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荣和耻辱之间徘徊了70年

一，埋了35年只剩下一把中正剑

2012年5月，我在浙江江山采访了92岁的抗战老兵姜开国。他是黄埔军校16期学习通讯专业的军校生。毕业时，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按照国军军官的条例规定都发一把中正剑。1949年全国解放，他把国军的委任状、国军军官证、抗战杀敌奖章、上尉军官的军衔、帽徽、武装带、皮鞋、军装、中正剑等统统埋在房前的泥土里。

直到1984年，姜开国认为确实是风平浪静了，才找到埋藏原址一点一点地挖出来。

可惜，抗战的遗物已经化作泥土，只剩一把中正剑。老姜对我说：

“当年，同村街坊被枪毙的枪毙，抓走的抓走。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恐怖。当过国军的人，当然心惊肉跳：认为国军的东西是犯罪的东西。所以，夜黑风高，悄悄地埋藏。当时，真是恐惧，生怕被什么人听见挖坑的声音。因为仓促，所以，这些东西，既没有放在罐子里，也没有用油纸裹藏。就是全部裹起来，扔在坑里，填上土。”

姜开国老人说：

“中正剑的剑套原来是金光闪闪的。剑套外皮是铜皮，木头心。谁知，经过35年后，挖出来，剑套已经被腐蚀化作泥土了。只有中正剑的剑身还在，剑柄两面的字还清晰可见。剑身上刻上的名字：‘姜开国’三个字还在。”

感叹之余，姜开国叹息道：“历史就是历史，她是埋藏、埋没不了的。”


江山的王俊先生已经采访过姜开国老人。他的记录如下：

姜开国，生于1920年8月19日，住址：浙江省江山市新塘边日月村妙里淤。

小学毕业后，考入三战区通讯训练部（在湖南常德）学习，六个月后分配在三战区军发室总机工作，因工任表现较好，1938年被保送到黄埔（16期）军校七分校通讯科学习，40年毕业后任鄂陕甘边区警备司令部无线电班班长。长官是祝绍芝。在汉中。两年后因身体原因（吐血），1941年请病假回老家江山。

回乡后，待身体恢复，老人加入了衢江突击大队，继续抗日。（大队长毛之衍）。任第三中队中队副，（中队长毛永禄）。在衢州，江山一带打游击，曾在江山淤头（地名），衢江突击大队第二（中队长姜之岳，江山新塘边人）、第三中队，与姜斌带领的一个军统中队，与日本人战斗。

1943年，到福建绥靖教导团，担任营部上尉副官，兼任军事教官。直至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整支部队转为浙江交警大队。

49年以后经历：因为在抗战胜利后就退伍，所以一直没有主动承认是黄埔军校毕业。在49年将毕业文凭、部队证件、派遣证、中正剑等包好埋入地里。没想到一埋就是35年，1984年挖出来时，除了中正剑，其他物品已全部腐烂。文革中被强迫劳动。

家庭情况：1943年结婚，育有一子三女，儿子已过世，两个孙子。老俩口与儿媳同住。

经济情况：因没有加入黄埔同学会，所以也没能领到同学会的补助款。老俩口都没有收入。儿媳、女儿、孙子都很孝顺。

姜开国一家很是幸福，儿女竟然都是大学本科以上，还有博士和博士后的学历。

就是这个门前五米远的地方，是埋藏原国军物品的地方。浙江潮湿，“裸埋”的话，即便是中正剑，再过数十年后也会化作泥土。

我个人非常希望我写的书，再一次能在日本国出版。我希望无数日本人看过后，长出一口气，说：“原来如此。中国人自己打倒自己，不用我们动手呢。”

我也希望无数中国人明白我的心意：“我们中国人不爱我们中国人，谁会爱我们中国人？我们的敌人不在老百姓之间，我们的敌人是新旧皇帝、是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是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呀！”


我对92岁姜开国抗战老兵的采访：

（笔者注：老兵在几年当中被采访时，可能说得都有些出入。特此说明。当时浙江话的翻译，是浙江江山江慧劲先生。）

民国9年、1920年生。就是浙江江山人。在当地上的小学。1936年，湖南常德的国军通讯兵团来招生。当时，别的地方军、杂牌军路过也抓壮丁。说是：“三丁抽一。”我们家兄弟三人，我是老三。早晚也要被抓丁抗日。这次来招兵的通讯兵团是中央军，我的姑父在这支部队里担任无线电台台长，上尉军衔。既然如此，就去通讯兵团学习吧。

在通讯兵团里通过考试，选拔去黄埔军校16期通讯专业学习。在校期间，听说西安事变爆发，还抓了蒋介石。后来，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了。

三年以后，我1939年毕业，开始在军官教导团。是少尉报务员。

我随部队在汉口、湖北、甘肃、陕西等地同侵华日军作战。我在军区司令部，祝绍周是中将。他是浙江绍兴人，当过河南省主席。当过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的校务主任。

民国三十年，我随部队到重庆剑门关出差，出了车祸。我在卡车的大箱里，因为道路崎岖、泥泞，翻车，我负伤。因为腰部受伤，不能动弹了。而且，因为内伤引起吐血，只好申请回家养病。1941年，辗转反侧、托人弄呛，好不容易回到家乡。可是，1942年4月27日，侵华日军又占领了浙江江山。

我回家养伤，刚刚好，就参加衢江抗日突击队。我在三中队当队长。

什么？你问我是不是屈才？因为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嗨——，我们衢江抗日突击队的总队长是黄埔军校6期毕业的，叫毛志岩。

我们的武器比正规军的一点不差，我们有机关枪。我们军官都用快慢机，也叫驳壳枪20响。我们多次和日军交战，在淤头，我们衢江抗日突击队一下消灭一百多日本鬼子。小仗也打，一次，七、八个日本鬼子进村抢鸡、抢鸭，强奸妇女。有村民飞也似地到我们衢江抗日突击队报信。我们也飞速赶到那个村子，消灭了那几个日本鬼子。

我们衢江抗日突击队多次和侵华日军小股部队交火，在江山、石门、双溪口等地都和侵华日军鬼子兵打过。尤其是抗日战争后期，小鬼子日薄西山，他们一般不敢小股部队出来骚扰老百姓。

1943年，我被调到绥靖税警教导团当上尉军事教官。后来，税警团分流，我去了我姑父在的税警独立团。抗日战争胜利，国军发了胜利证章，还有80大洋。我们的部队开到江苏的镇江受降日军。

民国32年，我在国军税警团任职时结婚。当时我24岁，她18岁。

我问姜开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呢？

姜开国回答：抗战胜利我就回家了。我认为，打内战和我没有关系。内战就是争夺统治权。从唐宋元明清以来，都是争这个。其实，哪个皇帝当朝不重要，关键的是，对老百姓好，就行了。既然日本鬼子打走了，那么，老百姓过安家立业、没有战乱、天下太平的日子吧？

我回家以后搞经商，在米行。谁知，公私合营！我一下，什么都没有了。这点儿，你不要记录。我坚决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公私合营是正确的政策。

我问姜开国：文化大革命？

姜开国回答：尽管我没有参加内战。但是，村里人还是看见我在衢江抗日突击队了。衢江抗日突击队也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因此，是反动的。是残渣余孽，是地富反坏右。当时，给我挂上“伪军官”的牌子，天天扫大街、扫厕所，无偿劳动。挨揍的事情也有，那些伤心的事情，你能不能别让我回忆……。



二，在“光荣”和“耻辱”之间徘徊了70年的一代人

70年前，您如果认为是“耻辱”的事情，那么，您不可能舍生忘死投身抗战。

相反，1949年以后，您如果认为“光荣”的话，您不可能把自己参加抗日战争的光荣物品深埋35年！以至于1984年把所有军装、奖章、军衔、奖章、奖状、委任状、受伤证明……，等等挖出来后，只剩下一把中正剑！

姜开国老人笑了，他说：“1938年，我认为抗战光荣，才舍生忘死，投身抗战。而抗战胜利后，我认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是可耻的，所以，我才去做生意赚钱养家糊口。可惜，刚刚解放不久，公私合营。我又变成一无所有。1949年，我认为：‘你们大家认为在国军可耻’，我才无奈把国军抗日时期的军装、奖章、证章、证书、受伤证明……，都深埋掉。真是无奈呀，35年后，只剩一把中正剑。其实，我自己认为：我参加抗日是对的。另外，我的子女在漫长的岁月里，也不敢提我抗过日。好像我是‘犯过罪’似的。”

姜开国的女儿是医的高材生，她说了许多关于父亲是国军，所以，影响到子女也徘徊在在“光荣”与“耻辱”之间的故事。她是这两年，才敢告诉同学们、同事们：“我爸爸有一把抗日战争时期国军军官才有的中正剑。我爸爸参加了八年抗战，他从内心到身体，已经伤痕累累。他应该是光荣的。”

我看着姜开国的女儿想到，此情此景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子女大相径庭：他们往往是你没有问，他们自己就开始自我介绍了。一般程序是：“抗战、内战、离休前当什么官……。”这就是所谓“光荣”和“耻辱”在潜意识上自觉不自觉的变现形式。

姜开国说：你问我，是不是徘徊的“光荣”和“耻辱”之间70载？确实如此。

比方，“光荣感”。县政府、乡政府没有任何干部到我家，说：“你抗战光荣。”也没有发我任何“为国作战”的证章。67年前，中国的“国民政府”和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我三枚证章：

一，抗战胜利铜证章。二，抗战光荣负伤证章。三，黄埔军校毕业证章。

姜开国摊开双手，笑着说：“你说我光荣吗？已经改朝换代了，但是，国家荣誉、民族感情、民族大业、民族历史没有变呀。这是应该世世代代传承的；你说我自己有‘耻辱感’？错了！我从来没有怀疑我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参加抗战是错的。但是，前几十年又不能说！要埋藏起来。如果，当时没有埋藏的话。”

姜开国用手指一指他的子女们、子孙们小声说：

“那时，我被镇压了、枪决了，当然，也不会有他们！”

我也小声问他：“你们村子里有被枪决的人吗？”

姜开国面色凝重，非常严肃地告诉我：

“两次。一次，是我在重庆负伤后，回到了江山养伤。不久，江山被日本鬼子占领。紧跟着，就是浙赣战役爆发。知道浙赣战役吧？ 1942年4月18日，由杜立特率领的美国特别飞行中队16架B25中型轰炸机从由第16特混舰队护航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地后，飞至中国浙江的衢州等地机场降落。浙江人民掩护了美国援华空军28人。这次突然轰炸引起日本朝野和本土陆、海军的极大震惊，对该国的空防能力产生怀疑：16架轰炸机在无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居然能在大白天在日本的主要城市上空飞来飞去而1架都不被击落，开始感到本土已不安全。日本大本营为防止中、美空军利用中国浙江一带的机场对日本本土实施‘穿梭式轰炸’，当日即决定摧毁中国浙赣线上的空军基地和前进机场。——这就是浙赣战役的缘起。”

“日本鬼子为此，在浙江杀害30万浙江人！比例整整是：1/10000呀！”

“浙江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日的人很多。当年，日本鬼子进村后，先杀掩护过美军飞行员的村民及其抗日家属！再放火烧村，毫不留情。”

“我当时就在浙江衢江抗日突击队，我们进每一个村子，全村老老少少、父老乡亲们都出来，拉着我们的手说：‘没有你们在，日本鬼子更猖狂。有你们在，日本鬼子烧杀抢掠之后就赶紧撤退。’当时，我们也在光荣和耻辱之间徘徊，光荣的是，我们是抗日的队伍。耻辱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因为儒弱所以被外国列强欺辱。”

第二次，就是1949年刚刚解放的“肃反运动”。

姜开国接着说：“刚刚解放，我们村枪毙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是拉到田间地头，全村老少看着，一枪毙命的。其实，他抗战胜利后和我一起做生意，他已经脱离了国军。另外，还抓走两个人去坐牢。押送到杭州监狱。当时，人们是噤若寒蝉呀！”

姜开国是知识分子，他能马上领会我的意图。他说：

“我当时，也在荣辱之间徘徊。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迅速走向腐败。当时，中国人民都幻想着一个廉洁的、公正的政府接替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出现。当时，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是对的。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参加国军抗日的军人是无罪的。再过若干年我也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没有丝毫愧对国家和民族。”

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

我问姜开国：“您认为，现在的电视节目，是不是开始宣传国军抗日了？”

姜开国回答：“我不太敢看电视。其一，侵华日军太蠢，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很有战斗力。而且，单兵作战能力远远高于中国国军士兵。我研究过他们：在心理上，他们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要么被打死，要么，活着。而且，他们的武士道精神很顽强。日本兵宁死不降就是证明。其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国军抗战军队。我从来没有见过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所以，不好评论。在电视节目上，我才知道，他们是英勇顽强、骁勇善战、武器良好、后勤充备、一呼百应、有排山倒海之势的抗战队伍。”

姜开国说：“我所知道的是：国军不行，国军在抗战时期，大量伤亡。惨不忍睹！”

我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您说说抗战时期国军的伤亡数字……？”


抗战中中国军队损失超过十万的战役

1.凇沪会战（1937.8.13--11.12）
　　我军伤亡，据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在日记中的记载，何应钦在1937年11月5日于南京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的报告中宣布，淞沪战场中国军队伤亡已达187200人；此外，1937年11月5日至12月2日之间，伤亡约为10万人；两项合计约为29万人。另据何应钦将军回忆淞沪会战：“我军消耗竟达八十五个师之众，伤亡官兵三十三万三千五百余人。所以，我军伤亡30余万人比较准确。我军阵亡中将军长1人阵亡师长、副师长4人阵亡团长28人阵亡营长44人。
　　日军伤亡人员，根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第83页，1937年8月13日至11月8日这一期间，日军伤亡数字累计如下　　8月13日至9月29日，战死：2528名，战伤：9806名，；至10月14日，累计战死：3908名，战伤：15843名，至10月23日，累计战死：3809名，战伤：22151名，至11月8日，累计战死：9115名，战伤：31257名，从8月13日至11月8日合计：40372名。

　　2.太原会战（1937.9--11）
　　是役，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共14万人，伤亡近3万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计52个师（旅）共28万余人，伤亡10万人以上。八路军在会战中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平型关伏击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忻口会战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沿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南下的作战行动。惟娘子关方面防范疏漏，被日军乘虚而入，致会战失败。

　　3.南京保卫战（1937.12.5--13）
　　南京保卫战，是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上海淞沪会战中失利后展开的一次保卫上海以西仅300余千米南京的作战。该战役由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15万国军与日军抵抗作战。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更没有经过参谋作业，致使守军在突围中，自相践踏，争相夺路，损失惨重，国军的抵抗就此瓦解。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足五万人的日军入城，由此开始了连续八个多月对三十多万战俘平民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中国方面军人约五万余人，包括平民估计超过三十万人丧生
　　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国军将领
　　萧山令：南京卫戌司令部参谋长，1937年12月13日牺牲于南京下关码头。追赠陆军中将。
　　罗策群：第159师副师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保卫战。
　　高致嵩：第88师264旅旅长，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中华门。追赠陆军中将。
　　朱赤：第88师262旅旅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中华门。
　　易安华：第87师259旅旅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南京莫愁湖。
　　李兰池：第57军副旅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太平门。
　　司徒非：第160师参谋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保卫战。
　　姚中英：第157师参谋长，少将，1937年12月12日牺牲于南京保卫战。
　　谢承瑞：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 12月13日凌晨始受命撤往下关，在挹江门因身体虚弱被拥挤失控的人群踩倒身亡。后追赠宪兵少将。
　　以上将领尸骸无一从南京城中运出！
　　南京保卫战战果：南京保卫战打死日军三千余人，打伤九千余人，合计毙伤日军一万二千余人。

　　4.徐州会战（1937.12--1938.6）
　　此战，日军动用8个师、5个旅约30万人，中国参战部队前后有70个师约100万人，历时5个月，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区，粉碎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在台儿庄地区作战中，第五战区采取积极防御战法，以一部担任内线防御，另一部置于外线作战，攻防结合，灵活机动，获得大捷。随后，最高军事当局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调集大军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日军决战，因而使会战在后期陷于被动。尽管如此，这次会战钳制和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会战战赢得了时间。
　　此役，日军伤亡3.2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10万人以上。

　　5.武汉会战（1938.6--10）
　　由于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没有使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伤亡21886人，第2军伤亡9600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３。５５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２５。６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武汉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曾大量杀伤日军，并给日军以重大打击。但由于最高决策者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加上负伤超过40万），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海军也积极参与了作战。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中国空军鏖战长空，与日军航空兵空中大战7次，击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23艘，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中国海军也英勇作战，击沉、击伤日军舰艇及运输船只共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但自身也损失惨重，基本上全军覆没。

　　6.南昌会战（1939.3.17--5.9）
　　南昌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于1939年夏季发生的一场会战，日军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中将指挥3个师团在短期内打败了罗卓英指挥的第九战区右翼30几个师，占领了南昌，并打退了国军的反攻。
　　此役，日军伤亡130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10万余人。

　　7.枣宜会战（1940.5.1--6.18）
　　枣宜会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军队驻武汉的第11军对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发动的一场作战，会战以日军占领宜昌而结束。再一次的，日军显示了他们的战力远胜当时的国府军，按第十一军的战报显示，该会战日军伤亡仅约7000人，与之相较，我军承认的战损为：阵亡36983人，失踪23000人，负伤50509人，如换算伤亡比率，日军投入56个大队，伤亡约占有效作战兵力的12.5%可我军投入之兵力约54个师，概约38万人，伤亡高达总兵力29%，或是，有效作战兵力的45%!---毫无疑问，我军战败！经此一役，第五战区主力元气大伤，且重要性急速下降，直到抗战结束都没有恢复，换言之，日军的企图达成了。

　　8.浙赣会战（1942.5--9）
　　浙赣会战，是1942年夏季，日军为摧毁中国在浙江前进机场，打击国军第三战区主力而发动的一场战争。主要由金华、兰溪地区战斗、衢州地区战斗、上饶、广丰地区战斗、浙赣路西段战斗、临川地区战斗、丽水、温州、松阳战斗、日军撤退时的追击战斗等组成。此会战后，日军基本达到了“没收与破坏铁路设施和器材以及其他培养战力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设施和资材”、抢掠物资，并掳劫青壮年等“以战养战”的目的。
　　日本大本营发动这次会战的目的主要是破坏浙江省境内的机场和打击驻浙江的中国军队。但在破坏机场、打击中国军队的同时，更侧重于“没收与破坏铁路设施和器材以及其他培养战力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设施和资材”。实际上就是要抢掠物资，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并掳劫青壮年以弥补其人力的严重匮缺。就战役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日军虽然遭到了一定的损失，中将师团长１人被炸死，伤亡官兵１７１４８人（包括因病住院而致减员的１１８１２人），但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目的。而第三战区未能实现“在衢州附近决战”，“以主力分由衢州南北山地，合力围击而歼灭之”的目的，没有像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痛创日军，自身却遭到巨大的人员、物资损失；军队伤亡惨重，有的军师遭到歼灭性打击，丧失战斗力（日军记载第三战区阵亡４０１８８人，被俘１０８４７人）。更重要的是作战地区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仅以衢州一地为例：日军在“环城三四十里内，一日可以往还者，莫不遍及，米盐牛畜、日常用品扫地以尽。有不满其欲，则全村焚毁，杀人如麻”；“城郊各处，大火连续，经月不熄。参天树木及握把小株，炮轰斧斫，无一幸免”。“当时有‘十无’之谣，谓市无人，田无谷，山无木，村无屋，食无粮，着无衣，病无药，死无棺，家无丁男，室无贞妇”。“士兵死亡，约万余人；民众被杀害者，二万余人；被掳而失踪者，三万余人；房屋被焚者，十余万架；耕牛被杀者，万七千余头；猪被杀者，十一万九千余只；米粟被劫者，九万七千余石”。由此可以推想整个作战地区损失之巨与灾难之重。据日军记载，这次会战从浙江掠走的物资，不说武器装备，仅上缴的一般物资就有火车机车２３辆，车厢１８５节，汽车１２９辆，民船１２８２艘，铜、铁、铝材１０２５吨，石油１５５９０桶，桐油９４０００桶，粮食７６７５吨，木材４０００立方米，被服合钱４００万日元。还将玉山以西浙赣铁路的铁轨、道木连同道钉全部拆运至其后方。总的数量，当然不止此数。此外，蕴藏大量战略资源的金华、兰溪、武义等广大地区沦于敌手。因而，浙赣会战是一次失败的会战。

　　9.豫湘桂战役
　　豫湘桂战役，1944年4月17日至12月10日，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抗击日军进攻的作战。在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六七十万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千米，丢掉城市146座，失去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架。日军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始终也没能全线通车。
　　此战持续近8个月，国民党军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人，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在这次大溃败中，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所受的损失是无法统计的。河南损失88家工厂；湘桂粤3省的工厂占大后方工厂的三分之一，全部落入敌手；湖南著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全被日军攫夺；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被日军掌握。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被杀害者1.9万余人，被虏者2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6000余人，房屋被毁700余间，农具被毁值4700余万元，米谷被劫5万余担，棉花被劫9500余担。战争中几十万难民颠沛流离，每天数百人死于疾病冻饿。
　　豫湘桂战役的大溃退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于战略指导失误，战役指挥失当，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执行避战、观战政策，致使豫、湘、桂大片国土被占，空军基地、场站被毁。使部队大部丧失抵抗信心和战斗力其军事上的溃败，也是其政治上腐败的表现。日军尽管达成作战企图，却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也未能阻挡美机空袭日本本土。由于分散了兵力，为中国军队反攻提供了条件。

　　我问92岁的抗战老兵姜开国：“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您70年来，在‘光荣’和‘耻辱’之间徘徊？”

　　92岁的抗战老兵姜开国笑着回答：“不是我姜开国一个人，是我们一代人、两代人，在‘光荣’和‘耻辱’之间徘徊了70多年呢！”

　　方军，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