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匈牙利布达佩斯，头号纳粹通缉犯拉斯洛·乔塔里离开布达佩斯检察官办公室。97岁的乔塔里当天上午在布达佩斯被警察逮捕。 CFP供图
7月18日，匈牙利检察机关宣布，现年97岁的匈牙利前军官、纳粹战犯乔塔里已经被捕。在专门追踪纳粹战犯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公布的通缉名单上，乔塔里是头号战犯，他在二战时涉嫌参与杀害了1.57万名犹太人。
2011年9月，一名知情人向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举报了乔塔里。该中心在确认之后，向匈牙利检察机关转交了这一线索，并要求起诉乔塔里。匈牙利检察机关随后展开调查。
本月15日，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又向匈牙利检察机关递交了新的证据，证明乔塔里曾在1941年将大约300名犹太人从斯洛伐克遣送到乌克兰，导致其中大部分人遇害。乔塔里97岁被逮捕，其间整整脱逃了60多年，他是万余名漏网纳粹战犯的一个典型代表。
万名纳粹战犯逃脱惩罚
纳粹战犯到底有多少？目前说法并不统一，享有国际权威的追缉纳粹战犯的民间组织——设在美国洛杉矾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认为，纳粹战犯的总数合计为15万人左右，其中至少包括近两万名党卫军官兵和7万名秘密警察、保安警察。而设在前西德路德维希堡专门调查纳粹战争罪行的Z委员会估计，各类纳粹战犯的总数达17万多人。
1945年5月，盟国已初步确定了多达10万余人的纳粹战犯名单。自1945年下半年起，四大盟国、两个德国以及东、西欧战争受害国共审判了近10万名犯罪嫌疑人，惩处了两万名左右的战犯，其中上千名被处以极刑。仅美、英、法三国驻德国占领当局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共审判纳粹战犯5025人，其中806人被判处死刑，且大多数人被迅即处决。
遗憾的是，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和惩处出现了虎头蛇尾的趋势。自1946年3月起，随着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米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美英和苏联迅即由盟友转变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冷战开始，东西方盟国的纳粹战犯审判和惩处草草收兵。
据国际追捕纳粹战犯组织的统计，冷战以前受到审判和惩处的纳粹战犯占战犯总数的三分之二；即便是受到审判的纳粹战犯，只要未被立即处决，他们的命运往往大有改观。
甲级战犯漏网的寥寥无几。乙级纳粹战犯漏网的则达到数百名，这是由于乙级纳粹战犯往往拥有较高的地位，他们不仅掌握实权，而且消息灵通，足以在敌人尚在千里之外时便逃之夭夭，至少有优先获得假证件和出资买通敌手的便利。
漏网的最多的就是丙级纳粹战犯，多达万人左右。许多丙级战犯已经根据西方盟国军管当局的命令填写了罪行调查表。然而交表的期限来临时，军管当局却很少派人来收回调查表；拒绝填表或蓄意伪报的战犯，也无人对其绳之以法。
而在此时，处于对抗苏联和其他目的，不少国际组织帮了纳粹战犯的大忙，帮助他们逃离欧战，摆脱惩罚。2011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史坦纳契尔引据国际红十字会大批未公开的内部文件，撰成新书《纳粹在逃：希特勒的刽子手如何逃离欧洲》。新书披露，二次大战结束后，国际红十字会与梵蒂冈曾帮助数以千计纳粹战犯逃脱同盟国的追缉，前往外国展开新生活。
该书估计，光是1947年，就有约8000名前纳粹“党卫军”使用国际红十字会核发的文件，逃到英国与加拿大。该书另指称，梵蒂冈基于期盼基督教再度一统欧洲与恐惧苏联的心理，在知情下通过其难民委员会提供纳粹战犯假文件，协助他们逃脱。国际红十字会核发难民旅行文件时，也大量参酌梵蒂冈的资料。
过去国际红十字会曾坦承，战后欧洲难民实在太多，其行政人员根本应接不暇，许多粹纳分子便冒充难民而逃之夭夭。不过最新研究显示，藉此逃脱的粹纳分子比以往认为的多得多。因此，许多非首恶纳粹战犯从此混迹清白的老百姓当中，再也不容易发现其庐山真面貌。正是由于冷战的出现，使大批纳粹战犯绝路逢生，逃脱了站在审判席和登上绞刑架的下场。
万余名纳粹战犯藏身拉美
2012年3月19日，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德国检察人员从巴西和智利的绝密档案中获知，“二战”结束后，德国约9000名纳粹战犯逃到南美，其中包括克罗地亚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其他帮助过纳粹的西欧国家的人。据悉，在这些逃犯中，多达5000人逃到阿根廷，1500至2000人前往巴西，500至1000人到了智利，其余战犯抵达了巴拉圭和乌拉圭。
此前的一些预测称，逃到南美的纳粹战犯在5000到30万之间。德国检察人员获得的资料还显示，“二战”期间，时任阿根廷总统胡安?贝隆(Juan Peron)将10000个阿根廷护照卖给了旨在保护纳粹党卫军的组织ODESSA。
此外，根据这些资料，1945年至1959年间，共有两万名德国人定居巴西。获准查看这些资料的德国62岁专家Kurt Schrimm说：“很多人用的是假名，他们的过去都不是很光彩。”
半个世纪以来，虽然大部分纳粹战犯遭到惩处，但另有数以万计的大批纳粹分子，乘冷战之风，飘洋过海，隐藏到五大洲的各个角落。纳粹战犯首选的避难所是拉丁美洲，特别是其中的阿根廷。
拉美国家是纳粹战犯的理想避难所，因为在拉丁美洲各国都有相当多的德国侨民，他们的地位也很高。在阿根廷，德国侨民人数最多，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也有不少德国侨民。纳粹战犯逃亡到此地，即可免去更换拉丁美州居民身份的麻烦；同时，早在上世纪30年代纳粹分子在拉丁美洲就曾建立了许多组织和支部，具有比较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
在阿根廷，贝隆总统聘请到纳粹德国的一批技术专家，帮助他实施雄心勃勃的国家航空工业计划。纳粹科学家去阿根廷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其一通过设在法兰克福的旅游服务局。这个旅游服务机构实际上是一个秘密招募纳粹科学家的据点。
其二是通过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负责人是一个纳粹德国军队驻丹麦总司令部的前丹麦帮办。他帮助库尔特?唐克等一百多名纳粹科学家安全地通过哥本哈根国际机场的边防检查，顺利抵达阿根廷。不久以后，又有60名唐克在纳粹德国时期的同事，沿着他的足迹，通过丹麦这条非法的途径来到阿根廷。他们所有的人都在阿根廷的航空研究所找到了专业对口、待遇优厚的岗位。
几十名纳粹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康拉德?唐克领导下，设计出阿根廷的新式“普尔吉”战斗机。另一名科学家战犯、国际驰名的大众汽车和虎式坦克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菲迪南德?波尔什，同阿根廷政府签订了为该国大规模生产汽车的协议。
纳粹战犯在阿根廷找到收入有保障的职业后，安安稳稳地生活10年以上是不成问题的。只要等到追诉期一过，就可以返回德国。阿根廷的警察当局也常常帮助纳粹战犯逃跑，使国际追捕组织的不少行动落空。
除去拉丁美洲之外，纳粹战犯最为喜爱的藏身之地是美国。借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洲受纳粹侵占国家的难民人境手续相当宽松之际，化装成难民大量潜人美国，其中许多人还加入了美国国籍。
中东也是纳粹战犯藏身之地
中东地区也是纳粹战犯较为满意的一个避难所。1947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成为所有阿拉伯国家不共戴天的仇敌。不到10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的战火再度点燃。“敌人的敌人便是我们的朋友”这一古训，将大批纳粹战犯吸引到中东各国去避难甚至谋职。
几年间，大约有数千名纳粹战犯改头换面潜藏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其中一些人甚至完全阿拉伯化。其中包括制订和组织实施专门针对精神病人和重病人的“无痛致死纲领”的罪魁祸首之一的维尔纳?海德医生。战后，他潜逃到中东，更名萨瓦德，改宗伊斯兰教，并接受了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直待1962年，他才被揭露出来，逮捕归案。
20世纪40年代晚期，在法鲁克王朝还统治着埃及的时候，数以千计的纳粹战犯便逃离了欧洲，在尼罗河畔、红海之滨找到了安全可靠的避难所。在这批战犯中，有若干从事尖端武器研究的科学家，其中有两个人于1952年受法鲁克王朝的委托，开始研究如何建立一座火箭工厂。他们是两位德国教授：保罗?格尔克和罗尔夫?恩格尔。当埃及共和国总统纳吉布及其继任纳赛尔掌权后，该计划曾一度被搁置。
当时埃及决策集团中的一些人，早在二战期间就是倾向纳粹的，很久以前即同“奥德萨”驻埃及的代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埃及人通过“奥德萨”得到一批前纳粹科学家，从而解决了制造火箭的关键问题。
“奥德萨”向埃及政府的代表表示：埃及所需要的那种火箭，在体积和射程方面，与维纳?冯?布劳恩的研究班子在佩尼明德为夷平伦敦而制造的V—2火箭非常相似；而布劳恩的研究班子在当时还不难找到。
1961年当纳赛尔向苏联要求获得重型火箭遭到最后拒绝后，格尔克-恩格尔计划在同年重新上马。经过埃及政府大量投入经费，德国教授带领埃及工人终于在开罗以北的海尔望建成了333号工厂，并且开工。
国际社会追捕漏网纳粹逃犯
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在国际反法西斯势力的影响下，德国国内的进步势力愈益壮大，斗志昂扬，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缉拿漏网纳粹战犯的高潮。时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缉拿纳粹战犯的活动出现了显著的新特征，即这一正义之举突破了意识形态束缚和两大阵营的界限，冷战的对手们开始携手合作。首先，英国放弃了几十年来奉行的庇护纳粹战犯、利用其充当反苏反共别动队的立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认真查办隐藏在各个角落的纳粹战犯。
1989年，苏联首次向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寻人服务中心组成的代表团开放设在莫斯科的二战中心档案馆。与此前后，美国和一些东欧国家在跨国追捕纳粹战犯方面的合作也有所增强。
就连长期以来顽固追随纳粹德国、多方庇护纳粹战犯的阿根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极力改变先前的“纳粹分子的天堂”的不光彩形象：除政府方面多次表态要全力追捕隐藏在本国的所有战犯外，也积极接纳欧美各国反法西斯人士和战争受害者的调查访问，多方向他们提供有关线索，并出动警力全力配合。
经过盟国执法人员、纳粹战争受害者与各国正义人士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德国和外籍纳粹战犯的一半以上受到惩处，95%已被查明下落。直到21世纪之初，依然有上千名纳粹战犯的踪影尚未被纳入在战争受害国执法人员的视线之中。
为了揭露纳粹暴行，同时告慰那些在纳粹集中营中被迫害致死的亡灵，追查漏网的纳粹战犯成了二战后许多国家司法部门的使命之一。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就是其中的一个机构。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该办公室针对102个参与纳粹迫害个人的法律诉讼，先后驱逐了95名纳粹分子，阻止了另外170多名嫌疑犯进入美国。
由于二战期间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更把追捕纳粹逃犯列为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除各国司法和情报机构对追捕纳粹逃犯不遗余力外，一些身受纳粹暴行迫害的人士也为这项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最著名就是有着“纳粹猎人”之称的犹太人西蒙·维森塔尔。
西蒙·维森塔尔是一个乌克兰犹太人，出生于1908年。在二战期间，维森塔尔曾被先后关进过12个集中营，虽然最后他和妻子死里逃生，但他的家族里有89人在集中营中遇害。
二战之后，维森塔尔开始单枪匹马地追捕纳粹战犯，被称为“纳粹猎人”。到2001年宣布退休时，他一共跟踪调查了6000多起纳粹案件，让1100名战犯被绳之以法，其中就包括一手策划了希特勒“最后解决方案”的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
1977年，人们以西蒙·维森塔尔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国际犹太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提倡人们关注反犹太主义、警惕新纳粹团体，但它最主要的工作还是追踪纳粹战犯。迄今为止，在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追踪下，已有大约500名纳粹嫌疑犯在20个国家落网。
(文章参考《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一书)
秋一，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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