，一是北大历史系的向达，另一位就是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侯先生同时兼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室主任。当时大家确实想按《十二年科技规划》发展，所以各个所都不断地往里调人，经人介绍，我从西北大学调入中科院历史所，成为侯先生的助手之一。
侯先生年轻时就服膺马克思主义，2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时上李大钊的课，深受其影响，从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留学法国专门攻读马克思理论，并着手翻译《资本论》。就我所知，他是最早翻译《资本论》的人。侯先生的外文并不怎么好，不过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和许多人不同。现在有一种偏差，以为外语通就“一通百通”，不过我不迷信外语学院。翻译的事情，第一重要的是了解专业——不要说外文，中文也一样。比如学古代汉语的，让他写篇文章谈谈人民币升不升值，他能写吗？语言不能代替具体专业的知识，这和中文好不好没有关系。
侯先生从法国回来后，知道已经有人在译《资本论》了，于是就停手，并把自己的译文递给对方。侯先生的风格非常之高，其实他译也没有问题，一部经典著作可以有不同的翻译。比如老子的《道德经》，现在国外有好几十种译本，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再比如歌德的《浮士德》，这本书我接触过好几种不同的英译本，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风格，有的句子非常长，看起来很别扭，但真实再现了原著销魂夺魄的写作精神，有的译得非常漂亮，却总有点远离原文表达意境的味道。侯先生的中文大家觉得很别扭，不过《资本论》的原文就不是很流利的，所以对有些“评论家”不顾原文风格一味要求文风流畅，我总觉得不太合适。
回国以后，侯先生在哈尔滨的法政大学教过一阵书，后来又在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任教。平大法商学院的历史是这样的：民国初年，北京一下子成立了许多专科大学，有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女子大学等等，总得有八九个。国民党北伐以后，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就把北京所有这些专科学校合并成一个“北平大学”，分别叫作“平大工学院”、“平大农学院”等等，但实际上还是独立的。当时的很多名牌学校，包括北大、清华，教师都是正经八百的学院派，或者说“资产阶级的学院派”，倒是那些差一点的，特别是一些私立大学，政治上的要求不是很严格，真正成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场所。比如中国大学，那还是民国初年孙中山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就在现在教育部的地方（原郑王府），陈伯达就在那里教书。平大虽然是公立的，但因为原来都是专科大学，水平差一些，不同思想的教师也比较容易进，所以那里就成了左派的天下。特别是法商学院，那里左派教师集中，学生多是左派，所以法商学院也是最闹事的。
侯先生来北京，就在平大法商学院教课，虽然不能非常公开，但实际上就是教马列主义。1932年12月那次抓了三个教授，除了侯先生，还有北大的许德珩、北师大的马哲民，罪名好像是“危害民国”，还判了刑，闹了很大一阵，当时叫做“许侯马事件”，侯先生是在第二年8月才被释放。当时有个传统，凡是名人被抓都会有人出来保，包括杨开慧，蔡元培等好几个国民党的元老都打电报给湖南省长何键，要求保她。但何键很狡猾，收到电报就先把人给枪毙了，然后回复说：可惜电报收晚了云云。不过过去确实有这个传统，侯先生他们也被保了出来。
抗战时，侯先生到了重庆，是左派文化领导人之一。抗战初期，苏联援华是最多的，包括飞机、军火、空军志愿者等等，远远超过美国，所以国民党也拉拢苏联，特别派了立法院院长孙科到莫斯科去。孙科当时算是国民党里的开明派，回重庆后办了一个中苏文化协会，侯先生在里边负责编《中苏文化》。1941年新四军被解散，当时中共的政策是让所有人潜伏到下层去，广交朋友，暂时隐蔽。那时候我在西南联大作学生，学校里忽然跑了一大批人，平常比较出头露面的都纷纷离开，总有七八十个的样子，差不多占了学生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左右，比如跑到云南乡下等等，免得被抓。侯先生还在重庆继续办杂志，因为挂了孙科的名字，也是对左派进步杂志的一个保护。抗战初期，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是左派的文化领袖，他们经常有活动。有一次开座谈会，张申府提出来要马克思、罗素、孔子三结合，侯先生当场批了他一阵，我们都是在《中苏文化》上知道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压制得更利害了，对共产党下了讨伐令，一部分“送回延安”，一部分就给抓起来，许多进步人士无法立足，先后辗转去了香港，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等等一些名人。侯先生在香港从事左派文化活动，在达德学院（一个规模不大的左派学校）里教书，一直到1948年东北解放，香港的左派人士纷纷回到解放区，侯先生取道东北回了北京，在母校师大做历史系主任。
解放前，侯先生就出了几本关于历史研究的书，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等等，还有就是《中国思想通史》（共五卷），找了几个人一起合作，不过第四卷没有写成，那也是内容最多的一卷，后来拆成了上下两册。解放后，侯先生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是唯一的民意机关，郭沫若、侯外庐等与党组织的关系长期隔绝，解放初期的身份是民主人士，直到“反右”以后才公开党籍。1950年，侯先生被调到西北大学做了几年校长，一直想要继续把这套书完成，直到1955年任历史所副所长，思想史研究室完全由侯先生负责，实际上也是专门为他成立的，专门安排几个年轻人做助手，特别是《中国思想通史》最后两卷太长了，从宋一直到清，基本上就是大家在侯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是迄今为止最大部头的，也是最早的一部最完备的中国思想通史。
不过当时有个特点，大家都不务正业，本来一年365天可以真正搞出点什么，但政治运动一来就压倒一切，正常工作经常被打乱。“反右”一反就是一年，天天批右派，接着就是“大跃进”，大家都去大炼钢铁，本来所里招研究生要求读经典著作、学两种外国文，要做论文，可哪有时间呢？再后来是下乡搞“三史”（家史、村史、社史），1959年我们就到河北卢龙县去修县史。三年困难时期稍微好一点，可能是大家吃不饱，都没劲儿闹了，不过杂事依然很多。比如国庆天安门大游行，扎花车一个月，排队练习齐步走一个月，而且年年如此，一直到林彪出事那年才停下来。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之多，反而成了最主要的任务。侯先生自己是比较主张搞业务的，可是总被各种政治任务打断，动不动就全室的人都走空了，所以时常他也流露出不满意，说：“上级的任务，该顶就是要顶。”记得有一次纪念辛亥革命多少周年，组织大家写文章，侯先生说：“这个文章我们写不了，这得让党中央去写。”
侯外庐先生首先是一个学者，主要的兴趣在学术上，虽然挂了副所长的名义，实际上主要就负责我们研究室，一心只想完成他的那套《中国思想通史》，其他活动很少过问。历史所也算比较照顾他，对我们室的干预是最少的，所以到文革时候也成了一条罪状，说侯先生搞“独立王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党内民主人士”。而且侯先生有个特点，比较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凡事一定要从马克思原典里找根据，有点儿原教旨主义的味道，这是他从年轻时起一贯的路数，我给他做助手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工作就是帮他找德文原典。从优点一方面说，这证明侯先生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从缺点一方面说，就有点书呆子气了。政治是讲现实的，而不是纯逻辑的，真实的政治有它的“灵活性”，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按林彪的话就是要“活学活用”，可是侯先生往往把政治上的事情当学问来研究。比如上面让批吴晗，那是政治的需要，批就是了，可侯先生一定要找原典，查一查马克思对清官、赃官是怎么定义的。再比如，上面号召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但马克思并没有提过要搞人民公社，所以侯先生从来不大就这方面写文章，不能“与时俱进”，甚至扯后腿，这也是他吃亏的地方。
刚解放的时候，史学界有“四老”之称，指四位老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另外还有一种“五老”的说法，就是再加一个吕振羽。抗日战争时期，吕振羽做过刘少奇的秘书，但后来也是最早出问题的，1963年把他抓起来，再往后就不提了，只剩下“四老”。不过这四位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文革中无一幸免，都没能逃过这一关。翦伯赞自杀了，侯外庐瘫痪了，范文澜做了五次检讨，不顾“实事求是”的原则，竟然嘱咐帮他做检讨的助手说：“说得越过分越好。”郭沫若没有被大规模的明批，实际上他的压力也很大，一个儿子被打死、一个儿子自杀，而且他公开做自我检讨，说：“现在看起来，我以前写的书都该一把火烧掉。”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否定过头了，他是在否定自己，还是否定自己的事业？难道他真那么想？
侯先生是历史所第一个挨整的，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有一次把他整得很厉害，说他是叛徒。当时定个叛徒很简单，凡被国民党抓起来过的都被视为叛徒，因为当年国民党抓人，有些找不出证据的也给放出来，只要写个悔罪书，表示要信仰三民主义等等，或者有的人还写：“本人一时糊涂，误入歧途……”这都是无奈之举，不然怎么能让你出来呢？但解放后都成了罪状。而且有一件事情，现在说起来都当笑话了。有一次抄侯先生家，本来准备下午去，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让中央戏曲学院的红卫兵抢先一步，把好东西都抄走了，结果我们所的这帮人去了以后什么都没捞到。这种活动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不过因为我们室的王恩宇是红卫兵的头儿，我听见他给戏曲学院打电话，说：“我向你们提出最严重的抗议，你们趁火打劫！”第二天侯先生来上班，我看见会计室的女同志借给他五十块钱，说是生活费，据说他家里已被洗劫一空，连打火机都给抄走了。
侯先生本来身体很好，我想他再工作十年也没有问题。1968年，有一次斗了他一整天，结果脑溢血，回去就瘫痪了，虽然后来活到八十四岁，可他最后那七八年躺在床上不能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废人了。70年代初我们从干校回来，那时我还顶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记得有一次去医院看病，碰到所里一位老先生，大概是胡厚宣，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还好，就是腰疼，他说：“我看你的样子还好，可是你看侯先生，人都垮了。”我回答说：“我跟侯先生不一样，侯先生是‘百万富豪’，一破产精神上受不了。我就有一块钱，拿走就算了，无所谓。”
历史所差不多两百人，侯先生是第一个挨整的，只有他一个是反革命，所以压力很大。可是等我被揪出来的时候，全所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反革命，也就不稀罕了。好比一个担子四五十人挑，那比一个人挑，重量上要差很多。而且，侯先生是老马克思主义者、老革命，又是社会活动家、政协代表、历史所所长、国际知名学者，这么多桂冠，一下子破产了，突然变成反革命，让他出来扫厕所，既是一种惩罚，又是一种侮辱。我好比是从一个台阶上摔下来，爬起来还能接着走，可他是从高楼上掉下来的，那怎么受得了？特别是他的信仰、他的理想。从年轻时候起，侯先生就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奋斗了一辈子，结果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这个打击对他太大了，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比青年男女恋爱一样，你全心全意地爱她，忽然发现原来是个骗局，如果精神脆弱的话，人会崩溃的。所以侯先生在那天夜里突然发病，一下就瘫痪了。
《中国思想通史》最后总算完成了，基本上是按照侯先生马克思主义原典的那套思路来写的，是他毕生学问的结晶，从这一点上看，应该算是幸运了。本来这套书可以更充实、更深入，可惜大家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不务正业了，并没有侯先生最初设想的那么完美。
何兆武口述，文靖整理，网刊《记忆》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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