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亲历和亲闻的“恶攻”

　　“恶攻”者，文革中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简称。按照文革初期颁布的《公安六条》，属于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

　　据章立凡微博，吴効先着《平冤十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载：文革期间，新疆焉耆县马玉芳用旧报纸擦拭经血，随手扔在床下。后被发现，指控她污染了报纸上的毛主席像。定为现行反革命，处以死刑。

　　于是微博上开始吵架，一派骂“反毛”在造谣，一派骂“毛粉”在耍赖。其实，天下的事情是复杂的，“恶攻”这种事情文革中甚多，起因固然源于毛，结果却决定于各种因素。天下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当地当时的背景。

　　我是新疆文革的参与者，当时我们这一派工人、农民、学生合称“三新”，对方则合称“三促”。讲讲我的亲历亲闻。


　　亲历一：践踏领袖大名

　　1967年4月的一天，我与“三新”几个同学在新疆沙湾县城刷大标语。我们先在墙上刷浆糊，然后铺上纸张，用干净的排笔刷平，再用排笔蘸墨写上诸如“打到某某”、“捍卫某某”之类。纸张用完，桶里还剩下一点墨汁。于是我在马路上用斗大的字写上：“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路上行人来来往往，开始没有人关注我的行动。突然，一人大喊起来：“他把毛主席写在地上让人踩！”于是一伙人上来：“抓住这个反革命！”“抓住这个坏头头！”来的当然都是“三促”。我的同学上来保护我，但“三促”人多，连推带搡，把我押到县公安局，要公安局按照《公安六条》定罪。一会儿，公安局院子里聚了好多人，两派都有，吵吵嚷嚷。

　　我在接待室坐了好一会，来了一个警察。向我询问了情况，让我写了个情况说明，放我走了。

　　院子里的人看公安局把我放了，也都散了。

　　现在想来，当时自己的确思虑不周，不应把“毛主席”三个字写在人来人往的大马路上，贻人口实。而事情能够轻易了结，估计是公安局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为好，故而息事宁人，免得加剧两派纷争。而当时我县虽然分为两派，但派性还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对方也没有揪住这件事情不放。


　　亲历二：“打倒党中央”

　　1967年5月16日，沙湾县“三新”工人、农民、学生召开大会，主题是批判所谓“三月黑风”，揭沙湾县阶级斗争的盖子。沙湾县是个小县，县城总人口只有2、3千人。但那天与会者有近2000人，其中不少是来自近郊的农民。会后游行。沙湾县只有一条马路，大约长1000米。所以游行队伍就从马路绕行到县城外，在无人的戈壁滩上游走呼喊，自娱自乐。

　　我与同学们一起。平日开会，我经常领呼口号，那天同样。照例，我喊一声，同学们跟着喊一声，虽然是无人的戈壁滩，同样声振寰宇。忽然，我喊出的一声，寂然无人回应。一回味，我喊出的竟然是“打倒党中央”！当时真的吓坏了。看同学们，一个一个像无事人，谁也不吭声。前前后后，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走路。抬头，阳光灿烂；低头，塘土没脚。

　　几十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人提起这件事。前些年老同学见面，我讲起此事，他们还说：是吗？有这样的事吗？不知是否真的忘了。

　　但我牢牢记得此事，从此再也不敢领呼口号。

　　文革中，因为呼错口号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不在少数。幸运的是我们当时游行在戈壁滩上，旁边都是“三新”的同学。如果在马路上，有群众围观，且有“三促”在场，那我绝对在劫难逃。

　　所以，凡因“恶攻”受到迫害，一定是源于当时的具体环境。

　　亲闻一：“无寿无疆”

　　1967年11月8日上午，我县“三促”一人发现我县农五站“三新”大字报专栏上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中“万寿无疆”四字错写成“无寿无疆”。于是开始抓打“三新”群众。一时凡出现在马路上的“三新”群众无不挨揍。后来统计，从上午到下午，那天共有数百名“三新”群众挨打，程度轻重不一。“三促”一个姓季的打手，自诩那天他一个人就打了一百多个“三新”的。

　　“三新”的人，鸡飞狗跳，没有一个敢还手，个个溜之乎也。包括我们学生，也包括我，大部分逃到150公里开外的乌鲁木齐。

　　那份大字报，是农五站一位姓熊的人写的。我没有看到原文。“三新”的人，有的说的确写错了；有的说实际没有错，是对方污蔑。我想大概写错了，不要“三促”如此气壮如牛。

　　写错字的是一个人，挨打的却是几百人。所以，问题不在写错，问题在派性。“无寿无疆”只是一派用来打压另一派的借口。


　　亲闻二：语录事件

　　我哥哥是新疆沙湾县乌拉乌苏公社头浮大队小学的教师，也是他们学校“三新”的头头。他们也有一个大字报专栏。1967年冬天，一个“三促”去撕他们的大字报。撕下表面的大字报，发现里面的衬纸中有一张废旧的毛主席语录，上面还有毛主席头像。这下好了，真凭实据的“恶攻”，便把我哥哥从家中抓走。

　　其实，把这张废旧语录纸当衬纸贴的是另一个教师，当时我哥哥不在。但我哥哥是头头，罪责难逃。一顿狠揍之后，押送到另一个大队“三促”的劳改队去劳改。半个月以后，我哥哥抽空逃了出来，也亡命到乌鲁木齐，与我会合。

　　就对方来说，无论这语录纸是否我哥哥所贴，他们要打击的是我哥哥。所以，这个罪名一定要扣在我哥哥头上。

　　文革中，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毛主席像章无处不在。报纸上毛主席的名字、黑体字印刷的毛主席语录触目皆是。要想不冒犯，实在有点难。所以，虽然在生活中大家当然会注意，但也并没有太看重这些事情。平时拿报纸铺地垫屁股，照干不误。1969年初，我下乡再教育，学社员抽莫合烟。莫合烟都用报纸卷，哪里管什么毛主席语录不语录。

　　在我的文革经历中，凡是因所谓“恶攻”受迫害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因为他“恶攻”了，而是因为有人要抓他的“恶攻”。比如我有两次“恶攻”嫌疑，因为没有人抓，所以安然无恙。我县“11·8”事件，就算有一个姓熊的真的“恶攻”，但实际挨打的却是其它几百个人。语录事件与我哥哥实际无关，但因为要整他，屎盆子就一定要扣在他头上。直到“一打三反”，还用这个罪名对他进行“群众专政”，劳改半年多。

　　一项政策，无论是善政，还是恶政，都要通过一定的人去贯彻。就拿文章开头讲到的马玉芳事件来说，她把粘了经血的报纸扔在床底下，后来是谁发现，又是谁举报的？此人为什么要举报？真的是对伟大领袖无限热爱，充满了淳朴的无产阶级感情吗？我要打一个大大大大的问号。

　　现在讲到“恶攻”，统统挂在毛的账上，未免非历史。毛有毛的账，是他的，赖不掉。沒有他批准的《公安六條》，就沒有那麼多的“惡攻”罪。但其他人有其他人的账。沒有那些居心叵测的打手，也没有那么多的“恶攻”罪。割了张志新喉咙的人反思了吗？打了一百多人的季姓打手反思了吗？假某些名目以营私的人，从过去到现在，断根了吗？

　　所以，把一切坏事统统推给毛，实际反映的正是民族的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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