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七会议”的缺陷和负面影响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省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省的代表共22人。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三项议程：一是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关于中共过去的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二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并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三是改选中央政治局，选举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9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7人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还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这次会议非常特殊，既不叫中央全会，也不叫政治局扩大会议，曾被称为中央“紧急会议”，通常简称为“八七会议”。党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以开会的时间命名，这在中共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当时环境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由于没有录音、录象设备，也没有留下原始的照片等资料。在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后来有关这次会议的史料和文章中出现大量与史实不符的内容。人们往往只强调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对这次会议的缺陷和负面影响则讳莫如深，极力回避，甚至刻意掩饰，只字不谈。

　　笔者对“八七会议”曾作了一番粗浅的研究。由于推崇和介绍“八七会议”伟大贡献的文章已经很多，所以不再重复。为了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本文仅就“八七会议”当时存在的缺陷及其对党和中国革命产生的负面影响谈点个人看法，渴望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会议违反中共党的章程和规则

　　1927年6月1日中共五大通过的修正章程议决案第27条规定：“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得改组中央政治局”，也就是说，如果需要“改组中央政治局”，必须经“全体中央委员会议”讨论通过才行。然而，“八七会议”违反了这一条规定。

　　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项英、向忠发、张国焘、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彭湃、夏曦、贺昌、易礼容、彭述之、杨之华(女)、罗珠、罗章龙、李涤生、顾顺章、杨其珊、陈乔年31人为中央委员；选举毛泽东、郭亮、黄平、吴雨铭、陆沉、刘伯庄、袁达时、毛科文、陈潭秋、薛六、林育南、庄文恭、李震瀛、王亚璋(女)14人为候补中央委员。而参加“八七会议”的中央委员仅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10人，不仅没有过半数，而且不到三分之一；中央候补委员14人中仅毛泽东、陆沉、李震瀛3人出席会议；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

　　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翟秋白、谭平山7人，只有翟秋白、李维汉、蔡和森3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中，只蔡和森1人参加；中共“五大”首次选出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王荷波、许白昊、张佐臣、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7人中，仅王荷波、杨匏安2人参加会议；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杨培生（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3人，无一人参加。

　　这说明，出席“八七会议”的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监察委员都不足半数，有的连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都不到。在大多数中央委员及其领导骨干缺席的情况下改组中央政治局，直接违反了中共“五大”通过的党章的规定。

　　其次，中共“五大”通过的党章第七十条规定，“对于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须经党的委员会，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审查之。”对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没有“经党的委员会，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审查”就迫其去职，也违反了党章规定。

　　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新任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的亲自指导下召开“八七会议”，在中央委员不到半数到会的情况下，作出改组中央政治局等重大决定，并由一个年仅29岁、刚到中国、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人罗明纳兹在会议上作主体报告，由他起草《告全党党员书》，对是否通知陈独秀参加会议也要请示罗明纳兹，他不同意，中央就不敢通知。罗明纳兹对中共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简直像“太上皇”。所有这些，都说明这次会议是不规则和不正常的，在现代，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

　　会议错误地剥夺陈独秀参加会议的权利

　　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遵照莫斯科的指令，宣布停止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但是，此时的陈独秀虽然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了，但他仍是中共中央委员。“八七会议”能够通知外地的中央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到会，却不通知近在咫尺——住在汉口纸庄的中央委员陈独秀参加。而且，当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向共产国际新任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提议应该通知陈独秀参加会议时，被罗明纳兹一口回绝。这样做显然是不公正的，是错误的。

　　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对中共创始人尚且如此粗暴强横，专横跋扈，蛮不讲理，不让中央委员陈独秀参加他有权参加的会议，自然引起党内有识之士的质疑和反思，周恩来曾说：“‘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作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1943年10月，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严肃指出：“过去党内斗争有许多不好的，如八七会议，反对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讲话，不许陈独秀方面

　　的人发言”。李维汉说：“当时应不应该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九二七年七月间陈独秀拒绝去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但八七会议主要是批判他所代表的投降主义，应当要他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166页）不久，参加上海中央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王若飞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当然要负责任，但错误不应由陈一人承担，而应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共同负责。至于批评和清算陈独秀错误的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应当让陈独秀参加，允许本人说话和辩白，分清个人责任和组织责任，这才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董宝瑞：《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

　　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头上

　　1927年7月，共产国际新任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以“钦差大臣”的架势来到中国，23日来到武汉。在“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禀承莫斯科的旨意，在会上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极力掩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导中共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错误，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共中央和总书记陈独秀头上。

　　据张国焘回忆，“共产国际指责他（陈独秀）右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比陈所主张的还要右倾些。陈先生以较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共在国民革命中一时不易起领导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从不认为中共加入了国民党就可以增加中共力量，扩大中共的活动阵地；反之他认为这是中共方面的一种牺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国共两党的纠纷为虑。他主要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接受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同时，“陈独秀先生是首先注意农民问题的人。”（张国焘，2004上：279、210）共产国际多次否定陈的正确主张，理应为革命失败负责。严格地说，陈独秀的错误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纪律，而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一点，不但陈独秀在1927年的《告全党同志书》中有痛切陈述，1930年初，在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召开的“关于陈独秀主义的历史起源”讨论会上，曾任驻华代表的维经斯基在长篇发言中也承认：自己“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要承担很大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唐宝林、林茂生，1998：372）

　　但共产国际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1927年7月前后，鲍罗廷约瞿秋白密谈。据张国焘回忆，瞿秋白曾告诉他谈话的内容：“中共的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瞿秋白更具体地表示，如果这一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张国焘，2004上：607）张没有参加鲍、罗会谈，此话的真实性待考，但把共产国际的错误强加给陈独秀以维护国际权威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陈独秀个性倔强，始终坚持中国党的独立自主性。建党初期，他就针对马林“看不起中国党”、“藐视中共中央”的态度，大声疾呼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坚持独立自主的作法”。“一大”结束后，他就说过：“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包惠僧，1983：7）蒋介石逐步暴露其反共立场后，陈多次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北伐等等，都遭到国际否决。大革命失败后，陈从血的教训中再次得出结论：“中国的问题要中国人自己考虑解决，外国人不懂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中国人能够判断，能够解决。”（郑超麟，2004下：421—422）

　　陈独秀坚持党独立自主的立场极大地得罪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他们决计利用大革命失败为借口，将责任完全推到陈独秀的头上。一方面开脱了政治、历史责任，一方面借机拔除了陈独秀这颗尖利的“钉子”，可谓一举两得！

　　会议在组织实行宗派主义打击惩处不同意见的同志

　　据易礼容回忆，党的“五大”之后，“5月23日或24日，陈独秀找我谈话。他说：‘长沙马日事变，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决定你回湖南负责。’我回到长沙，即展开恢复省委的工作，担任省委负责人。6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成立临时省委，我任军委书记。实际上毛泽东未具体管，省委仍由我负责。”(易礼容1982年10月11日谈话记录，下同)

　　易礼容负责省委工作，没参加党的“八七”紧急会议，湖南参加会议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同志刚走，共产国际代表两人从武汉到湖南，在长沙俄领事馆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我、夏明翰、饶漱石(英语翻译)等。时间大约是8月4日或5日，开了个通晚。会议内容，由俄国人提的，要我们签字打倒陈独秀。我们提出：一、不赞成打倒陈独秀。二、不赞同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只能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或从政治上没收。三、湖南的合法运动行不通，要搞武装斗争;“七一五”汪唐叛变，我们愿上山打游击，请中央发2万支枪，拨20万光洋给我们。我们问俄代表：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有指示，‘国际’代表就无责任?这一晚的会议，未作结论，当时有会议记录可查。俄国人在此会上未达到目的，就回

　　武汉去了。后来毛泽东从武汉回长沙时告诉我，俄国代表在‘八七’会议上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毛说，湖南省委做了许多工作，你们在此说风凉话。他们是在前线对敌斗争。因俄代表之故，‘八七’会议之后就撤销我的省委书记、军委书记的职务。”(同上)并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会议以陈独秀划线，凡是赞成、支持陈独秀的，统统置于排斥打击之列。湖南省委负责人易礼容仅仅是不同意打倒陈独秀，为陈独秀说了几句公道话，就在“八七会议”上被批判为“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并在组织上予以撤职、开除。

　　“八七会议”的有关记述不符合历史事实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八七会议”没有留下什么原始资料。后来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少有关“八七会议”的记述不符合历史事实。如说“会上发言计五十六人次，发言有先有后，内容、语气一一记载清楚。”（《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197页）有人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7次发言。事实上没有这个可能。据亲历者郑超麟说，会上讨论时，“罗亦农首先发言……，毛泽东从床沿上站起来发言，他只讲了几句，我忘记了说的什么，但罗亦农制止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现在很不安全，今天的会已经开得很久了，要快点散会。于是毛泽东坐下来，八七会议就此结束了。”试想，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毛泽东只讲几句话就被罗亦农制止了。形势如此紧迫，说毛泽东发言7次，显然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另外，有人说，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此说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早在建党之初，陈独秀就说过：“反对‘革命要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可；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武力，革命的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尤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的势力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需要军事行动更多一点。”（《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142页）1922年9月22日，陈独秀在《向导》第2期发表的《造国论》中明确指出：“用什么方法来造国？我们的答案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周恩来在黄埔秘密发展和组织了100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组建了两支亲共产党的连队（南方周末，2006年6月1日）陈独秀还说中国民主运动，有三种形式的可能，其中之一就是“革命的军事行动”。1926年10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当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拉菲斯提出下一次工人起义的指导方针主要应为“政治罢工”而不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时，陈独秀直言不讳地批评拉菲斯的观点，说他如果认为“上海无产阶级应当更加做好战斗准备，那么这是对的。但如果他想使无产阶级的发动不依赖军事力量，那么这是不对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湖南都不可能发动。”“五

　　大”召开之前，陈独秀在武汉听取湖北省军委书记聂荣臻汇报军事工作时明确指出：“军事因素仍旧是革命的最重要因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对的，应当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陈独秀关于“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的论断，是他武装斗争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坚持这种思想从未放弃，直至他被共产国际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赶下台之前8天的1927年7月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常务委员会议上，陈独秀仍“强调利用各军招兵之机会，将农民输送进去，因各军政治部都有共产党员，这样可以使农民武装化。”（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430页）这充分说明，重视军事（枪杆子）和武装斗争思想，并非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早在“八七会议”之前，陈独秀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很多次了。

　　会议大大滋长了“左”的倾向，从而导致后来“左”的错误严重泛滥

　　陈独秀在任时，十分注重开展工人运动，他不仅亲自领导上海工人大起义。而且十分注重大量吸收工人党员，壮大党的队伍。1922年7月，由陈独秀主持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简化了工人入党的程序，放宽了工人入党的门槛。在陈独秀担任中共一至五届总书记期间，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84人，连任者不重复计算则为56人；其中工人出身（连任者亦不重复计算）15人，占26．8%。在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产业工人队伍相对弱小、工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陈独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中工人成分的平均比例能够达到四分之一强，应该说比例是不小的。这充分说明陈独秀不仅重视大量吸收工人党员，而且重视把优秀工人出身的党员提拔到党的领导核心中来。

　　但是共产国际仍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犯错误，中国革命之所以遭到失败，主要是因为中共领导层多是知识分子，于是片面、过分地强调“工人化”。据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载，1927年7月，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来到中国，下车伊始就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令：“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正确，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罗明纳兹坚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这个指令。“八七会议”在罗明纳兹的亲自主导下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凡工人出身者都获得了高票：向忠发20票，苏兆征20票，瞿秋白19票，罗亦农18票，顾顺章17票，王荷波17票，李维汉17票，彭湃17票，任弼时14票；7名候补委员中，邓中夏13票，周恩来12票，毛泽东12票，彭公达11票，张太雷11票，张国焘9票，李立三7票。“八

　　七会议”使“左”的倾向大大滋长。这次选举，实际上是为中共“六大”实现“工人化”作了一次预演。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谈及中共“左”的起源时说：“1927年以后的农村暴动差不多都有过火行为，这一方面是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革命先锋’失去约束后的破坏性冲动，另一方面是从‘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到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中央文件要求的”。“在这前后，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还提出“红色恐怖”（《江苏省委给宜兴的信》1927年11月2日）、“大杀豪绅地主”（《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1927年11月6日）”。指出“党史上源远流长的左比右好的观点就是在此时发生的，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

　　李维汉还说，从“八七会议”把民族资产阶级与蒋介石等同起来作为革命的对象起，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革命辞典上就成为一种可疑的、危险的角色，“唯成份论”开始抬头：

　　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当作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又不是联合第一，不讲照顾他们的利益，而是用绝对的无条件的阶级斗争，即所谓“革命方法”来强使小资产阶级跟着自己走，这种做法就会把小资产阶级大部分驱赶到豪绅一边。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因此弥漫开来。1927年《决议案》把“八七会议”后的一些错误和失误归罪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求“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有贫农的成份占最大多数。”要求“指导干部工人化”、“指导机关工人化”。延安时代周恩来曾批评这种“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的形式主义。《郑超麟对八七会议史实的几点看法》中讲到八七会议中的瞿秋白时说：“他犯‘左’的错误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八七会议”在中共历史上是一次非常特殊和重要的会议，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八七会议”也存在不少缺陷，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正如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2012年8月7日）

彭劲秀，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