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我从部队转业，回到上海，分配在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任教育干事。校长是分管政法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委第一副书记潘汉年兼。
1953年，三反五反刚刚结束，有关部门决定在“上海市三反五反工人法庭”的基础上建立上海市法院，由上海市行政干校的师生参加清理积案和建院工作。我作为教育干事，也带领一批学院参加了。我的具体身份是“处理积案办公室秘书”，分管“婚姻、房屋、债务”三类民事案件。——我父亲抗战前是上海市特区刑庭的法官，抗战期间辞职当律师，解放后是上海市政协政法研究九人小组成员之一。他再三嘱付我：千万不要经管刑事案件，因为当时有许多反革命案件，属于“职业犯”，个人并不犯罪，说不清楚。不参与其事，至少自己良心上过得去。
“我们无产阶级制定的法律，就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
在此期间，我听过潘汉年多次讲话和报告。例如他说：法律是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所以法律必然具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法律，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而总是羞答答地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谎言迷惑大众。历史上，王子犯法，从来就没有“与民同罪”过。我们无产阶级，就是要公开地、明确地宣布：我们无产阶级制定的法律，就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
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他在上海市法院所推行的，就是坚决袒护无产阶级。具体地说，资本家和工人，犯了同样的罪，例如重婚罪，资本家的犯罪，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强表现”，属于阶级本性问题，必须无情地给予严厉的打击，绝不手软；工人犯罪，那是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本质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我们司法工作者，一定要满腔热忱地去帮助他、挽救他。
执行这种理论的结果是：资本家犯了重婚罪，因为要严厉打击，所以一般都判三年至五年的徒刑，送到苏北去劳改，重婚的小老婆必须离婚，而且要分给她相当数量的财产。不服判决的，允许上诉，但是结果必然是加刑。理由是：判你三年五年，已经是“从轻发落”了，如果还不认罪，还不感恩戴德，那就说明你对自己的罪行毫无认识，结果必定是改判八年至十年徒刑，作为重刑犯送进提篮桥监狱里去了。而工人重婚，一般只是教育释放，也就是在法庭上批评几句，最多骂他们几句诸如“丧失阶级立场”、“沾染资产阶级习气”、“给工人阶级丢脸”之类。遇见不服气的，也不过给以拘留15天。因此二者的判处反差极大。
对于潘汉年这样的高论及这种处理方法，我当年就反对。认为这是一种阶级偏见，甚至是姑息养奸。我最最反对的，就是“不服上诉必定加刑”这一条。判刑的前提，是犯罪。“态度不好”，不能成为加刑的理由。一个没罪的人被错判了，还要求他“认罪”，是不是太难了点儿？因为“无罪而不认罪”，却要因为“态度不好”而加刑，这叫什么法律？不论是资产阶级法律，还是无产阶级法律，恐怕都难以自圆其说吧？解放后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不都是因为执行这样的高论而造成的么？
当时的上海市法院院长韩述之，也不同意潘汉年的这种论断。韩院长是地下党员，解放前就是上海法院的法官，和我父亲还是好朋友。他曾经私下对我说：“这叫什么理论!法院应该是最讲理的地方，现在反倒最不讲理了。解放前是无法无天，解放后是‘有天无法’!”——意思是：解放后“天下是打下来了，但是没有法律可依，只能谁的官大听谁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
一个刽子手的死活
还有一件案子：工人领袖、共产党员王孝和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死刑，1948年9月30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毙。执行死刑的刽子手，解放后并没有逃跑。他自己认为：当刽子手，是他的职业，至于这个人是不是该杀，他不管，因此，他自认无罪，用不着逃跑。解放以后，他被捕了。而逮捕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枪毙了王孝和。
关于这个刽子手有罪没罪的问题，当时的上海市法院曾经有过一次或几次激烈的辩论。我虽然不是刑事庭的人员，但是我至少知道这件事情。据说韩院长就认为这个人无罪。理由就是“杀人是他的职业”，他主观上没有犯罪动机，但是以转业军人为首的对立派，则认定这个人有罪，而且应该以命相抵。理由就是：“烈士王孝和，分明就是死在他的枪下。”两派相持不下，最后请示潘汉年，批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件案子的处理，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刽子手的死活，而是牵扯到对属于“职业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如何对待的政策问题。许多已经起义或投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个人品质很好甚至本来应该是有功的人，却都在“四二七”大逮捕中抓起来，关的关，杀的杀。例如二战期间破译了日军企图偷袭珍珠港的民族英雄池步洲，就仅仅因为是“国民党少将”而被捕，连破译密电码这样的天大功劳也说成是“罪行”，被判了15年徒刑。
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韩院长的“有天无法论”和“职业犯无罪论”终于被揭发，并且上纲上线地被批判，结果是划为右派，被送去劳改了。
1954年我调到北京，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事件而引发的肃反运动中，有积极分子从我的照相本子里发现有一张身穿国民党军官的照片，偷走之后送到人事科去了。——其实那是剧照。为此我挨了半年批斗，一定要我交代“失去了的一段反动历史”，最后还是人事干部拿着这张照片到我老家向我的老师同学对证，“误会”方才解开，并立刻“解放”了我。
为此，结合1953年在上海市法院的所见所闻，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我对新中国的法制问题提出了意见，主张“健全法制，取消运动，党政分开”，在当年，这可是“取消党的领导”的“大是大非”问题。于是，我在“阳谋”中中箭了。
创造“民事案件集体调解法”
不过，潘汉年主持上海市政法工作期间，也有许多成绩。他创造、或他批准的“民事案件集体调解”，就是一种很好的工作方法。上海解放三年多，一直没有法院，所以上海市法院一成立，真是积案如山，如果一件一件审理，几年也审不完。加上当时没有成文的法律，同一类型的案件，有罪无罪或量刑的程度，很可能会因人而异。
当时我们办案，必须“深入里弄”走群众路线，访问当事人和邻里甚至居委会等许多人。先做到对每一件案子都“心中有数”，然后把同类的婚姻、房屋、债务等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证人、调解人召集到一个大会场来，拿出一件典型的案件来，让全体与会者集体讨论、充分发言，最后终结归纳出一个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的条款来，当庭宣判，然后以此为样板，让同类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表态，如果同意或能接受，就一律以此案例为范例，一次性可以解决十几宗甚至几十宗同类案件，效果很好。
1955年4月，潘汉年由于“说不清楚”的冤案被捕判刑，在“对资产阶级犯罪分子绝不手软”的无产阶级监狱中整整坐了十年牢。
《炎黄春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