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事变中朱德与彭德怀态度微妙差别

　　谢汉昌、刘敌“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口号实际说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红军当中与毛泽东是“敌人”的实力派领袖就是朱、彭、黄，但谢汉昌、刘敌并不清楚毛泽东与这三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和他们的真实性格、想法。他们提这个口号本就比较幼稚，这样反而使朱、彭、黄失去了就大屠杀问题反对毛泽东的可能，更使朱、彭、黄根本无法结成反毛同盟，如果他们这样做，就等于站到了“兵变”的立场。“富田事变”之初，朱、彭、黄都没有明显态度，可以认为他们是因为这口号而在避嫌，但没有态度就已经表示他们对毛泽东的不满，只是由于谢汉昌、刘敌的口号而断了他们可以指责毛泽东的路。就这一点来说，谢汉昌、刘敌的口号是帮了毛泽东的忙。

　　不管怎样，现在朱德客观上已经卷入了毛泽东的大屠杀。就朱德来说，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大屠杀对战斗力削弱最大的压力是在他身上，不仅是兵力的减少，而且更是军心的动摇，地方党陷入在恐怖气氛中也严重削弱了进行作战的社会基础，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的安排都会带来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更需要团结。如果仅仅就朱德跟毛泽东个人之间的冲突来说，大屠杀则是有利于朱德的，毛泽东越是执行恐怖政策，朱德就越得到人心，地位就越巩固。这些所积累的，是毛泽东的失败，朱德的胜利。因此，从大方向上，朱德不参与，但在立场上表示对毛泽东支持是一种必然要采取的基本态度。谢汉昌、刘敌的口号无意间拉近了朱德、彭德怀的距离，把“朱、彭、黄、滕”列为一个阵营，而这个阵营的最高领袖毫无疑问就是朱德，彭德怀作为“朱系”人马的概念从此再也无法解脱了。事实上，在这以后，虽然彭德怀私下仍然会“有不大尊重的言论”，但也不再有了公开反对朱德的言行。在当时，朱德沉默了几天后，作为“朱、彭、黄、滕”的当然首脑，找了黄公略，然后找了彭德怀，于12月17日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变宣言》，18日朱、彭、黄又联名发表《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的信》，表示支持毛泽东，主张团结。

　　谢汉昌虽然职务是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地位挺高，但其实还只是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幼稚青年，远不懂得政治斗争的规则。他很幼稚地弄出了一封明显是伪造的信。12月20日，谢汉昌等人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并附上了一封《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派人送给了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关键是附件《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出了大问题，这封信的内容是：“古柏同志：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本书作者注：指段良弼）、李（本书作者注：指李白芳）、王（本书作者注：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本书作者注：指曾山）、李（本书作者注：指李韶九）、陈（本书作者注：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10/12毛泽东。”最愚蠢是用“某方来信”、捕杀CP之类语词暗指毛泽东是蒋介石特务，这是很笑话的。如果毛泽东是特务，就应该是捕杀所有派系的红军，而不会把朱、彭、黄、滕并列。这个幼稚的阴谋帮了毛泽东大忙，其直接的好处非常之多。它逼使了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要表态，而这时候进行表态除了全盘支持毛泽东外别无选择。本是“路线”斗争，现在成为了针对毛泽东个人的“阴谋”，反而使毛泽东从大屠杀的困境中摆脱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对毛泽东“路线”的道义支持。这种“阴谋”显然具有分裂意图，不仅加强了人们与毛泽东的团结，而且也把事变群体置到了非正义的地位，从而为镇压事变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谢汉昌的幼稚首先是帮了彭德怀。毛泽东本来进行军队大屠杀的原因跟与彭德怀的冲突有密切关系，现在彭德怀不得不与毛泽东站到一起，并可以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了，彼此的矛盾得到了化解。接到伪造信后，彭德怀当即认定这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草拟了一份二百字的简短宣言，宣布“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这样，在“富田事变”事变中，彭德怀就特别发表了三次宣言，而最后一次则是他单独发表的。

　　针对谢汉昌的伪造信，朱德和黄公略都没有专门发表宣言。彭德怀回忆：他在开会说信是伪造的时，“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黄公略与彭德怀的关系本就比较微妙。黄公略，1898年生，湖南湘乡县人，高小毕业，与彭德怀是湖南讲武堂同学，北伐后即任团副，1927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高级班受训，年底参加广州暴动并加入中共，1928年3月到湘军独立第三师主持随营学校，独立第三师改编为独立第五师后任第三团第三营营长，7月与彭德怀一起进行平江暴动后任红五军第二纵队长，但彼此随即分手，彭德怀带红五军主力逃到井冈山，黄公略仅带了第二纵队二百人左右独立进行游击。1929年秋天惨不忍睹的彭德怀从井冈山回到湘鄂赣边时，黄公略已经发展为了二千多人，彭德怀给了黄公略一个副军长的职务以示提拔，但黄公略并不愿意跟彭德怀在一起，只好窝囊地将自己已经完全打好基础了的根据地让给彭德怀发展，自己去了赣西南开辟新天地。从这段历史来说，黄公略不仅受过一定教育，而且从军政素养来说都远高于彭德怀，基本上一直是进行独立作战，并不愿意屈就于彭德怀之下，但又被压抑着了。从系统上说，黄公略在1930年夏后正式属于朱毛红一军团，具有跨红一、三军团的模糊性。黄公略在红一方面军中的模糊地位和微妙关系使他不很容易表态，既然朱德不来找他，他也不必要象彭德怀那样积极了。

　　彭德怀的特别“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跟斯诺说：“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第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毛泽东这话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红第一路军总指挥兼红一军团总指挥的朱德并不积极，只是在形式上维持了团结。镇压当时并没有实行，毛泽东已经很失人心，如果当即镇压会很危险，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朱德不会允许自己的红一军团去做红军打红军的事情，彭德怀也许会有可能，但真正要下决心也不会很容易，除了口水仗，毛泽东一时并没有什么办法。

　　1931年1月，项英来了。1月15日，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成立，项英任书记。项英立即阻止了毛泽东。这次到底杀死了多少人，除了红一方面军有一个截止到1930年12月中旬的四千四百多人概数外，详细的数字现在已经不容易统计，但红一方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时间里数字就这样巨大，屠杀时间更长的地方所杀掉的人不会比这少。研究中共历史中的大屠杀特别要注意一点的是，由于所谓的地主、富农之类根本不具有“人”的地位，所屠杀的人数资料更是缺乏，通常并不在大屠杀总数当中。在毛泽东这次大屠杀中，由于毛泽东与李文林等人在政策上的最大争执焦点是土地政策问题，毛泽东主张的是把所有土地进行平分，李文林等人主张的是对富农宽容，反对毛泽东对生产的大破坏，因此，毛泽东在屠杀农民方面特别极端，不仅要把地主杀光，而且要把富农杀光，并且还杀比较“富裕”的农民。就杀地主来说，李文林本身也是个非常积极的刽子手，这一方面的人口数量应该是十分恐怖的。实际上，这一次的大屠杀是全方位的，之所以称为“内部”大屠杀，不过是就其特点来说的。它标志了由社会性屠杀发展到中共内部的毛泽东式大屠杀模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模式的实现方式是设定一个必须要消灭人身的敌对阶级，然后将这个阶级的存在引入到屠杀者自身体系之内，同时再制造一个或几个应该要予以清除并消灭的神秘敌对组织，将专门进行屠杀的机构与民众中的愚昧、残暴群体结合，采取怀疑一切的思维方式，制造出全面的恐怖气氛，使所有人既成为屠杀者，也成为被屠杀者，导致大屠杀以几乎没有人可以阻挡的力量迅速展开起来，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建立和巩固独裁，而大屠杀的终结也只能依赖于一定的独裁者。

　　顾则徐，转载自“大军观察”，原载《朱德别传》


　　《朱德别传》简介：朱德──这位中共革命元老，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与总司令，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与政治家。在过往的中国官方的历史叙事语境中，朱德被矮化为毛泽东的附庸，成为一个被人忽略的军事领袖、一毎庸庸碌的老好人而已。《朱德别传》这本书却颠覆了这种官方形塑的、空泛的历史定语，以大量的史实重新构架起朱德的传奇人生，既阐释其过人的识见与作为，也不避忌地指出他的瑕疵。最重要的落墨则是扣住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恩恩怨怨、明争暗斗而展开，书中引用了海内外的许多史料，以全新的角度评价朱德的功过与贡献，并披露了朱德鲜为人知的个人感情生活，力图把被纂改的历史恢复予真相，纠正了官方正史中的许多不确之词。譬如被捧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精义的「游击战术」，其实是源自朱德的军事实践与总结。而朱德的文韬武略及民主思想，隐忍刚强的个性及其中共党内斗争中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等等，书中皆有精彩的论述。毛泽东曾说过：「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因此，揭开这二位中共领袖之间的真实关系，对于了解中共历史具有深刻的意义。这是海内外第一部朱德别传，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阅读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