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斌著的《黄炎培传》（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跳过了1957年下半年和1958、1959年，几乎是不着一字，仅仅在以后“神仙会”一节交代，反右派中，民建中央委员154人有28人、民建会员24156人有3147人打了右派，都是工商界的人士。传记没有指出，民建打右派的头号人物是副主任委员章乃器。
其实，对于80岁的黄炎培（1878——1965）来说，度过反右一关，那是心惊肉跳，剜心剔骨。
民建主委黄炎培，从建国至1954年9月，还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在反右中，子女女婿有7人打了右派。他本人有惊无险地过关，是因为得到圣眷隆恩的“保护”才幸免于难。据统战部长李维汉回忆说：“工商界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按，系章乃器的夫人）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其实，若要打黄炎培的右派，凭了这些话，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毛泽东不许动。真正“保护”黄炎培的人，不是李维汉，而是李维汉背后的毛泽东。
当时，以帮助中共整风的名义，中共中央统战部展开了各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同时，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达18次。黄炎培是在第九次座谈会上发的言，题目是《帮助共产党种牛痘》，载于5月25日的《人民日报》。黄炎培是以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发言。他说：我们才从上海、无锡、南京视察归来，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也应该“鸣”一下，可是我的“鸣”，主要是“鸣人之所鸣”。他宣称自己是以中共的“诤友”自居，帮助党提意见如同“种牛痘”，是为了避免“天花乱坠”。他从延安时毛泽东对他说的话“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才不致于象你所说的演变。”来证明整风的必要性正确性。因此他这篇四千多字的发言，开头还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谈“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比较平稳，接下去就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光揭露缺点和错误了。他说：
我在这次视察中，发现不少合营企业是对私方人员存在着歧视的。其中有些歧视的办法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例如在南京就有一个厂，今年清明去祭扫烈士墓的时候，到了祭扫完毕，工会的负责人要报告烈士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就要求私方人员走开，因此引起了私方人员很大的反感。无锡有一个协新毛织厂，今年春节，私方正厂长值班，到车间去巡查，厂内保卫科长竟然要求厂长拿出工作证才许进车间，而对公方副厂长就没有提这种要求。可见这个厂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对于私方的歧视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这样的事情，我也碰到过。我在轻工业部工作五年（从建国至1954年9月），关系搞得很好。当部长总想做些部长的事，我管八九十个厂，我想把局长、厂长的名单抄一份在办公室挂出来。秘书说，党总支不同意。后来，有两位青年党员同志说不能挂，要保密。我说政务院还要公布名单呢，这有什么保密。不久，我在一位党员司长办公室看见一个名单清清楚楚挂出来了。经过说明工作需要，我的办公室里才挂上了局、厂长的名单。当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都尽忠于党，很难责怪他们，因为教育不够，所以思想偏到一方面去了。另外，对于人事制度也是如此。目前有好多公私合营厂的私方人员，不论是正厂长也好，副厂长也好，差不多对于厂内的人事任用，都完全不能过问。这就大大地使合营厂的人事任用、干部考核带着片面性，这是很不好的。一般私方人员不敢说话，怕打击报复，原因就为人事大权由党方单独掌握，如果得罪了党，隔了一时，掌握人事的只须轻轻地把你一调，调到你所万不愿意的职位上，使你一点没得办法。去年，我接到一封人民来信，要求调动工作。信写得文理通顺，我把他的信转到江苏省教育厅，该厅不加思索层层下转，结果，他所在的单位竟因此把他调去扫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已经到农村当教员去了。）——以上这些对私方人员所采取的歧视办法，党和政府必须迅速有效地加以纠正。我建议这些人事机构可以由党、行政、工会、民主党派合组委员会来共同负责。我从报纸上看到李维汉部长主张对工商联内部人事问题不应由党包办。这是非常好的主张，可以推广开去。
黄炎培对于延安窑洞里面的那席对话，始终耿耿于怀，以为老毛现在要践行民主的承诺，实行“互相监督”了，所以他要给共产党“种牛痘”，大谈特谈“对私方人员的歧视”，上至自己，下至全国各地。最后他还向民建的同志们号召：“如果实行‘互相监督’，我们在批评党了，我监督你，为什么你不监督我呢？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叫做真正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志们！牛痘人人要种的。共产党在种牛痘了。千万莫忘记自己种牛痘。”
但共产党看来，关键是黄炎培竟然要“我监督你”，给共产党“种牛痘”，太狂妄了。这些话和右派言论有什么两样？如果要打他的右派，这就够了。所以对于反右已经心里有底的李维汉听了觉得“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吓得赶快宣布休会。
不过，据《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所记，过了10天，“六月五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他们两位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所谈内容未予披露。其实，对于民主党派的头头，毛泽东要打或不打谁的右派，他都有预案。要打章乃器、章伯钧，逃也逃不掉。估计这次谈话还是给陈叔通、黄炎培打招呼，一来是告知赦免他们，给他们吃定心丸，二来是泄露一点“天机”给他们，叫他们“批判”某某某，做毛泽东的忠实打手。毛施行的是恩威并举方略，叫他们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总之，这是毛泽东发动一场政治大战之前的重要部署。两天后，毛泽东密谋策划的反右运动就吹响了进攻号，万炮齐鸣，席卷神州。
又据研究文革反右的专家宋永毅著《中国知识精英和民主精英的悲哀》云：“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的黄炎培和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的陈叔通都曾在6月5日深夜被毛泽东召见，面授近3小时机宜要他们发动批判章乃器和‘章罗联盟’。”“机宜”者，天机也。
毛泽东利用反右运动对民主人士又打又拉，拉拉打打，收纵自如，从而使他们始终处在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俯首称臣的地位，成为“驯服工具”，随后，黄、陈二位当然要答谢毛泽东赦免之恩，感恩戴德，轻装上阵，无所顾忌地对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大张挞伐。
毛泽东当时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互相”其实是单向度的，只许我共产党“监督”你，打你的右派，哪容你“监督”我说三道四？当时，八个民主党派的主席，排在前四位的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沈钧儒、民建主席黄炎培、民进主席马叙伦都没有打右派，排在后四位的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主席许德珩、台盟主席谢雪红都打了右派。大概因为仅仅只打了4个正主席，所以后来毛泽东不无得意地说：“很值得高兴，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成右派的不多。”（1958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没有把八个头头都打了右派，毛泽东略有一点遗憾，感到还“不多”。其实，收纵自如，闸门由他开关。
由此可见，80岁的黄炎培要是毛泽东不需要利用他，一样可以打右派。打右派的年龄是上不封顶。86岁的冒广生已经是个木乃伊了，没有任何公职，而且还在人民日报上著文高调拥护整风反右，受到毛泽东派周恩来登门邀请接见，最后也打了右派。
【注释】陈叔通（1876～1966），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
参考资料：
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宋永毅主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1957年人民日报
李昌玉，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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