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家定位与历史反思

　　日本民主党政权在2011 年完成的“以获取政治安全利益、分享经济红利为主题，实施多元化布局并以中美日三边对话为核心机制”的外交安全战略方向，主要受传统安全上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这一方向的确立，标志着日本政界主流及民主党内部多数派在外交安全战略上达成为了共识，其纵深处是对日本国家发展的愿景。受制于其在对世界形势特别是对中国的认知上“近视”的精细和“远视”的误判，这一战略并不能使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的定位。日本民族自身的精神哲学、战后美国的东亚政策是阻碍日本进行历史反思的内外部因素，未尽的历史反思给东亚和平留下了不确定因素，日本的“正常国家”定位也因此难以为东亚国家所接受。


　　关键词：日本 历史反思 国家定位 外交战略 安全战略

　　
　　在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日本的国家发展处在重大转折时期，今后的国家发展定位是日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日本的国家定位基于对其自身所处国际环境和自身能力的认知。国家定位的实现，取决于为实现国家定位所确定的外交安全战略与其自身所处的客观条件是否一致。日本想要实现“正常国家”[1]的定位目标，得到其周边国家的承认是重要条件之一。由于内外因素影响，战后日本未能实现彻底的历史反思，这不仅客观上限制了日本自身认知能力的提升，也影响了日本与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实现历史和解。因此，日本的历史反思问题必将成为其实现“正常国家”定位的障碍。本文拟从对2011年日本外交安全战略的分析入手，揭示其战略背后的国家定位目标；分析影响日本实现该定位目标的历史反思不足之障碍，从中透视日本问题的复杂性。


　　外交安全战略的纵深：“正常国家”定位


　　日本民主党政权在2011年完成了外交安全战略方向的确立。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2011年12月14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讲话中指出，日本外交的责任是谋求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玄叶认为，为了规避风险并抓住机遇，日本要继续把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安全的基轴，在亚太地区构建多层次的双边、三边、多边的地区对话框架，开展多种多样的协调，支持依照国际法建立国际新秩序。玄叶还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发展是机遇”，“为了构筑开放的多层次的合作关系”，“中国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而“日美中三国战略对话与协调具有前所未有重要性的时代即将到来”。日本外相近期代表官方所做的一席发言阐明了民主党政权的外交安全战略方向。如果作一个概括，那就是“该战略以获取政治安全利益、分享经济红利为主题，实施多元化布局并以中美日三边对话为核心机制”[2]。日本外交安全战略方向的确立是基于对世界和本地区形势发展的认知，主要受传统安全上大国关系的影响，特别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3]东京财团首席研究员渡边恒雄指出，对于日本来说“2011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美国回归亚洲给日本的对华政策带来良机”。[4]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提升了日本在美国战略中的存在感。玄叶光一郎在讲话中说：“奥巴马总统表明了这样一种方针，即重新调整美国的外交安全的优先顺序，将亚太地区放在最优先地位。我认为，美国的这一新立场，对于不论以往还是今后都一贯把在亚太地区的日美合作定位为外交支柱之一的日本而言，提供了极其令人深受鼓舞的方向性。”[5]在2011年，美国已经通过高调宣示战略重心东移和遏制中国“扩张”，套紧了日本这个首要同盟；通过“3·11”后的“朋友作战”加深了日本对美国的政治认同；通过日美“2+2”会谈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的战略地位和区域安全作用。[6]日本则利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机遇，以头号盟国的特殊身份，在亚太地区展开战略行动。


　　日本外交安全战略方向的确立标志着日本政界主流以及民主党内部多数派在外交安全战略上达成了共识。这个共识不仅承袭了自民党的政治外交政策观念即以日美同盟为核心，而且相对于自民党时期的“傍美”显示出更大的灵活性。相对于此前的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现任首相野田佳彦对日美同盟的必要性、可用性有更明确的认识。野田自称“泥鳅”性格，主张“两足行走”，[7]在强调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构建日本外交安全战略的同时，谋求最大限度地在同盟框架下拓展自主外交，运用军事资源。[8]美国糟糕的财政状况将逐渐给同盟中的日本带来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活动空间，同盟作为日本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性特点也会更加突出。日本的外交安全战略正在加速从自民党时代传统的“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战略”走向“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


　　日本民主党的外交安全战略方向的纵深处，是对日本国家发展的愿景。野田佳彦在其“我的政治哲学”中明确指出：“我们要下定决心，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坚决坚持日美同盟。”这一表述不仅反映了野田等政治家们的政治抱负，也反映出日本并没有因为“失去的二十年”和东日本大地震造成的国难而放弃实现“正常国家”的夙愿。可见，在日本一系列外交安全行动的背后，隐含着扩大战略影响、强化自主防卫力量的战略性目的。目前的外交安全战略是趋近“正常国家”目标的过程和手段。实现“正常国家”目标是战后日本大多数政治家的共同夙愿，只是在不同阶段采取的战略手段不同。吉田茂路线是将防务全部交予美国，日本专治经济发展；当日本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之后，政治目标便逐渐走上前台，“正常国家”从心底的愿望变为政治口号。在如何实现“正常”的问题上，政治家之间存在分歧，例如鸠山由纪夫主张的路径是重视亚洲和对等的日美关系[9]，野田佳彦所代表的多数派则主张利用日美同盟关系实现军事自立。


　　战略选择的局限与身份认知的制约


　　日本战略选择的背后，是日本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也是日本在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对自身角色的选择。2011年日本确立的外交安全战略并不一定能使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的定位。首先，由于日本外交安全战略依旧沿用的是在与最强大国家保持同盟关系中求发展的传统手法，如日本近代以来所经历的那样，这种同盟关系必然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其次，日本将日美同盟关系凌驾于其他双边关系之上的定位方式，具有不可回避的矛盾性，例如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不可能是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不可能是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也并非依照日美同盟关系而运转。再次，虽然以日美同盟为前提的外交安全战略使“安保论争”暂停，但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步伐在速度和力度上都明显加快，现在的“傍美”是在为将来的“脱美”创造条件，美国对此的容忍度以及一旦脱离日美同盟关系的日本能否给亚洲带来安全都将是一个大问号。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的日本作出上述选择呢？日本的外交安全战略思路表现为对美、对华两条主线，但就当前而言，“中国因素对日本内政外交的影响空前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安全战略的走向”。[10]日本在对华关系上，显示出安全上严密防范、经济上深度接触的两面性。[11]从安全方面看，对中国和美国的政治认同差异是影响其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心理认同越差，战略防范越深。中日之间互不信任和防范意识的构成源于复杂的因素，包括历史问题、领土主权争端、中国的快速崛起等。因此，想在短期内扭转这种防范意识并构筑战略互信关系是不可能的。从经济方面看，日本借助中国经济强劲发展之力保持和拉动经济活力的基本框架已成客观定局，并在日本经济界形成共识。因此，我们看到的是，面对“正常国家”目标与自身体量相对缩水的纠结，野田政权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寻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一方面借助日美同盟框架最大限度地在外交安全领域伸展自己，另一方面借助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带动本国经济增长。


　　日本对自身的身份认知更多取决于对中国的认知。对中国认知出错，对自身定位随之出错。从历史上看，面对近代西方国际规则对东亚秩序的冲击，近代日本在认知自己国家身份的过程中，始终把中国作为其自身定位的比照，日本对自身的认识随着对中国的认识的变化逐渐形成。日本一方面把亚洲和中国作为落后的符号，把自身作为文明的符号，以示区别；同时又把自己和中国一起作为“自我”，以亚洲的身份去关注西方的“他者”。[12]面对“西力东渐”，日本的应对是，通过倒幕维新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强大中央统一政权，通过推行“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政策，成功地摆脱了殖民地危机，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员。日本的“变身”导致了自我认知及对华态度的变化。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日本面对中国时的两种身份，[13]前者是摆脱亚洲的身份，后者是代表亚洲的身份，两者都把文明的符号从欧洲或从中国移动到自己的头上。换言之，无论是把亚洲和中国作为落后的符号与自身相区别，还是把自身作为文明的符号与亚洲或中国相区别，[14]两种身份的定位最终都归结在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性质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世界形势的认知，特别是对中国的认知上，“近视”的精细与“远视”的误判制约着日本的自身定位。为了认知中国，一直以来日本民间和政府的投入是巨大的。除大陆浪人、新闻记者、商界人士外，还有军事情报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15]、东亚同文书院[16]、满铁调查部[17]等成建制、有组织地对华调研。对华调研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以及考察之深入、分析之中的，是日本在对华权益上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但是，日本对中国微观“近视”的精细把握并不意味着对中国宏观“远视”把握的准确。日本始终低估了中国的内聚力、抵抗力、潜在力。其对华调研上表现出的精细和对华认知上做出战略误判的特点至今没有改变。


　　实现国家定位的自身缺陷：历史反思


　　如前所述，日本是经过认识上的思辨后走上战争道路的，这个过程是日本对中国、对东亚乃至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也是日本对参与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和国际秩序做出权衡和选择的过程。基于上述对亚洲、对中国的认知方式，日本所有的侵略战争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建构是：在面对欧洲白人殖民的时刻，唯“脱亚入欧”的日本有能力、有责任拯救黄种人。在这套逻辑下，无论是以日英同盟为基础的所谓“协调”路线，还是所谓的“亚洲门罗主义”路线，其区别仅仅在于与欧美国家打交道的方式，而在掠夺亚洲特别是在侵占中国的权益上，近代日本则表现得格外野蛮残暴。日本以“文明”符号赋予自己主宰“东亚新秩序”、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正当性。这个定位所导致的结果是带给中国等亚洲国家巨大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战后的东京审判意味着欧洲和亚洲对日本的拒绝，标志着日本脱了“亚”又没能入得了“欧”。但是，近代日本在“脱亚”与“兴亚”双重变奏下的所作所为，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清理。[18]靖国神社问题就是典型的例子。


　　自从1984年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并遭到中国政府抗议后，中日之间达成了某种政治默契，即日本政府主要阁僚不再参拜祭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但是，2001－2006年，小泉纯一郎在担任首相的五年半内，却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使得中日两国关系冷至冰点。靖国神社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的祭祀对象和祭祀活动具有肯定侵略战争的政治意义。靖国神社祭祀的“神灵”由将近250万个明治时代以来的战死者名单组成，经国家意志选定。这些名单除14722人之外，绝大多数是在对外战争、特别是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战死者，包括因犯下“破坏和平罪”被东京审判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19]。靖国神社具有宗教性表象，其本质是国家的“选灵”和国家的祭祀。战后的日本，在政体与精神上呈现分裂状态，尽管政治体制转变为民主主义，但靖国神社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忠魂碑”、“彰显碑”、“慰灵碑”却并没有断绝与战前的关系，继续发挥着作为传承“国家主义”载体的作用。[20]靖国神社作为一个祭祀战争死者的场所，起到了昭示价值的符号作用。它不断唤起并创造记忆，体现了一种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卫战争的历史观。虽然近代以来日本国家发动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早已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国际法庭的审判，但是，靖国神社的合祀逻辑依旧存在，传承的祭祀活动依旧继续。因此，“只要怀有受害记忆的邻国国民的个体的、族群的记忆没有消失，官方参拜行为所引起的对日本国家的愤怒和批判就不会停止”。[21]


　　战后的日本宪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及其机关不得支持、不得参与任何宗教行为，即坚持“政教分离”原则。日本国家首相、政府职员等都具有国家机构的公职身份，他们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本身显然是违反宪法的。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国内的认识是分裂的，在一些公职人员和政治家参拜的同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反对参拜靖国神社。[22]在1991年，仙台高等法院曾在判决中认定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不妥”；[23]对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曾经有六个地方法院受理十起诉讼，其中，福冈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曾判定其参拜行为“违宪”；[24]但日本最高法院以各种理由从未受理过此类诉讼，对首相参拜的“违宪”问题采取回避态度。


　　战后，仅凭天皇的一份投降诏书无论如何不可能清理日本近百年的思想积淀。也正是因为缺少对自身、对东亚受害国的反思，缺少对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上的反思，才使得日本形式上的道歉是那么单薄与苍白，而历史的包袱却被日本自己装载得越发复杂和沉重。值得注意的是，靖国神社问题并没有在日本国内引起违宪争论，也未引起任何政治信任危机，许多人并未把保留和参拜靖国神社、甚至首相的参拜行为看得那么重。而在日本以外的国家看来，对问题轻视的本身已经不可思议，这样的“正常国家”很难被接受。


　　阻碍历史反思的内在因素


　　正确面对所犯的错误，对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内心深处虔诚的忏悔，实现人性良知的升华和道德责任的再现。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那深深感动世界的一跪，体现了战后德国深刻的反省和承担责任的诚意和决心，为德意志赢得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的信任和谅解。东亚受害国家的人民经常把欧洲的和解进程作为参照，把“跪下的是勃兰特，站起的是德意志”与免于天皇战争责任的“暧昧的日本”相比，他们难以理解，为什么说声“对不起”对日本是如此之难。或许，我们必须意识到：日本根本就不会做出虔诚的忏悔。

　　中国学者一直在寻找日本“不正常”的原因。首先对日本的神国观念、皇国史观、绝对主义天皇制观念以及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内在原因作出了分析。有学者指出，日本的神话是以国家神话作为统一自然神话和文化神话的主导理念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分别记述神代以及从神代进入历史，从远皇祖[25]、皇祖[26]到现实中的天皇，皇体万世一系；神话中国土的生成、国土的经营、国家的形成均为天神生养，这种神话“在其他民族中是罕见的，它是日本神话所具有的特征”。这种皇国一体的“大和魂”就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哲学本体。[27]还有学者指出，日本近代的两部法律构成日本主流意识形态：1889年枢密院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近代国家最高法的形式，把由神话所构筑的民族传说确定为日本国家的正史”，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把对国体的信仰和守护确立为日本国民的最高道德。此外，祭政一致的神祈国家的理念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神道的国家”延伸出“国家的神道”，其最高祭祀者天皇位于神道祭祀体系的顶点。“这种对文明与科学的亵渎，以及在精神形态上对国民的愚弄，在世界近代史上是罕见的”。[28]


　　尽管战后天皇走下了神坛，但曾经的“现人神”仍旧不属于“国民”中的一员。由于天皇被免除战争责任，“天皇制”得以保留，皇室的尊严、道德形象依旧不可触动。同时，作为天皇神话表征的伊势神宫依旧庄严而神秘，“日本是神国”的话语仍未被封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废弃了当年纳粹德国的旗帜和歌曲，而日本的“日之丸”和“君之代”却没有得到处置，日本民族心中象征国家主义的文化符号得以延续。2006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推动日本国会修改了《教育基本法》，“日之丸”和“君之代”再一次以国家权力的形式成为教化的先导，传承并深化世代普遍的心灵意识，留下的则是模糊的道德基准和历史记忆。


　　由此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东亚国家谴责参拜靖国神社、要求历史反思时，以“国民感情”、“遗族感情”为理由的日本的政治舆论却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为什么日本社会已然可以平静地接受抽掉了道德和理性的宗教情感，而不去追究“情感的正当性”。“战争”被说成“事件”，“侵略”被说成“推进”，“无条件投降”和“战败”被说成“战争结束”，甲级战犯被作为“忠魂”和“英灵”供奉在靖国神社……他们以极大的热忱在细节或数字上为加害行为进行辩解，而不惜对受害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在历史反思问题上，道德的力量显得极其弱小。有学者在对日本人的心理进行剖析时指出，“以退为进‘罪己’心理与既往不咎的‘祓禊’心理”是日本人迟迟不愿意坦诚认罪的心理因素。[29]无论怎样，一直到今天，无论怎样追求与世界文明的同步，日本社会对世界的反应仍然是以自身的精神哲学为本源。


　　阻碍历史反思的外部因素


　　战后美国的东亚政策是阻碍日本进行历史反思的外部因素。众所周知，日本政治体制的解体与重构是在战后的瞬间完成的，是在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情况下才放弃战争与明治宪法的。当刚刚走出战争的大多数日本人还处在战败失落和精神虚脱的状态，日本社会充斥着饥饿、贫困的混乱时，美军快速实施的占领政策满足了日本人对社会稳定过渡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但是，全民反思的缺位和天皇制的保留以及旧官僚体制的复活，使日本社会没有得到完成意识形态彻底变革的机会。日本战后初期的一切来自于外部的强力推动，不能不使得日本的“市民革命”带有外观性，缺少内在的反思。本来，一个民族对自身发动的战争的反省，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思想认识过程，只有理性地思辨清楚才能够真正与过去彻底决裂并走向光明的崭新的未来，而美国没有给予日本这个“精神审判”自己的机会和时间。[30]


　　美国作为外部因素和冷战的一方代表，在促进欧洲和解的同时，却阻碍了东亚和解。与对德国纳粹清算问题上表现出的极端坚定的态度相比，对日本战犯处理上的仓促与暧昧充分显示了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实用主义态度。在东京审判中，有28人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除病死的3人外，25名军人和政治家分别被判处死刑等刑罚。虽然东京审判也将“9·18事变”后对华侵略列为罪行，但是盟国还是倾向于将甲级战犯限定在“主张对美开战的政治家和军人”。因此，发动“9·18事变”的首谋石垣莞尔没有被列为甲级战犯；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曾任伪“满洲国”高官、后任东条英机内阁阁僚的岸信介被免于起诉并得到释放等。众所周知，侵略中国的“731部队”在中国东北曾经不断进行人体试验，研究和开发国际法所禁止的细菌武器，“而这些战争罪行却由于达成向美国提供实验数据而被免于追究”。[31]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断定日本战后重建只能依靠亲英美派。再进一步说，豁免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有其政治考虑”。[32]


　　东京审判在某种程度上伸张了人类正义，也推动了世界重归和平状态的进程，其历史意义毋庸置疑。东京审判的主要缺失是亚洲主体的缺席，[33]关于这一点，约翰·道尔（JohnW.Dower）指出，由11国法官组成的审判组内，只有3名来自亚洲，而其中菲律宾和印度的法官得以出席，也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祖国与主导审判的美、英在当时有一种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特殊关系。道尔认为，他们不过是作为摆设的“亚洲人”，那场大战似乎不是发生在亚洲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东京法庭基本上是在无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与追诉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高迈理想之间的矛盾状况下进行的。[34]因此，东京审判不仅未能清算日本的殖民主义历史及其意识形态，反而使其隐蔽起来，这与欧洲对纳粹的清算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结果，必然留下反省不足的后遗症。我们看到，战后的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在“和解与民族主义”之间往复徘徊，“历史问题现实化”和“现实问题历史化”已形成恶性循环。


　　结语


　　未尽的历史反思给东亚和平留下不确定因素，日本意图成为“正常国家”的定位目标不仅尚难以被东亚国家接受，也未必令其盟友美国放心，更何况实现亚洲领导者的政治大国志向。“自朝贡体系崩溃以来，虽然日本一直想主导东亚，但从历史上看，可以说，无论在任何时候，日本都没有成为东亚秩序的核心”[35]，这与日本自身在认知与定位上的误判选择是密不可分的。为了解决自身的国家定位问题，日本仍旧需要重视历史反思，在这一过程中认知自己，并以实际行动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笔者希望日本将自己打造成“亚洲的瑞士”，精致、优美并宁静，这样做更有利于日本发挥自身的高科技和环境优势，有利于树立在亚洲的良好形象，有利于实现历史和解。但是，日本似乎并不甘心，瑞士毕竟太小了，而日本是习惯于把自己称为“大日本”的。总之，日本将再次经受自身定位的考验。


作者李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 “正常国家”翻译自日文“普通国家”，意指日本政治军事的独立，最早由小泽一郎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
[2] 杨伯江：“日本民主党对外战略方向确立”，《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2期。
[3] 2011年6月30日出版的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2011》对国际形势的概括是：“奠定了今日和平与繁荣的基本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兴国家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影响力相对下降……”（第12页）；关于“日本所处的安全保障环境
正日趋恶化”，该蓝皮书特别指出朝鲜半岛和中国带给日本的担忧，对此，日本将：1）强化日美同盟关系；2）强化自身防卫力量，根据2010年2月《防卫计划大纲》，将“借助”防卫力量改为“注重”防卫力量，即从“基础防卫”转变为“动态防卫”概念；3）构建多层次关系网；4）推进经济外交。（第17~19页）
[4] 渡边恒雄：“美国回归亚洲给日本的对华政策带来良机”，《东洋经济》，2012年1月14日。
[5] 引自玄叶光一郎2011年12月14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讲话。该讲话的中文稿由日本驻华使馆提供。
[6] 2011年6月21日，由日美双方外长和防长参加的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2+2”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是民主党政权下日美双方首次就深化同盟关系所形成的共同文件，也是双方时隔四年“全面刷新了共同战略目标”（《日本经济新闻》6月23日评论）。该目标是在中国这一核心话题下形成的，包括了新增“日美韩”、“日美印”多个三边关系的内容、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内容、日美在太空和网络空间方面合作的内容、维护海洋航行自由的内容等。
[7] 野田佳彦：“我的政治哲学”，Voice，2011年10月号。
[8] 2012年1月24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讲，在第四部分“开拓亚洲太平洋世纪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中，特别提到“在制定亚太地区秩序和规则的过程中发挥主体性作用”。
[9] 2010年6月2日《参考资料》转载日本共同社播发的“鸠山讲话全文”。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他的辞职讲话中说：“我们必须追求由日本人自己来创造和平的那一天。我不认为继续依赖美国是好事。”
[10] 参考冯昭奎：“发展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0年第6期。
[11] 参考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理论分析”，《日本学刊》，2010年第2期。
[12] 参照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所谓“脱亚入欧”，“实际上就是把日本这一亚洲国家从他所在的地域位置上抽离出来，符号化为可以移动的文明载体，使它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近代强国发生一体性关联”。
[13] 参照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中华书局，2007年。福泽完全是在“优胜劣汰”方向上思考亚洲价值。冈仓天心的《东洋的理想》对西方文明持保留态度，强调“亚洲一体”，强调日本的特殊作用，认为日本是东洋文明的代表。
[14] 孙歌的看法见[1]。钱婉约认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首先传达的是民族危机感，其次是对中国的失望。他的“脱亚”所指的亚洲不是地理概念，是个落后文明的符号。
[15] 日本于1890年在汉口设立，除培养对华商贸人才外，还组织开展对中国的研究，编辑出版《清国贸易综览》等资料文献。
[16] 日本于1901年至1945年在上海开办的日本人学校，后升格为大学。在外务省的经费支持下，数千名该校毕业生先后参与了对中国及东南亚的调查。出版了《支那各省全志》（18卷）等文献。
[17] 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长春以南的路权，1906年建立了“国策公司”“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内设置调查部，成员最多时超过2000人，调查对象涉及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地貌环境等，调查资料数量惊人，仅中国现存的满铁资料就超过30万种。
[18] 李薇：“冲绳问题的复杂因素及其实质”，《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
[19] 在东京审判中，有28人被作为甲级战犯起诉。审判结果为：25人被判决，其中死刑（绞首）7人，终身监禁16人，20年徒刑1人，7年徒刑1人。这28人中，有14人于1978年10月17日被“合祀”进入靖国神社，包括东京审判后被处以死刑的7人，判决中与判决后病死的7人。
[20] 1978年10月17日的14人名单就是由日本政府厚生省提交给靖国神社的。
[21] 孙江：“解构靖国神社的政治话语”，《读书》，2006年第3期。
[22] 参见2006年9月21日《南方周末》第27版，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接受记者专访。
[23] 日本仙台高等法院1991年1月10日判决。
[24] 日本福冈地方法院2004年4月7日判决；日本大阪高等法院2005年9月30日判决。
[25] 远皇祖：Izanami-Izanami，创造神的天神。
[26] 皇祖：Amaterasu-Omikami ，太阳神。
[27] 李冬君：“走向信仰的国家主义”，《博览群书》，2007年12月。李冬君认为，“记”、“纪”两书是“唐化”的产物，在制度上模仿中央集权，在文化上形成了国家神话。
[28] 严绍璗：“日本当代‘国家主义’的思想基础”，《亚太研究论丛》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29] 张建立：“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日本学刊》，2012年第2期。
[30] 李薇：“成功与遗憾——日本战后宪法的制定”，《读书》，2009年第4期。
[31] 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吴寄南译，2008年，第118页。
[32] 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吴寄南译，2008年，第117页。
[33] 大沼保昭：《从东京审判到战后责任的思想》（日文原文《東京裁判から戦後責任の思想へ》），日本有信堂高文社，1997年第四版。
[34] 约翰·道尔，《拥抱战败》，北京三联书店，胡博译，2008年，第448页。
[35] 张建立：“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日本学刊》，2012年第2期。

李薇，《国际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