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7日 星期一

“二月逆流”前后,文革造反派发生分裂

  大约是(1967年)2月11、12号,我还在重庆探亲,柳汉昌(一冶工安公司一队工人)从武汉发来电报:“家有大事,速回。”那时没有手机,长途电话又难打,况且价格太贵也打不起,老柳又不说是什么大事,我了解柳汉昌,是位老成持重的师傅。故接到电报没有多想,立即准备返回。那时船票好买,尚无春运车船票紧张一说,我买了第二天的船票。一路心情忐忑不安,一个人十万火急赶回武汉。第三天下午下船,直奔公司。和老柳、马恩列(三队工人,造反派)等连夜碰头,一问才知道武汉发表了个什么“二八声明”,现在全城闹得沸沸扬扬,一夜间造反派按对待二八声明的态度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要我星夜赶回家拿个主意,我们应该成为“香花派”还是“毒草派”。同时把《长江日报》上刊登的“二八声明”拿给我看。

  我开始以为事态很严重,正儿八经地把“二八声明”看了两遍,我问大家:“二八声明”说的什么?同志们都弄明白了没有?大家都不做声。我说我也没看明白,有一点弄明白了,声明说的意思是现在有的造反派组织是托派,要篡权,有投机者想摘挑子,只有发表声明的这几家组织才是真正的革命派,才是真造反派,权也只能由他们来夺。是不是这个意思?大家说,他们也认为是这个意思。我说其实发表声明的伙计们恐怕自己都没弄明白自己要什么,“七说八说,盐巴秤砣”。不管它,我们什么派都不是,照样搞我们的“文化革命”。大家说恐怕不行啊,现在全市所有的组织都亮明了要么是香花派,要么是毒草派。我说,那不像运动初期又要站队吗?真是吃饱了饭没得事干,人为地制造分裂。大家说表态肯定是要表的,要不下面的人员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那也是,这时才想起来问一冶野战兵团总部是什么派、什么态度,大家说,总部是毒草派。我说,那我们肯定就是毒草派了。其实香花、毒草纯粹是扯淡,这又不是造反派与保守派这两派,无法调和是因为对“文革”的态度、对走资派的态度,有根本不同的意见,一个要造反,一个要保走资派,保守派还要整造反派,你想调和都难得调和。现在的香花派和毒草派我看不出有哪些根本的立场、观点不一样,就像工总和二司,好像和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再分个香花、毒草是不是无事找事?不管它,总部是毒草派我们就是毒草派。否则,一冶野战兵团就会分裂,这才是大道理。大家都一致赞成。然后我又跟大家说,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香花派跟毒草派各自的根本立场和观点是些什么内容,又有哪些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辩论起来也是扯淡,干脆通知兵团战士一律不参加这类扯淡的辩论。两个小时的会开完,我才意识到老柳也是扯淡,天远地远把我催回来,就为了决定这种扯淡的事!

  2月的江城春寒料峭,天空成天灰蒙蒙的,天气使人有一种压抑感,而“文化大革命”似乎不知寒之将至,照样热火朝天。保守派偃旗息鼓,造反派一天天膨胀起来,包括队伍和情绪。工安公司野战兵团发展到一千多人,在工安公司算一枝独秀。省、市正闹着夺权,像我们这种县团级单位夺权怎么搞,因为一冶野战兵团总部没有动静,我们也不知从哪里下碴。社会上的香花派、毒草派闹了几天,恐怕双方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想表达什么,因为这本身就是人为制造的一场闹剧,确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于是也烟熄火熄。人们不知所从,各方都有厌倦感,就势收场又何尝不可能?而一场湖北省、武汉市的夺权斗争又使局势复杂而严峻起来。

  由于造反派夺权触及了当权者容忍的底线,用现在话说,触及了当权者的核心利益,且各省、市的造反派又一副假戏真做的架势,这样一来,死死认定“打江山、坐江山”的当权者们注定要开始来真格地反击了。造反派在准备投票,走资派却在暗暗磨刀。幼稚的造反派为了水中月镜中花般的名额争得势不两立,一股寒流却悄然而至。

  2月,北京高层撕破脸。“文革”反对者绝不是对“文革”的一些具体做法发泄不满,更不仅仅是为当权派受到批斗冲击而不平,在他们看来,造反派大哄大嗡,说这个是走资派、那个也是走资派不足为虑,顶多是触及一下皮肉。批斗不是根本事,夺权才是真问题。2月份的摊牌真正的引爆点在于夺权。其实多数造反派因为幼稚,视夺权如儿戏,抢几个章子、发几篇声明就算是夺权了,走资派却不这样看。过去他们视造反派为一群乌合之众,也就是运动中的“勇敢分子”,闹腾不了几天,现在则视为心腹大患。你要玩真的,别人就陪你玩真的。2月的摊牌紧接着造反派全国夺权而发生,决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从此造反派成了别人决不宽恕、务必赶尽杀绝的对象,用十年后报上流行的话说叫“除恶务尽”。从此,造反派的噩梦就真正开始了。此后十多年的反复整肃,不再用“文革”初期那种整整黑材料、批一批、划个右派之类的小儿科,而是直接动用专政工具,不整则已,整就往死里整。“十年浩劫”,要凭良心说,就是造反派的浩劫,皆源自1967年的2月摊牌,以后的种种手法不过是其派生和延续罢了。

  北方的2月政治寒潮,终于在3月席卷武汉。神仙打仗,凡人遭殃。造反派无事生非弄的那个“二八声明”成了别人的口实,武汉军区从“二八声明”开刀。既然要整“二八声明”,香花派自然成了专政对象,管你工总几十万成员,老子一个通令叫你通通完蛋。这不是吹牛,是事实。1967年3月17日,一晚抓捕工总大小头头几百人,这是对武汉造反派的第一次大规模镇压。据说毒草派一个都没抓,不用忙,饭要一口一口吃,先集中火力整香花派,不仅是策略问题,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我们虽是毒草派,但也切身地感到了寒彻入骨,也许各单位情况各异。

  从3月初,军代表就通知我们一冶工安公司野战兵团办公室要撤出来,房子另有它用;上班不许写大字报;一律不许脱产。我们自然不服气,3月8号我口述,张治能用毛笔书写,贴出了一版18张纸的大字报,题目是“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纪念一冶工安公司“九八行动”半周年。大字报的中心意思是张扬我们造反的革命性、正确性和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大字报一贴出,给死气沉沉的厂前公司大院带来了一丝生气。因为3月份以后大字报很少了,自然围观的人就多,议论也随之多起来。军代表也耐心地看完了,晚上找我谈话:“这张大字报洋洋万言,什么意思?”我说:“你不是看完了吗,你说是什么意思?”“你们这完全是自我吹捧嘛。”“不是吹捧,是事实,是总结经验。”“你们应该写揭发走资派的大字报,不要搞这些玩意,以后注意。”算是警告吧。

  工总被取缔,空气是越来越紧张,青山区的中心地带红钢城都没有什么大字报了。一到晚上路灯也显得阴暗,寒风阵阵,路断人稀。这时我才真切感到尹老师说的“保卫毛主席,你们拿什么来保卫”的道理。冷酷的现实是,我们需要毛主席来保卫。于是,《红军想念毛泽东》几乎成了当时的流行歌曲,全国的造反派在黑暗中到处唱,个个唱得热泪盈眶,有的人唱得泪流满面,甚至有人唱到动情处放声大哭。4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同宿舍的几个人正唱着《红军想念毛泽东》,军代表来了,一脸严肃,我知道他当时很无奈,于是都不理他。军代表这时既不能说这首歌不准唱,又明知这种唱法是别有用心的,他换了一种委婉的说法:“天晚了,你们明天还要上班,白天再唱吧。”

  中国老百姓虽然懦弱,但自古从不缺乏舍生取义之人。4月上旬,红钢城出现了新华工聂年生的大字报《提着脑袋问十个为什么》,锋芒所向,直指目前这股否定文革、迫害造反派的寒流,提出的问题切中时弊。张治能将大字报抄回来,我一看,精神大振,大受启迪。我们立即拿来纸笔,几个人一凑,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和所见所闻,由我口述,照例由张治能书写,一口气写了《提着脑袋问22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同时将这篇大字报抄写了20来份,立即组织人贴到厂前、红钢城、总公司大院和工人村等处。反响如何没调查,反正九八纵队的队员们是缓过气来了。一花引来万花开,这是自然现象,政治局面也一样,我们缓过了气,其他造反派一样回过了神,红钢城街头的大字报一天天多起来了,但晚上街道上的人仍然不多。

  “文革”前,我看过电影《革命家庭》,电影中有一个情节叫飞行集会,我和大家一商量,我们也到红钢城去搞飞行集会,大家一致表示赞成。几十号人身藏传单,把九八纵队和野战兵团的旗帜卷起来,坐车去红钢城。一到武钢业校、青山区委门口,我们突然展开大旗,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撒传单,说来也怪,刚才街上还没有什么人,突然一下子不知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的人。有的人抢传单,有的人跟着我们喊口号,红钢城一下子又像回到了两个月前的1月份。十来分钟活动结束,我们一阵小跑到预先指定的地点集中,清点人数回厂前。后来大家反映,买票坐车去搞飞行集会划不来,一角钱是一餐的菜钱,我们不如吃了晚饭就出发,下午六点半就可以到红钢城,天刚黑,正好开始游行。于是,此后几次都是往返步行。尽管飞行集会活动很辛苦,白天还要上班,但造反派的士气是真鼓起来了。

  1967年5月份开始,武汉的造反派大范围内缓过气来,开始以各种形式对走资派进行反击。从反击“二月逆流”的一般口号,演进到矛头直指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公开打出了“为工总翻案”的旗帜。斗争开始白热化,于是武汉市的文革运动好戏连台。第一炮是4月中旬新一中同学为驱赶工作组举行的绝食斗争,紧接着是新公校在市公安局绝食及全市造反派的声援。我们九八纵队独自参与了这两次活动,但都只坚持了一天,实际只饿了一餐。而中学生们则不然,不达目的不罢休,现场不断传来又有同学饿昏了的消息,救护车停在现场,随时准备拖人上医院急救,现场气氛凝重而又正气逼人,一时间武汉三镇出现了多个声援学生的绝食现场。面对不屈不挠的学生,工人们很自惭,很多没去声援,像我们这样饿了一餐就顶不住了、悄悄撤离现场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谁说学生的斗争精神不如工人?在当时,造反派学生的觉悟程度、为文化大革命献身的精神、信仰的坚定性,确实普遍比工人高。

  大约从(1967年)5月中下旬开始,形势急转直下。此前我们还认为这一次武汉军区恐怕顶不住了,再要像3月份那样动用专政工具来镇压肯定不行了。“军委十条”已公布,再动用专政工具镇压群众,中央会出面干预,看来造反派胜利在望。殊不知,走资派多的是办法。这次,军队当权派直接启动组织程序,利用他们掌控的现成的武装基干民兵组织,按各单位组织系统,由县团级以下的小当权派牵头,轻而易举地就组建了“百万雄师”杀人队。因为是按组织系统组建的,组织自然严密,上面意图的贯彻自然流畅,且极具隐蔽性,其行动宗旨就是用挑起武斗的方式迫使造反派就范或者瓦解。因为两派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群众,武斗再怎么搞,都是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的争斗,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连毛主席最后都只能说两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息事宁人了事。这是走资派对中央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你可以借造反派的势,我为什么不能另组一派以“借势”?所以,从一开始,“百万雄师”就以武斗为唯一斗争手段,对造反派大开杀戒,搞了两个多月的“武化革命”。

  6月17号,传来六渡桥(汉口闹市中心)大规模公开杀人的消息,我们感到这一次走资派的狗急跳墙将比3月的镇压更加血腥。6月20号晚上我们召开了勤务组会议,决定将女同志和一些希望离开单位的同志疏散回重庆,余下的近30人去找新一冶(3月底4月初,一冶野战兵团等造反派各组织联合成立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简称新一冶)总部联系,看是到民众乐园去坚持造反派的宣传阵地,还是去华中工学院,并准备第二天就开始行动。

《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徐正全著,中华文化传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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