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大黑帮团体兴衰始末（上）

　　20世纪中叶，世界格局发生巨变。南中国一隅的孤岛，开始扮演起特殊而意味深长的角色。战乱后的香港，经济开始起飞，社会形态也在混乱中急遽变化。大量难民的涌入、政府管理体制的混乱，导致治安废弛、暴力丛生，为黑帮的疯狂滋长提供了土壤。

　　彼时，以国民党残军为主干、由大陆流亡至港的洪门支流十四K，也迎来其史上最兴旺发达的岁月，短短数年，一举成为全港最声势浩大的黑帮团体，成员多达几十万之众。他们敲诈勒索、欺行霸市、组织贩毒卖淫、开设赌场、走私……最顶峰时，为维护党派声誉，他们公然与港英政府对抗，酿成香港史上最惨重的群体性事件。少年胡须勇正是被吸引到其中的一名小弟。

　　胡须勇出生于广东佛山一个地主家庭，1949年随家人避难逃港，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在香港最底层挣扎成长的少年，加入黑帮之初，他曾追求公平与成功的梦想。经四十多年险恶江湖浴血打拼，他最终成长为十四K教父级人物。

　　回顾往昔岁月，在他轻描淡写的叙述中，我们隐约看到香港黑帮这一特殊群体的成长、转型与运作内幕，看到隐秘江湖的欲望、挣扎与死亡，看到半个世纪以来香港社会以及世道人心的沧海桑田。


　　1

　　每当台风刮起，胡须勇总会陷入对往昔的回忆。有时，他会开车到九龙南部的土瓜湾，对着一片住宅区呆上几分钟。昨日重现，他觉得一切仍在那里。

　　那时，住宅区还是金门酒楼，正对着卖香烛祭品的店铺。26岁的瘦小青年为争夺赌档，将人砍成重伤，连夜逃到这里。他去酒楼喝茶，几个跟班遍体纹身，拳头都打起了老茧。

　　“你们哪来的？”一名本地青年瞅着他们，他是香烛店老板的儿子。双方打了起来。瘦小青年打服了本地青年，带着他们争地盘、收保护费、抢夺小巴线路……十多年后一个暗夜，本地青年翻越店门口的栏杆时，乱刀袭来。

　　“那是我第一个被砍死的小弟。”胡须勇说。38年过去了。如今，他是香港黑帮“十四K”的3名掌门人之一。

　　8月的香港，潮湿、闷热，我们来到这座国际大都市寻找他的故事。走进有着小喷泉的餐厅，摄影师老方说“找勇哥”。西装革履的服务生愣怔了半秒，迅速收敛起打量的眼神，毕恭毕敬将我们引到这位闻名香港的黑帮大佬面前。

　　身材清瘦，没有纹身没有刀疤没有金项链，两撇胡须温和地弯着。大佬放下手中的西瓜汁，站起来和我们握手。

　　“香港治安很好。”似乎是为了打消可能的紧张，他这么强调。

　　窗外的尖沙咀东部依傍维多利亚港，满是星级酒店和购物广场。每天，来自内地的旅游大巴停靠于此，运来一拨又一拨大陆客。他们穿梭于广场，走进免税店，豪购各类奢侈品。四处洋溢着服务生的标准笑容、清淡的港式普通话。走在街上，红灯停、绿灯过，秩序井然。尽管拥挤，这座城市仍保留了一些不被消费占据的公共空间，供市民及党派组织自由集会和表达。至于品目繁多的政治娱乐新闻八卦，则充斥于花花绿绿的报刊。

　　“香港没有秘密。”胡须勇感叹。

　　这天，香港报纸的头条是：警方打掉一个疑似通过黑帮买票贿选的庞大黑金集团。在这则新闻里，香港元朗多名乡委会主席与黑帮和胜和、十四K千丝万缕的关系被公之于众。

　　“这帮家伙被抓，估计是做做样子。”胡须勇说。尽管黑帮在衰落，可它“就像细菌，就像太极的一极，只要有人类、有利益，它就永远不会消失”。官商勾结带来的利益交换，为黑帮渗入提供了土壤。胡须勇却态度坚决：“政治高危，我不掺和。”

　　接下来几天，我们讨论了政经问题、社会变迁，聊起江湖往事、爱恨情仇，最后，还聊到了人生。他做了这么一个比喻：人类就像一叠从天台洒落到大街上的白纸。马路上有各种颜色等着它们，空中大风吹，它们随之飘落，被染成五颜六色。有时可以选择，有时不可以——左边是黑，右边是黑，前边是黑，后边还是黑。

　　江湖是一条不归路。他拿起一张餐巾纸：你说它沾上墨水了，还能变回来吗？

　　可以洗白？

　　不可能洗白。


　　2

　　潘志勇是在1949年离开佛山的，他是地主家1岁大的少爷。兵荒马乱的年月，土地革命中地主命运悲惨的故事不断从北方传来，恐慌笼罩着这个南方家庭。这一年，他成了80万逃港流民中的一员。

　　彼时的香港，正从港口转到工业城市型。此后20年，大陆每一次动荡，都会造成大量人口的涌入，他们成为最低贱廉价的劳动力，浇筑起日益庞大的工业巨城。

　　少年潘志勇在新界的贫民区长大、入学，父亲期冀他有朝一日成为社会精英。他至今念念不忘，小学三年级，他从全班第44名奋斗到第3名。之后成绩持续优秀，还在少年唱诗团担任团长。

　　初中二年级，在亲戚资助下，他转到英文学校——在这块殖民地，一口流利的英语是挤进上层社会必须的门票。在那所学校，从第一天哑巴式的自我介绍开始，他感到强烈的失落。几乎听不懂课，也不敢开口讲话，“就像透明人，无人嘲笑也无人问津。”他开始用打架的方式唤起他人注意。

　　很快，经济爆炸中的香港向他展开另一面——暴利汹涌，秩序却尚未健全，那是黑帮厮杀争夺的丛林。

　　那时廉政公署尚未成立，黑白勾结，治安废弛。江湖故事熠熠生辉：60年代吴锡豪随难民涌入，几年后成为帮派领袖，一代毒枭；探长吕乐身价5亿，足以收购半个九龙……无数像潘志勇这样的年轻人，被撩拨得热血沸腾。短短数年，香港的黑社会成员飙升至三五十万，活跃着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帮派。

　　十四K是彼时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由国民党将领葛肇煌创立，1949年迁徙到香港，并在7年后推动了著名的“双十暴动”，被视为国民党残余向左派工会的疯狂反扑。周恩来总理强烈要求港英政府镇压暴行，署理港督戴维遂下令格杀勿论。驻港英军枪炮齐开，动用装甲车，逮捕了一千多暴动人士。“内地移民躲避战火而来，谋生艰难，经济状况不佳，加上政治挫败感……”多年以后，学者刘蜀永试图解释，被拆除的青天白日旗，为何会酿成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群体性事件。

　　潘志勇接触到十四K时，它已经拥有8万会员。他全然不知它的历史，只注意到，十四K的古惑仔“穿的衣服都比较好，去的地方比较繁华”。

　　潘志勇并未正式加入十四K，而是跟了一个大佬，行话叫“挂蓝灯笼”。他蓄起长发，不久就收到第一个砍人的指令。他带着4个少年，手持长刀，去抢夺一个赌档。他还记得，“一路上一直听到自己强劲的心跳声，感到它简直就要跳出来了”。可当举刀追砍过去，紧张与不安瞬间消失。几次之后，砍人就是家常便饭了。

　　也曾收手。17岁有了第一个小孩，他断断续续打起工来，捡保龄球，进塑胶厂、制衣厂，最终升到了师傅的职位。然而大师傅间也有勾心斗角，他所在的派系长年受压制，上升路途渺茫。

　　一个晚上，10号台风刮过香港。上完夜班，潘志勇站在高处望向公园，万物凄凉，感觉“人生就像草木”，遂作诗一首：“狂风雨过又天晴，眼前景物感凋零。草木难奈纵横雨，人生何堪冷暖情。”重出江湖。

　　上世纪70年代，比他大8岁的佛山老乡李小龙，凭借中国功夫蜚声海外。潘志勇备受鼓舞，学起功夫。“我要成为大哥”，成了他的信念。

　　起初是勒索打劫。有一次，他从地下赌档抢了十多万港币，一出门便被警察重重围住。他称对方欠债不还，被放了出来。

　　打劫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得发展小弟，打出名声，树立“霸气”。霸气是江湖人的通行证，先从外表开始。他蓄起胡子，从此江湖人称“胡须勇”。


　　3

　　奔驰汽车在仁仁麻雀馆门前停下。“你别拍，我跟兄弟打个招呼先。”胡须勇叮嘱老方，走下轿车。片刻，电话挂断，麻雀馆大门打开。店员们列队两旁，笑容夸张，齐声高喊“勇哥”，其中一名递上了红包。

　　这是他结拜兄弟开的场子，客人大多来自大陆，他们面无表情，沉浸其中。胡须勇向我们介绍，“这是香港最早打大陆牌的麻雀馆。”

　　2003年CEPA签订之后，大陆开始了香港自由行。彼时的大陆像一座无处安放的欲望矿山，而香港老板们则是闻到野味的猎狗，他们纷纷用大巴把客人接过来，提供“一条龙服务”。萧条多年的麻雀馆焕发了金灿灿的生命力。

　　“勇哥慢走。”店员们一路跟随。一个女人打开店门，嗲着声音向他道别。胡须勇前脚迈出，顺手摸了一把她屁股，开着玩笑，“是不是垫的啊？”女人娇嗔：“当然是真的啦。”

　　大门关上。胡须勇轻声说，“我离开这里十多年了。”

　　砵兰街的夜晚黯淡而冷清。近二十年来，它屡遭强力打击，色情业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朗豪坊，2004年在此落成的大型商场。奠定胡须勇江湖名声的九龙麻雀馆已不复存在，如今变成了停车场。胡须勇站在门口拍照，保安瞅了他一眼，重新投入到手中的报纸。他回想当年……

　　“你行不行啊？”九龙麻雀馆老板打量着27岁的胡须勇。1975年，这里是全港第二大麻雀馆，几乎是最乱的场子。

　　胡须勇惴惴不安，他打劫失败、十赌九输。他告诉自己，惟有豁出去搏出位，才能找到立足之地，于是对老板说，“装上电动门，给我买30把砍刀。”老板答应，只要能镇住场面，就给他每月7500港币薪水，一天一围台饭、一条香烟。

　　对手是被称为“大圈仔”的广东青年。大陆还处在“文革”的动荡中，“大圈仔”历经红卫兵武斗洗礼，游离于上山下乡潮流之外，成帮结派到香港勒索打劫，跟香港黑帮火并，然后逃返大陆。胡须勇记得，很长一段时间，“大圈仔”是《新知》杂志里最凶悍的主角，在九龙麻雀馆，他们勒索老板、踢场惹事，本地黑帮也不愿招惹他们。

　　7天之后，和“大圈仔”的战争降临。胡须勇关上电动门，二话不说，带着小弟乱砍一通，麻雀馆的地上血流成河。老板躲在里屋通过摄像机观看，出来后满脸畅快，拿出一叠钱让他们去桑拿。

　　胡须勇一战成名。他靠着一股狠劲，摆平了那些打劫的、踢场的、出千的、欠债不还的……黑帮中人背后议论，胡须勇迟早死无葬身之地。

　　那几年，胡须勇几乎不回家，坐镇在麻雀馆的阁楼里。他总是一大早起床，把小弟一一拍醒，打沙包、练拳脚，预备着恶战随时到来。每隔几天，他总会接到电话，听到各种通牒，“我要宰了你！”类似的场景数十次上演：一帮人持刀冲上阁楼，但总被胡须勇自制的机关和狼牙棒击退。

　　“每分钟都可能丧命。”有两次，在深夜的大街上，几十号人举着砍刀冲了上来，他都侥幸逃脱了。他说自己的原则是绝不妥协，只要砍不死，就会穷追不舍。这个圈子中，利益是零和的，“每个人都想抢到最多的地盘，巩固地位，并打击那些也想摊分利益的人”。两年后，在暴力维持的丛林中，他屹立不倒，爬上了食物链的顶端。对手纷纷与他讲和、结盟，去对抗另外的入侵者，或是吞食下端的野心家。


　　4


　　砵兰街这条不起眼的狭长街道地处旺角，曾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风光。1970年代，香港色情行业起步，在此踩下深深的一脚。每当夜幕降临，霓虹闪烁，亮起的红黄灯箱释放出城市的欲望，本港小姐、北姑、俄罗斯女孩，应有尽有，价格不一。姑娘们扑着厚厚的粉底，酥胸半露，各怀心事。黑帮电影中那些老大、混混、妓女、嫖客间的故事，就在这条街上展开。警界著名的“有组织犯罪及三合会调查科(O记)”最初亦诞生于此。

　　每个色情“架步”背后都有保护他们的帮派。“12点后我话事”，是黑帮的豪言壮语。

　　帮派各据山头，时不时上演混战。胡须勇是砵兰街当年的霸王，他们穿梭在大街上，对姑娘们评头论足，看人不顺眼，随时拉到后巷揍一顿。很长一段时间，他享受这种主宰他人的权力的快感。

　　如今，他坐在五星级酒店，回想砵兰街往事，看到的是一个无聊青年的形象。不过，他欣赏自己一点，很多大佬靠女孩积累起巨额财富，他却只看场子，“没法接受做一个龟公”。他更喜欢赌博，即便千金散去也不在乎。

　　这条街上，有肉体买卖，有毒品交易，有人经营赌档，有人贩卖棺材……要摆摊开档，都得向他们交钱。跟一些档主认识久了，胡须勇就不收保护费了。交换条件是，“打架的时候，你要来帮忙”。他迅速扩张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大陆难民不断涌入的年代，他还去抢荒地、建木屋，以5万一间的价格租给他们。

　　他和警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还和他们维持着地下交情。这是他行走江湖的保障。在砵兰街，我们见到了他的一个小弟，如果不是在2004年被卧底揭穿，他至今还是一名警察。

　　胡须勇实现了他的“大哥梦”。他时常有英雄般的自我认同，当年的“蓝灯笼”成了十四K“毅”字堆的话事人（共有36个分支）。在庄严的入会仪式上，斩下鸡头，割指滴血，三百多人头戴帽子，半跪半站，全身不可携带金属。“抚台”胡须勇穿梭其中，手执大刀，“啪啪”拍过他们的脊背。

　　他不爱言语，不准底层小弟和他说话。他要提防“坏人”——“表面上和你是朋友，约你去作案，然后勾结警察把你抓起来”——这样的事他见得太多。他丧失了安全感、亲密感，从不想象明天或是终点。“今天不知明日事”，一切都是未知的、不安的、刺激的。他离了婚，没有固定的情人，常常是做完爱，就不想另一个人躺在身边，更不愿再要一个孩子，“养很容易，育很难”。江山巩固后，他才会抽空回家看看4个孩子。

　　两个女儿已经长成少女。有一天，他在桌球室发现了她们，大发雷霆，“竟然和一群不三不四的古惑仔混在一起。”他冲上去拉开女儿。“你是谁？”男孩们向他挑衅。他把他们痛打一顿，对着女儿怒吼：“再敢和他们混，连你们也打！”

　　“我很害怕她们堕落。”胡须勇描述当时心境。

　　什么是堕落？

　　就是做妓女，吸毒。

　　他总是谴责前妻不好好看管孩子，但自己也停不下来。跟随他打江山的兄弟也在成长为大佬，当发生利益冲突时，他要撑住他们。四十多岁时，小弟间出现纠纷，他遇上了最强劲的敌人——同门“九指华”。两人相互追杀三年多，由十多个中间人斡旋讲和。

　　十多年后，“九指华”成了一起碎尸案的主角。他帮人向60岁的同门“差佬文”追旧债，冲突中，刺中“差佬文”心脏，随后将之煮熟、碎尸。

　　那是2008年，已经是另一个香港了，涉案者纷纷落网。

　　“过去只要抓到一个人就能结案，现在要全部捉拿归案。”胡须勇这么描述时代的变化，“如果过分了，肯定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他们要适应新的丛林。暴力狂欢的年代一去不返。金钱是最大的逻辑，而金钱并不总随暴力而来。这里有着更复杂隐秘的法则。（未完待续）

　　林珊珊，《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