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67年）2月11、12号，我还在重庆探亲，柳汉昌（一冶工安公司一队工人）从武汉发来电报：“家有大事，速回。”那时没有手机，长途电话又难打，况且价格太贵也打不起，老柳又不说是什么大事，我了解柳汉昌，是位老成持重的师傅。故接到电报没有多想，立即准备返回。那时船票好买，尚无春运车船票紧张一说，我买了第二天的船票。一路心情忐忑不安，一个人十万火急赶回武汉。第三天下午下船，直奔公司。和老柳、马恩列（三队工人，造反派）等连夜碰头，一问才知道武汉发表了个什么“二八声明”，现在全城闹得沸沸扬扬，一夜间造反派按对待二八声明的态度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要我星夜赶回家拿个主意，我们应该成为“香花派”还是“毒草派”。同时把《长江日报》上刊登的“二八声明”拿给我看。
我开始以为事态很严重，正儿八经地把“二八声明”看了两遍，我问大家：“二八声明”说的什么？同志们都弄明白了没有？大家都不做声。我说我也没看明白，有一点弄明白了，声明说的意思是现在有的造反派组织是托派，要篡权，有投机者想摘挑子，只有发表声明的这几家组织才是真正的革命派，才是真造反派，权也只能由他们来夺。是不是这个意思？大家说，他们也认为是这个意思。我说其实发表声明的伙计们恐怕自己都没弄明白自己要什么，“七说八说，盐巴秤砣”。不管它，我们什么派都不是，照样搞我们的“文化革命”。大家说恐怕不行啊，现在全市所有的组织都亮明了要么是香花派，要么是毒草派。我说，那不像运动初期又要站队吗？真是吃饱了饭没得事干，人为地制造分裂。大家说表态肯定是要表的，要不下面的人员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那也是，这时才想起来问一冶野战兵团总部是什么派、什么态度，大家说，总部是毒草派。我说，那我们肯定就是毒草派了。其实香花、毒草纯粹是扯淡，这又不是造反派与保守派这两派，无法调和是因为对“文革”的态度、对走资派的态度，有根本不同的意见，一个要造反，一个要保走资派，保守派还要整造反派，你想调和都难得调和。现在的香花派和毒草派我看不出有哪些根本的立场、观点不一样，就像工总和二司，好像和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再分个香花、毒草是不是无事找事？不管它，总部是毒草派我们就是毒草派。否则，一冶野战兵团就会分裂，这才是大道理。大家都一致赞成。然后我又跟大家说，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香花派跟毒草派各自的根本立场和观点是些什么内容，又有哪些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辩论起来也是扯淡，干脆通知兵团战士一律不参加这类扯淡的辩论。两个小时的会开完，我才意识到老柳也是扯淡，天远地远把我催回来，就为了决定这种扯淡的事！
2月的江城春寒料峭，天空成天灰蒙蒙的，天气使人有一种压抑感，而“文化大革命”似乎不知寒之将至，照样热火朝天。保守派偃旗息鼓，造反派一天天膨胀起来，包括队伍和情绪。工安公司野战兵团发展到一千多人，在工安公司算一枝独秀。省、市正闹着夺权，像我们这种县团级单位夺权怎么搞，因为一冶野战兵团总部没有动静，我们也不知从哪里下碴。社会上的香花派、毒草派闹了几天，恐怕双方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想表达什么，因为这本身就是人为制造的一场闹剧，确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于是也烟熄火熄。人们不知所从，各方都有厌倦感，就势收场又何尝不可能？而一场湖北省、武汉市的夺权斗争又使局势复杂而严峻起来。
由于造反派夺权触及了当权者容忍的底线，用现在话说，触及了当权者的核心利益，且各省、市的造反派又一副假戏真做的架势，这样一来，死死认定“打江山、坐江山”的当权者们注定要开始来真格地反击了。造反派在准备投票，走资派却在暗暗磨刀。幼稚的造反派为了水中月镜中花般的名额争得势不两立，一股寒流却悄然而至。
2月，北京高层撕破脸。“文革”反对者绝不是对“文革”的一些具体做法发泄不满，更不仅仅是为当权派受到批斗冲击而不平，在他们看来，造反派大哄大嗡，说这个是走资派、那个也是走资派不足为虑，顶多是触及一下皮肉。批斗不是根本事，夺权才是真问题。2月份的摊牌真正的引爆点在于夺权。其实多数造反派因为幼稚，视夺权如儿戏，抢几个章子、发几篇声明就算是夺权了，走资派却不这样看。过去他们视造反派为一群乌合之众，也就是运动中的“勇敢分子”，闹腾不了几天，现在则视为心腹大患。你要玩真的，别人就陪你玩真的。2月的摊牌紧接着造反派全国夺权而发生，决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从此造反派成了别人决不宽恕、务必赶尽杀绝的对象，用十年后报上流行的话说叫“除恶务尽”。从此，造反派的噩梦就真正开始了。此后十多年的反复整肃，不再用“文革”初期那种整整黑材料、批一批、划个右派之类的小儿科，而是直接动用专政工具，不整则已，整就往死里整。“十年浩劫”，要凭良心说，就是造反派的浩劫，皆源自1967年的2月摊牌，以后的种种手法不过是其派生和延续罢了。
北方的2月政治寒潮，终于在3月席卷武汉。神仙打仗，凡人遭殃。造反派无事生非弄的那个“二八声明”成了别人的口实，武汉军区从“二八声明”开刀。既然要整“二八声明”，香花派自然成了专政对象，管你工总几十万成员，老子一个通令叫你通通完蛋。这不是吹牛，是事实。1967年3月17日，一晚抓捕工总大小头头几百人，这是对武汉造反派的第一次大规模镇压。据说毒草派一个都没抓，不用忙，饭要一口一口吃，先集中火力整香花派，不仅是策略问题，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我们虽是毒草派，但也切身地感到了寒彻入骨，也许各单位情况各异。
从3月初，军代表就通知我们一冶工安公司野战兵团办公室要撤出来，房子另有它用；上班不许写大字报；一律不许脱产。我们自然不服气，3月8号我口述，张治能用毛笔书写，贴出了一版18张纸的大字报，题目是“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纪念一冶工安公司“九八行动”半周年。大字报的中心意思是张扬我们造反的革命性、正确性和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大字报一贴出，给死气沉沉的厂前公司大院带来了一丝生气。因为3月份以后大字报很少了，自然围观的人就多，议论也随之多起来。军代表也耐心地看完了，晚上找我谈话：“这张大字报洋洋万言，什么意思？”我说：“你不是看完了吗，你说是什么意思？”“你们这完全是自我吹捧嘛。”“不是吹捧，是事实，是总结经验。”“你们应该写揭发走资派的大字报，不要搞这些玩意，以后注意。”算是警告吧。
工总被取缔，空气是越来越紧张，青山区的中心地带红钢城都没有什么大字报了。一到晚上路灯也显得阴暗，寒风阵阵，路断人稀。这时我才真切感到尹老师说的“保卫毛主席，你们拿什么来保卫”的道理。冷酷的现实是，我们需要毛主席来保卫。于是，《红军想念毛泽东》几乎成了当时的流行歌曲，全国的造反派在黑暗中到处唱，个个唱得热泪盈眶，有的人唱得泪流满面，甚至有人唱到动情处放声大哭。4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同宿舍的几个人正唱着《红军想念毛泽东》，军代表来了，一脸严肃，我知道他当时很无奈，于是都不理他。军代表这时既不能说这首歌不准唱，又明知这种唱法是别有用心的，他换了一种委婉的说法：“天晚了，你们明天还要上班，白天再唱吧。”
中国老百姓虽然懦弱，但自古从不缺乏舍生取义之人。4月上旬，红钢城出现了新华工聂年生的大字报《提着脑袋问十个为什么》，锋芒所向，直指目前这股否定文革、迫害造反派的寒流，提出的问题切中时弊。张治能将大字报抄回来，我一看，精神大振，大受启迪。我们立即拿来纸笔，几个人一凑，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和所见所闻，由我口述，照例由张治能书写，一口气写了《提着脑袋问22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同时将这篇大字报抄写了20来份，立即组织人贴到厂前、红钢城、总公司大院和工人村等处。反响如何没调查，反正九八纵队的队员们是缓过气来了。一花引来万花开，这是自然现象，政治局面也一样，我们缓过了气，其他造反派一样回过了神，红钢城街头的大字报一天天多起来了，但晚上街道上的人仍然不多。
“文革”前，我看过电影《革命家庭》，电影中有一个情节叫飞行集会，我和大家一商量，我们也到红钢城去搞飞行集会，大家一致表示赞成。几十号人身藏传单，把九八纵队和野战兵团的旗帜卷起来，坐车去红钢城。一到武钢业校、青山区委门口，我们突然展开大旗，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撒传单，说来也怪，刚才街上还没有什么人，突然一下子不知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的人。有的人抢传单，有的人跟着我们喊口号，红钢城一下子又像回到了两个月前的1月份。十来分钟活动结束，我们一阵小跑到预先指定的地点集中，清点人数回厂前。后来大家反映，买票坐车去搞飞行集会划不来，一角钱是一餐的菜钱，我们不如吃了晚饭就出发，下午六点半就可以到红钢城，天刚黑，正好开始游行。于是，此后几次都是往返步行。尽管飞行集会活动很辛苦，白天还要上班，但造反派的士气是真鼓起来了。
1967年5月份开始，武汉的造反派大范围内缓过气来，开始以各种形式对走资派进行反击。从反击“二月逆流”的一般口号，演进到矛头直指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公开打出了“为工总翻案”的旗帜。斗争开始白热化，于是武汉市的文革运动好戏连台。第一炮是4月中旬新一中同学为驱赶工作组举行的绝食斗争，紧接着是新公校在市公安局绝食及全市造反派的声援。我们九八纵队独自参与了这两次活动，但都只坚持了一天，实际只饿了一餐。而中学生们则不然，不达目的不罢休，现场不断传来又有同学饿昏了的消息，救护车停在现场，随时准备拖人上医院急救，现场气氛凝重而又正气逼人，一时间武汉三镇出现了多个声援学生的绝食现场。面对不屈不挠的学生，工人们很自惭，很多没去声援，像我们这样饿了一餐就顶不住了、悄悄撤离现场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谁说学生的斗争精神不如工人？在当时，造反派学生的觉悟程度、为文化大革命献身的精神、信仰的坚定性，确实普遍比工人高。
大约从（1967年）5月中下旬开始，形势急转直下。此前我们还认为这一次武汉军区恐怕顶不住了，再要像3月份那样动用专政工具来镇压肯定不行了。“军委十条”已公布，再动用专政工具镇压群众，中央会出面干预，看来造反派胜利在望。殊不知，走资派多的是办法。这次，军队当权派直接启动组织程序，利用他们掌控的现成的武装基干民兵组织，按各单位组织系统，由县团级以下的小当权派牵头，轻而易举地就组建了“百万雄师”杀人队。因为是按组织系统组建的，组织自然严密，上面意图的贯彻自然流畅，且极具隐蔽性，其行动宗旨就是用挑起武斗的方式迫使造反派就范或者瓦解。因为两派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群众，武斗再怎么搞，都是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的争斗，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连毛主席最后都只能说两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息事宁人了事。这是走资派对中央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你可以借造反派的势，我为什么不能另组一派以“借势”？所以，从一开始，“百万雄师”就以武斗为唯一斗争手段，对造反派大开杀戒，搞了两个多月的“武化革命”。
6月17号，传来六渡桥（汉口闹市中心）大规模公开杀人的消息，我们感到这一次走资派的狗急跳墙将比3月的镇压更加血腥。6月20号晚上我们召开了勤务组会议，决定将女同志和一些希望离开单位的同志疏散回重庆，余下的近30人去找新一冶（3月底4月初，一冶野战兵团等造反派各组织联合成立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简称新一冶）总部联系，看是到民众乐园去坚持造反派的宣传阵地，还是去华中工学院，并准备第二天就开始行动。
《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徐正全著，中华文化传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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