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胡汉民在制定“约法”问题上爆发冲突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下）


（续前）三、蒋胡在制定“约法”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

面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扩大会议”派的“法治”要求，国民党主流派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蒋介石企图接过胡适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而胡汉民则坚持一贯主张，反对在当时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胡适要求制定宪法，批评孙中山的文章发表后，招来了国民党一场颇具声势的“围剿”，极端分子甚至要求将胡适逮捕法办。但是，蒋介石特予“优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930年10月3日，蒋介石所率领的南京“讨逆军”克复开封，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人的失败已成定局。同日，蒋介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前所未有地首先作出自我批评，声称“中正自维凉德，诚信未孚，对人处事，每多过误”。电报建议，在军事大定之后，赦免陈炯明、阎锡山之外的所有军事、政治上的“罪犯”，“取消通缉，复其自由”。电报甚至提出，共产党员个人如能“悔过自新”，“得有切实保证人”，可以“暂予缓刑”，三年之后，实无“犯罪行为”时，得确定赦免之。同日另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在最短期内召集四中全会，讨论提前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进一步讨论召集国民会议，起草宪法，“准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等问题。蒋并提出，在宪法未颁布以前，先行制定训政时期适用的约法，“使《训政纲领》所规定，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之《政纲》，益能为全国人民所了解”。上述两电，通常称为“江电”。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文告，进一步作出革新姿态，声称“负责建国之中央，则尤必于讨逆胜利之后，紧接之以政治之刷新。”蒋介石的“江电”受到部分舆论赞许，视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开政治的解决之端”，但是，却遭到胡汉民的顽强抵制。胡面谕中央通讯社负责人，“要等到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后才能公开”。11月1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三届四中全会开幕，蒋介石的提议虽被列为主席团提案，但在会前审查时，由于胡汉民力持异议，做了很多修改。15日，张群等人提案，支持蒋介石，要求采纳“扩大会议”等“反对者的意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提案称：“今日通称党国，固非党高于国，或党即国之解释；党与国的机关，不能混合”。又称：召开国民会议，可以密切国民党和人民的关系，增进与人民的团结。该提案还对三全大会将孙中山遗教定为“最高之根本法”的有关决议明确提出异议，认为孙中山的遗著“不含法律性质者亦复不少”。但是，该案遭到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胡称：该案已经三全大会决定，不必讨论。他并称：孙中山所指约法，乃是军政时期，对军政府而言；民元时期的“约法”就是宪法，“非我们之约法”；

“总理在《建国大纲》内，就没有提到约法两个字，而单讲训政了。”胡汉民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的有关发言不是偶然的。早在1928年，他就在《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和有关演说中批判民初制定《临时约法》的举措，强调必须坚持孙中山设计的“训政程序”，反对“躐等而上”。1929年9月23日，他在一天中两次发表演说，重申孙中山晚年的观点，指责民初制定《临时约法》，“不遵守总理训政方案，已误国家。”他说：人民必须首先受训练，“到了能运用自治民权，方能有宪法”；如果“人民不知如何运用参政权，宪法岂不是假的”。他并以三全大会的决议为依据，不点名地批评胡适等人，声称“总理的一切遗教就是成文的宪法”，“如再要另外一个宪法，岂非怪事！”1930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集易堂提出《人权法原则草案》13条，拟作为“实质约法”的一部分，但是，在胡汉民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此案也以上文同样的理由被决定“缓议”。对于扩大会议诸人提出的制定约法的主张，胡汉民更斥之为“胡闹”，再次强调，孙中山的“主要遗教”已被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不应将之“一齐搁开，另寻一个所谓约法”！由于胡汉民的反对，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未能就是否制定约法一事作出决定，仅议决于次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会议通过的蒋介石有关提案也是模糊的。这次会议，蒋虽被加推为行政院长，但“江电”所提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等意见，或被否定，或被搁置。

三届四中全会结束后，蒋介石加紧筹备召开国民会议。1930年12月末，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次年1月，成立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总事务所，以戴季陶为主任，孙科为副主任。2月15日，加派陈立夫为总干事。

按蒋介石的意思，这个国民会议仍然要制定约法。但是，胡汉民继续反对。1月5日，胡在立法院演讲，列述孙中山的有关主张，而不及约法二字。他说：“　关于国民会议的一切，无论是会议前的召集，会议中的讨论，必须完全遵依总理的遗教。”他表示，希望大家“能深识国民会议的性质、组织效能，避免许多无谓的误解。”2月24日，胡汉民、戴季陶、吴稚晖、张群等在蒋介石处聚会，商讨约法问题。张群力主“立宪救国”，受到胡汉民的强烈批驳。胡称自己是“真的为约法宪法而奋斗者”，但他坚持当时条件不够，“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军权高于一切”，“约法这件东西，寒不能为衣，饥不能为食，有而不能行，或行而枉之，只于人民有害”。同日，《中央日报》记者访问胡汉民，征询胡对于国民会议的意见。胡称：“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他提出，国民会议的议题只应限于孙中山手定的三项：谋中国之统一；谋中国之建设；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就将他反对国民会议讨论约法的态度彻底公开了。胡汉民的态度使蒋极为愤怒。2月25日胡汉民谈话见报的当天，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彼坚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乱法，以便其私图，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又言国民会议是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不言约法，试问无约法何能言建设！”28日，他在《致胡汉民函》中尖锐地责问说：“遍查各国历史，在革命政府成立而统一亟需巩固之时期，是否均有一全国国民公守之大法？今即退一步而政府不提出训政时期之约法案于国民会议，亦必由国民会议自身决定应否议及约法，乃先生必预欲剥夺国民会议提及约法之权，是直欲限制国民会议，压迫国民会议，使国民会议之真意全失，仅预为捣乱者再留一为约法而战之题目而已。”蒋介石高度评价约法的作用，称之为“本党与中国生死存亡之最大关键”。他认为，孙中山晚年并无不要“约法”的主张。《日记》称：“总理革命，主张严弃民国元年参议院之约法，而重定训政时期之约法，是审正革命之约法，而非不欲有约法也。”他和汪精卫一样，也只能在孙中山思想的范围内做文章。

蒋介石虽然早年就参加辛亥革命，但始终并无多少民主思想。他此际之所以重视约法，主要是中原大战和北平扩大会议的刺激。《致胡函》称：他的“江电”　是“积数十万将士之鲜血、战地无数人民之牺牲，疮痍满目，痛定思痛，惩前毖后，滴滴血泪之所成”。这段话虽不无美化自己之嫌，但道出了他的“政治刷新”主张和中原大战之间的关系。同函又称：“两年以来，党国多故，叛变纷起”，“不能不为拔本塞源之计，以求战祸之永不复行”。这段话比较真实地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中原大战是国民党统一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双方动员兵力高达160万人，其中“逆军”伤亡20万，“讨逆军”伤亡近10万。它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严重威胁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接过政敌的口号，力图以此争取人心，剥夺反对派的借口，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

这一时期，蒋介石思想中确有某些“刷新”的念头。除赦免军事、政治犯、制定约法外，废除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指定和圈选制度亦是一例。

国民党采用指定或圈选制由来已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代表406人，其中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选出者仅73人。当时就受到不少地方党部的反对。三全大会甫经闭幕，所谓“护党救国第一方面军”等反蒋力量即乘时而起。北平扩大会议宣言更称：“本党组织为民主集中制，蒋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次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今后“各省党部选举绝对自由，不再圈定，而一切议案亦绝对公开”。他还表示，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必须自由提案，自由决议，不加限制”。尽管蒋介石的目的是“阏绝乱源”，巩固统治，但是，赦免军事、政治犯，制定约法，自由选举、自由提案，议案公开，等等，毕竟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他在“江电”中重提曾作为国共合作基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无奈蒋介石专制、独裁成性，一遇到反对意见，他就又用起老套路来了。

四、蒋胡矛盾的其他方面

除了约法之争，蒋胡矛盾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一）胡汉民多次批评国民党、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蒋介石本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以“造成廉洁政府”相号召。2月16日，胡汉民发表演讲，指出四年中不曾检举过一个贪官污吏。他质问道：“我们能相信今日之政府，是真实廉洁了吗？政府之下的公务人员，是真实都奉公守法了吗？不待言，是一个绝大的疑问。”同日，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演讲称：“目前我们党的生气，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消沉了。”“从前国民党包办一切，不许人家来染指，现在则包而不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胡汉民当时此类言论很多，其最尖锐者为批评南京国民政府“政不成政，教不成教”，这使蒋大为不满，指责其“诽谤行政院”，“漫肆讥评”，“若必欲使中央信用丧失，革命无由完成而后快者”。

在国民党历史上，胡汉民是老资格，而蒋介石只是后生小辈，因此，胡汉民对蒋介石批评、教训起来也常常不留余地，蒋介石对此尤为恼火，指责其“以政治一切罪恶推于中正一人之身，而以军人不懂政治之诽谤，诋之于中外人士之前”。（二）胡汉民反对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蒋介石辞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江电”中，蒋要求提前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胡反对；及至法定时间已到，胡仍然反对。其原因，据蒋称，是由于胡要求蒋辞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未能如愿。《致胡函》称：“先生尝对中正等自诩政治手腕，惟史太林差可比拟，其不欲第四次代表大会早为召集，是否以强迫中正辞退组织部未遂所欲，乃致先生之个人布置未周妥，所以模仿史太林者尚须逐渐准备？”（三）胡汉民企图以立法院牵制以蒋介石为首的行政院。胡汉民认为：“立法者只该忠于党，忠于国，　忠于由法律案所产生的政治设施。”他企图以立法来限制行政，补救行政的过失。对此，蒋介石指责其为“阻碍革命，破坏《建国大纲》之精神。”《致胡函》称：“今先生对于政制之应单纯简捷者，必使之复杂纷纠，以致一切政治皆东牵西制，不能运用自如。”“必欲以五院院长牵制行政，且皆欲以立法院主张是从，而以立法院为国民政府之重心。”（四）立法院搁置《邮政储金法》。1930年，行政院交通部曾将《邮政储金法》交立法院审议，但胡汉民认为，邮政储金关系国家财政的周转和挹注，因此持审慎态度，该案始终未获通过。对此，蒋介石指责说：“行政院要案，有搁置一年之久不得通过者。”（五）立法院对《中日关税协定》提出质疑。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即推行“改订新约”运动，企图修改鸦片战争以来列强陆续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其内容之一是改订关税条约，实现关税自主。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一正当要求却遭到了日本政府的蛮横拒绝。经过艰难谈判，直到1930年5月，日本才在列强中最后一个与中方签署协定。中方承诺每年从海关税收中提取500万元，用以偿还北洋政府向日方的借款，同时允诺三年内不提高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主要货物的关税率；日本则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由于让步较大，立法院提出质问，蒋介石当时在前方，命人询问胡汉民：“军情紧急，胡先生这样干，是不是想推翻政府？”胡对来人答称：“签订法律案，不经立法院认可，是违法”。

他指责主持谈判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昏聩糊涂，擅签协定”，建议撤职查办。对此，蒋介石指责为“反对外交，妨碍税法”。（六）胡汉民反对以官职为手段拉拢东北将领。1930年，为了动员张学良出兵攻打“扩大会议”诸人，蒋介石曾于当年6月提名以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又准备简拔张的部属为国府委员及部长，对胡表示：“要与汉卿合作，非这样办不可。”但胡立即驳蒋说：“不应该用这种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该这么滥给人”，“在中央的意义之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对此，蒋介石指责为“阻碍和平，破坏统一”。《致胡函》称：“统一告成，东北竭诚拥护中央，我中央正宜开诚相与，示以大公，使各省心悦诚服，怀德知威”，“乃先生褊狭怀疑，必曰东北无诚意，严防固拒，屏诸化外，凡有提议东北之人与东北之事者，先生必从中阻挠，竭力反对。推先生之意，若必欲使中央失信于东北，引起东北对中央之恶感，使中央原定之和平政策不能实现，军政不能统一，党国永无安宁之日，诚不知先生是何居心也？”（七）反对蒋介石提出的“赦免军事、政治犯”的方案。胡汉民认为，蒋的方案过于宽大，在制定《政治犯大赦条例》时没有完全采纳其意见。对此，蒋介石指责说：“其对于赦免政治、军事犯亦多不赞成，今《大赦条例》与余江电条例相左甚多，以胡同志要主张如此，故中央同志亦无所异议。”蒋介石对胡汉民的指责尚多，如“任意破坏财政”，包庇援引廖仲恺案的嫌疑分子，引用许崇智，接济曾计划谋害蒋介石的陈群、温建纲等。或无事实，或非事实，本文不拟一一列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胡之间逐渐积累了若干矛盾，涉及许多方面。但是，在各项矛盾中，胡对蒋的批评和牵制则是招致蒋不满的主要原因。直到1934年，蒋还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五院制乃总统集权制之下，方得实行。否则未得五权分立之效，而必起五院斗争之端；未得五权互助相成之效，而反生五院牵制纠纷之病。胡汉民不明此理，专以私心自用，竟至党国衰败而无法建立健全之中央，其肉岂足食乎！”蒋是个独裁主义者，追求、神往的是大权在握、个人专断的“总统集权制”，岂能容得别人的批评、牵制和反对呢！

五、软禁胡汉民事件的影响

软禁胡汉民的当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到蒋宅赴宴，得知胡汉民的“罪状”后，相顾失色，“皆噤不作一言”。蒋称：“诸同志既认展堂举动不对，应即请其辞职。”他提议于明日召集中常会，推举林森继任立法院长，邵元冲继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诸人仍不敢开口。蒋称：“诸同志既一致同意，明日即照此办吧！”陈立夫依仗他和蒋多年的密切关系，客散后拉着叶楚伧去见蒋，叶仍然一句话不说，陈也不敢提出相反意见，只劝蒋“就此罢手，千万不要走极端”，“再予监禁是不妥的”。但蒋一不做，二不休，盛气表示：“已经做了，就没有办法再掩饰了。”3月2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面带怒容”，　指责胡汉民“在中央未有具体决议以前，徒凭个人见解，发为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之言论”。蒋报告后，国民党中央随即召开临时常务会议，通过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蔡元培、孙科等12人提议，决定召集国民会议，“排除一切困难与谬见”，确立约法，推吴稚晖、王宠惠等11人为约法起草委员。会议同时通过决议，声称“胡汉民同志因积劳多病”，“不足膺重要繁剧之任”，辞去本兼各职。据孙科回忆，会议情况是：“半句钟之久，无一发言，后蒋作默认，糊涂通过”。　3月9日，蒋介石再次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一方面继续用“辞职”说掩盖“暴力软禁”的真相，一面大肆鼓吹“党员、官吏无自由”论，声称：“革命的党和革命的政府，因为革命的需要”，“随时可以限制党员与官吏各人的自由”，“所以胡同志的行动是否自由，不是什么重大的问题”。云云。软禁胡汉民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全面个人独裁。自此，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仅存的一点民主气氛扫地以尽。国民党元老们记取教训，“咸袖手结舌，莫敢一言”。然而，任何独裁统治的力量又都是有限的。人们在辇毂之下的南京无法吭声，但是，在蒋介石鞭长莫及的地方就无所顾忌了。

从3月3日起，属于改组派系统的上海《华东日报》连续发表评论，抨击蒋介石的“独断专行”，认为“欲谋解放，除彻底反对个人独裁，实现民主政治外，　绝无他道可循”。天津《大公报》也发表评论，认为“政治意见既不能无争，要当以言论为工具，以多数决从违”，“轨道内之论争，无论党治、法治之国家胥应允许。盖不如此，则政治必腐化，国家必退步”。8日，上海各省公团驻沪联合办事处通电指出：“专制民主，誓不两立”，要求南京各院长，各部长，“去职远引”，“勿为一姓之走狗”瑏瑠。同月底，中国国民党党权运动总同盟发表《讨蒋宣言》，要求开除蒋介石党籍，撤销其本兼各职瑏瑡。古应芬是胡派重要人物，软禁事件发生后，他最早致电蒋介石表示不满，旋即在广东联络陈济棠等人组织“策划机关”，研究救胡及组织“西南政府”方案瑏瑢。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身份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有“违法叛党”等六大罪状。5月3日，陈济棠以第八路总指挥的名义，　率领所部陆海空各军将领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11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率张发奎等全体将领通电，声援陈济棠等，声称“本军业经下令动员”，愿与各方袍泽“趁时奋起，会师长江，底定金陵”。

“扩大会议”诸人自离开太原后，反蒋活动的重点转入舆论宣传方面。汪精卫于3月14日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架之行径”。其后，连续发表文电，以“颠覆个人独裁，树立民主政治”及“恢复民主集权制”相号召，呼吁各反蒋派系联合起来。他探悉粤方酝酿反蒋后，即积极表示愿意参加。广东方面秘密征询胡汉民的意见，胡表示同意。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此际也发生分化。孙科原是蒋倒胡依靠的人物，但他由于看不惯蒋的作为，离宁赴沪，消极抗议。5月5日，致电蒋介石称：“历代各国元首罪己，事本平常”，要蒋“自讼自劾”。21日，秘密偕唐绍仪、许崇智、陈友仁离沪赴港，和汪精卫、白崇禧等会面，讨论两广合作讨蒋问题。此后，他即成为西南反蒋阵线中最激烈的人物，演说中有云：“蒋不是寻常老鼠，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则全国皆亡不可！”联络既有端绪，唐绍仪、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等于25日联署，通电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之内下野。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除了原北平扩大会议的人马之外，又新增了一批反蒋分子，形成国民党内非主流派系的更大联盟。一个北平，一个广州，前后两个反蒋的“国民政府”，用以号召的旗帜都是“民主”与“法治”。

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广州非常会议所成立的“国民政府”虽然很快撤销了，但是，宁粤对立的局面却一直延续到1936年，长达五年之久。

六、余　论

“民主”与“法治”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历史的基本走向。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法律又是极为重要的。其中，约法、宪法等“根本大法”规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民主原则，规范执政者和人民彼此的权利义务，就尤为必要而不可缺。在强权统治下，法律有时会成为具文，但是，它提供了人民保护自己、揭露强权的武器，还是比无法好。因此，20年代末期，胡适等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下制定约法或宪法，保障人权，虽有其局限，但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合理要求。扩大会议承继这一要求，以之作为反蒋口号，正是看到了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蒋介石将这一口号接过来也是看到了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中国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个人专断和独裁已经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当蒋介石与胡汉民发生政见分歧时，既不能诉诸民主的协商和讨论，又不能诉诸辩论与表决，而是无限上纲，暴力软禁。原本是追求民主和法治的努力（虽然是表面上的和形式上的）却变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这一事件深刻地说明了现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多重交叉的。就胡汉民将孙中山“遗教”绝对化，反对制定约法来说，他不懂得现代的民主和法治，但是，他又企图运用现代的多权分立制度来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就蒋介石来说，他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显示出他企图迈上民主和法治的道路，或者说，他企图以民主和法治来装点门面，但是，当他遭到牵制，面临反对意见时，他又用粗暴的办法践踏了现代民主的原则。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