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0日 星期一

康生与山东土改整党及其他

——读《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引出来的话


  《炎黄春秋》2009年2月号刊出曾彦修同志口述文《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文中提出康生在山东土改整党中“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指渤海区党委。这是对的。另一个指的是胶东区党委。他说的有误。

  我想说说我所知道的情况。

  全国土地会议后,康生原计划去冀中搞土改整党。他率领工作团在清风店战役前到达晋察冀中央局,参加全区干部会议。会议还没有结束,接到少奇同志的来电,说邓子恢同志在山东渤海区整党中发现那里的问题严重,请求中央工委去人支援。邓是不久前从华中转移到山东的,处理这类问题想必有困难。少奇同志要康生率领工作团立即转去山东渤海。到达渤海区党委所在地已是1947年年底。这里正在召开全区三级干部整党会议。康生在大会上第一次讲话就亮出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号,掌握了整党工作的领导权。这次渤海整党,斗倒了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李人凤,还牵涉了别的一些人受到错误的批判以至处分。渤海整党中的错误,当然应由康生负主责。曾文说“扫荡”也不为过。

  当时以康生为团长的工作团中,不少是老革命,如:高文华、杨之华、张琴秋、徐冰、张晓梅以及于光远等。应当说明,工作团全体成员列席整党大会,规定一条:只听(了解情况),不说(不讲话,不发表意见)。我认为所有的人都遵守了这一条。整党结束后进行土改。这时,任弼时同志关于土改政策问题的讲话已经发表,康生准备留在山东工作已无暇顾及土改工作团的事,土改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曾文说的另一个被“扫荡”的,指的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在山东整党中,林浩是重点人物,这不错。但说康生到胶东区党委“把林浩斗下来了”却不是事实。数年前,彦修同志发表在《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中,也说到这件事,说是我与毛岸英陪同康生去胶东区党委的。这都不是事实。

  事实是:康生到达渤海区党委稍作部署后,他对我说,许世友同志是背着“包袱”离开延安的(黄立功事件后)。这些年来,他没有回过延安。康生说,既来了山东应当去看看他,也有话同他说。当时许世友的司令部在胶东掖县。康和我及警卫员乘一辆吉普车去的掖县。没有毛岸英同行(确有一次毛岸英随康生出行,是去西柏坡。时间较晚。当时毛泽东到达那里,康去开会,带岸英去见他父亲)。康在许的司令部驻地住了两三天吧,即转去滨海区五莲县某村。那里是饶漱石与少数华东局负责人的驻地。这是康到山东后第一次与饶漱石见面。几天后原车回渤海。此行根本不了解胶东区党委在哪里,也没有同区党委任何人接触。

  康生为团长的工作团于1948年5月潍坊解放前结束。之前,康生已经中央决定留在山东,任华东局副书记,兼鲁中南区党委书记(由鲁中、鲁南、滨海等区刚合并起来的),并准备华东局南下后出任山东分局书记。这时山东全区的整党也到了结束的时候。康生到达华东局(驻地在益都闵家庄),饶漱石组织并亲自主持了一次参加人数众多的“报告会”,欢迎康生的到来,请康生作报告。

  康生讲话的主题是山东整党,批判的矛头直指黎玉和当时被认为是黎玉左右手的林浩(胶东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渤海区党委书记)。我以为这是康生到山东后,第一次就山东整党问题正式的公开的讲话。以他当时的地位,对饶漱石是很大的支持。康生对饶漱石视若仇人,起因在1950年夏,饶致电中央和康生,建议康离开青岛去杭州疗养,被康视为饶要把他赶出山东,结下了仇怨。

  下面换一个话题。

  曾文从“康生与曹轶欧两人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得了神经病”起的一段话,出于臆测。我想将事实补叙明白。

  1949年10月康生因病去青岛休养后,只短期(数天)回过济南两三次,一直在青岛养病。山东分局的领导工作由副书记傅秋涛主持。曹轶欧是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留在济南,住在分局机关内。时间不长,主要是曹的原因,她同分局一些领导人的关系搞得很紧张。1950年春的一天,曹半夜找到省公安厅副厅长季明(原是延安中社部的干部,与曹熟识),神情紧张,说她在山东分局内已遭到严密监视。季竭力解释,曹听不进去。第二天,分局领导们得悉后,既气愤,又无奈,多从一时神经错乱方面解释。如何处置呢?怕干扰康生养病,不能去青岛;去医院、休养所,曹一概拒绝。最后想到我,要我把她接到我家中,做做疏解工作。我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分局要为此做出正式决定;二是必须得到曹轶欧本人的同意。曹来我家后,住了三天,日夜缠扰,我无法应付。我真后悔做了这件蠢事。我建议分局立即送曹去青岛康生处休养,得到同意。傅秋涛亲来与曹谈话,派人送曹去了青岛。这件事是我与康生断交的开始。文革中,康生为什么要整我?说来话长,这里就不说了。

  谁也想不到,这时康生在青岛也以为自己被监视着。监视他的是谁?诬指的是他亲自发电从中社部调来的秘书。康、曹两个阴谋家到了一起,从青岛到杭州,对这位秘书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处处提防,视之若仇敌。回到北京,秘书不要了,要相关组织进行审查。文革中,他拿到了当年刘少奇对审查报告的批示。批示中不仅说这是个“好同志”,还说康生有病,病人的话不能全信。康生大为震怒,立即组织专案组在曹轶欧亲自掌握下,对这位好同志进行残酷迫害。

  这一对搞阴谋的恶人夫妻,文革中搞了多少冤案,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康生确有文才,成了他欺世盗名的资本。

凌云,《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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