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明星”再聚首

　　忆起往昔的荣光，马胜利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例如他接受了哪位中央领导的接见，《工人日报》头版上关于他的那篇通讯题目是什么。

　　编者按：山西省原政协副主席、“明星”官员吕日周，近日在太原组织了一场特殊的聚会，把马胜利、步鑫生、刘日、张锦明等一群昔日的改革“明星”人物，重新聚到了一起。这帮当年先行一步的改革者，尽管年龄、身份相差甚远，但他们共同关注的，仍是改革的话题。

　　追溯被免职原委，马胜利说“我们那一代人，是奉献的一代，也是牺牲的一代。”

　　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因公务繁忙，取消了行程。到会的华西村副书记孙海燕说，“84岁的老书记身体很好，去年到北京录制节目还能一天赶一个来回，吃15个鸡蛋。”

　　“我今年80，倒过来是18。”2012年8月11日，80岁的步鑫生出现在太原。他操着一口极难懂的海盐话，但声音却异常洪亮，显示出和他年龄不相称的活力。这位面色红润的老人，10年前因癌症做了肾脏、脾脏摘除手术。

　　时光倒退30年，步鑫生是时代的榜样，被称为“敢闯禁区的老虎”。1981年，他任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时，提出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奖金制度，打破“大锅饭”，将做得不好的工人予以辞退。1983年和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两次批示，肯定他的改革创新精神，此后全国掀起了向他学习的热潮。

　　步鑫生是应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的邀请，参加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的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交流会。山西改革创新研究会于2007年经中组部批准成立。山西省政协主席薛延忠、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罗一民、山西高院院长左世忠等多位在职或退休的省部级和厅级干部，都出现在会场。

　　但当天的关注焦点，无疑是包括步鑫生、吕日周在内的一群昔日的改革“明星”，如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承包第一人”马胜利、90年代首创乡镇长直选的张锦明、前无极县委书记刘日等。

　　这帮当年冲破重重政治禁忌的改革者，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走出各不相同的命运之路。有的仍在坚守，有的已被世人淡忘。纵然这些年走过的路各不相同，但这帮年龄差距超过20岁的人相见时，相谈甚欢的仍然是改革的共同话题。

　　“现在就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将众多改革人物召集在一起的关键人物是吕日周，这位小说《新星》的原型，是上世纪80年代的风云人物，后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2007年退休前夕，他筹建了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一直担任会长至今。

　　组织这次聚会的想法大概始于三年前。“不少当年的改革者都希望大家再见面聊聊。”吕日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推行“通透式办公”的原河北成安县委书记王晓桦都表达过这个想法。吕日周为这次聚会筹备了半年。

　　有“中国管理教父”之称的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是当年的改革风云人物，也是吕日周的老朋友。会议期间，针对改革官员的人治色彩浓厚的批评，张瑞敏不以为然。他说，“吕日周在长治的人治，反而是他的功劳。人治本身的问题跟他无关。他不人治还有什么办法？很多制度在其他地方不照办，在他那里可以照办。”

　　长期在企业管理一线的张瑞敏，同样关注当前的社会矛盾，认为现在需要探索根治的方法。他打了一个比方：当投影仪在墙上投影的时候，如果发现错字，根本的办法应该是到软件上改正，但现在很多时候都采取在墙上改字的做法。“那不是一塌糊涂吗？”他说。

　　参会者中，80岁的步鑫生年龄最大。1988年，海盐衬衫总厂破产，步鑫生被免去厂长，“步鑫生神话”破灭。含愤离厂之后，步鑫生北上辗转各地创办新的服装公司，但10年前的癌症让他放下了工作，在上海安享晚年。

　　吕日周本来还想邀请原深圳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参加，但95岁的老人一直卧床，已经不方便外出了。作为聚会的最初倡议者之一，86岁的李灏一直表示参加，不料会议召开前，老人因病住院。

　　当年与步鑫生齐名的，是马胜利，两人被称为“南步北马”。20年后在太原相遇时，76岁的马胜利回忆当时社会流传的另一种声音：“南步北马，早完早垮。”

　　马胜利，30年前家喻户晓的改革人物。他通过承包使石家庄造纸厂扭亏为盈后，又在全国承包了100个造纸厂。最终，快速扩张令他败走麦城，从此销声匿迹。

　　忆起往昔的荣光，马胜利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例如他接受了哪位中央领导的接见，《工人日报》头版上关于他的那篇通讯题目是什么。

　　当时，“马胜利旋风”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全国。他车轮似的到处演讲，1986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一万多人参加，讲了三个半小时，很多人憋着尿听完还意犹未尽。

　　时代的变迁中，他被高高托起，然后重重摔下。追溯被免职原委，马胜利今天仍有许多话，“我们那一代人，是奉献的一代，也是牺牲的一代。”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马胜利承认，当时他确实有些膨胀，个人英雄主义占了上风。“承包其他厂子，我开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亏损的厂子我不要，这哪像个企业家？”“当时厂子以个人名字命名，太没有品牌意识”……

　　多年来，这位曾经“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两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人，一直靠着几百块退休金度日。他用极快的语速说起他现在的生活，“我现在的目标是培养第三代。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现在就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马胜利没对改革发表任何看法，却对当前的社会差距颇感忧虑：“国企高管薪酬太高，一个工人一辈子才能拿到你一个月的钱。老说要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城乡差距，但实际是越来越大了。”

　　本来他不打算参加这次聚会，觉得“没什么好说的”。2012年7月，吕日周亲自去了趟石家庄，通过原河北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刘日找到了他，老马这才答应了赴会。

　　“我对权力没什么欲望”

　　刘日一开始也不愿意参加，也是吕日周亲自邀请之后才决定赴约的。

　　1985年，37岁的刘日担任河北无极县委书记，是河北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之一。他当年的一些举措，如“利用农村承包制率众开发近十万亩荒滩种果树”，“从监狱招收专门人才”等，那时颇为大胆。1990年，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出炉，刘日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明星”官员之一。

　　1991年，河北省委发文，称刘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和爱戴，群众称他是焦裕禄式的干部，这不仅是他的光荣，也是河北人民的光荣”。

　　荣誉纷至沓来，这也意味着刘日站到了一些人的对立面。1993年他离开无极，任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

　　2003年起，刘日担任河北行政学院副院长，2011年从院党委书记一职退休。现在，64岁的刘日是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多年来，刘日一直在潜心研究公共管理改革，曾给省市和中央高层写了大量建议，包括现行干部制度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和刘日有着相似经历的是河北省质监局副局长王晓桦。53岁的王晓桦被安排坐在这次大会第二排，在申纪兰和郭凤莲的后边。当闪光灯在这两个全国劳模“常青树”面前闪个不停时，王晓桦埋着头。很少有人知道，他曾也是河北地方改革的一面“旗帜”。

　　跟那些实践型的改革官员不同，10年间，党校老师出身的王晓桦每次改革都试图从制度设计入手，并一直寻找改革之于中国的普遍意义。

　　2003年，王晓桦当上成安县委书记没多久，就先拿自己开刀，自限权力，实行干部任用常委会票决制。6年后到大名县，王晓桦又将成安经验移植到大名，连续起草了10份文件变更干部任用制度。

　　复杂的因素左右之下，王晓桦的改革试验在2011年戛然而止。按组织安排，2011年底，他调任省质监局副局长。他的“自我限权”改革，并没有在其他地方复制。“没有顶层设计，它（改革）只能是一个点。”

　　作为学者型官员，王晓桦说话带有书卷气。“我对权力没什么欲望，不管是县委书记，还是质监局副局长，对我而言只是一个职业。是职业就得讲职业道德，就得尽自己的本分。”

　　四川绵阳市委副书记张锦明穿着一件黑色旗袍，一发言就吸引了在场人的兴趣。她的发言切入点是前不久刚发生的四川什邡、江苏启东的群体性事件，而什邡隶属绵阳。

　　张锦明1998年任四川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时，首创了乡镇直选，后任雅安市委副书记期间，她将改革触角伸向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国家权力体系。

　　张锦明在会上针对上述群体性事件，提出了两个疑问。一是“以利国利民为出发点”的很多项目，为什么会受到公众否定？二是公众表达诉求、反对政府决策时，为什么会采取这样极端的方式？

　　她接着提出了三个现实问题。一是官方决策机制是否需要开放？二是要培育民间组织。如果公众要参与到决策中来，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那么多公众谁来参与？

　　第三个问题随之而来：民间组织如何与决策层对接？张锦明认为，目前统战部就可以完善职能，对民间社团加以很好的培育、规范和利用。

　　临时“爽约”者

　　另外几位原定参加的明星人物，临时因故取消了行程。

　　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就是其中一位，原因是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他派了两名副书记参加会议，并委托副书记孙海燕宣读了题为《解放要有思想，改革要有方向》的书面讲话。孙海燕的介绍中传递出一个信息：84岁的老书记身体很好，2011年到北京录制节目还能一天赶一个来回，吃15个鸡蛋。

　　吴仁宝的江苏老乡、苏州市纪委书记王天琦也因为有考察组前往，而取消了已经答应的聚会。王天琦2008年6月就任江苏睢宁县委书记后推出系列改革，成为明星官员，2011年12月，他担任苏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仕途被媒体形容“蒸蒸日上”。

　　调任苏州后，王天琦一反往日的高调，淡出了公众视线。之前主政睢宁期间，因为推行“群众信用评级”引发舆论一边倒地质疑后，王天琦主动联系南方周末记者高调回应，“要把这项工作做成全国的典范，争取在中国社会管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8月11日傍晚，会议结束后，王天琦飞抵太原。他说这是“负荆请罪”，表明他“言而有信”的态度。王天琦与吕日周属忘年交，他的这一举动，给会议组织者吕日周些许安慰。

　　另一位临时“爽约”者，是明星官员仇和。这位当年“最有争议”的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已于2011年11月升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他曾三次答应吕日周参加，吕日周在2012年7月亲赴昆明相邀，仇和再次允诺前往。

　　和王天琦相似，离开宿迁后，仇和也选择远离媒体的关注。主政昆明期间，他延续了铁腕作风，整顿吏治、大拆大建，因此饱受媒体争议，但他从未像过去那样对媒体袒露心声。

　　8月9日，仇和告诉吕日周，因有重要会议需要主持，不能前往，并发贺信一封，对自己因外事、公务重叠深表遗憾。他在信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记者 钱昊平 刘俊 实习生 杨佳秋 周淇隽，《南方周末》2012-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