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6日 星期五
張春橋召集的“小會”就是上海“小政治局”
林彪、江青集團文武不和,在黨內路線上有分歧,雙方明明是在鬥、在爭,特別法庭則故意將林、江二者“穿越”在一起,稱其為“勾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林彪集團當年他們反的就是“四人幫”!不是為此得罪了毛澤東,林彪怎麼會從政治巔峰一落千丈?
《新史記》于鵬飛、杜鵑
王維國與張春橋、王洪文(後排)、徐景賢在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合影。(本文圖片均爲于鵬飛、杜鵑提供)
(續前)會上陸海空三軍代表自然都當選了市委委員,在準備投票選舉書記和常委之前張春橋發言了,他按照江青的意思在會上講了一遍那三條理由——“反正王(維國)政委嘛,已經是中央候補委員嘛”,“今後都是集體領導嘛,也不是哪一個人說了算,今後開會,王政委也是革委會副主任,也是要一道參加的”,“空四軍是野戰軍,可能會調動,警備區是地方部隊,是警衛上海的”等等。張把調子全都定好了,然後開始選舉。這樣一來,王維國當然就沒有被選上書記。中共上海市第四屆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上海市委書記排位是;第一書記張春橋,第二書記姚文元,書記王洪文、馬天水、周純麟、徐景賢、王秀珍。關於甄選書記,本來王維國是上海唯一的一位中央候補委員,理應當選書記,根本不用爭。但由於事先江青和張春橋做了充足的鋪墊,最後上海幫如願以償了。
由於王維國帶領空四軍從1967年開始三支兩軍,參與了上海市的很多政務,對張春橋、王洪文的錯誤做法和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抵制,盡力去維護和保障一方平安,上海市人民有目共睹,空軍在許多上海人的心目中的威望是很高的,王維國更是這種威望所繫的代表性人物,“上海幫”則把王維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他們在黨代會上的做法,明顯是在拉攏其他軍兵種,打壓空軍,排斥王維國,分化部隊。在黨代會總結會上,對於空四軍代表在會上的表現,王維國認為:“是一個成功的會,一個勝利的會,同時也是把雙方鬥爭挑明了的會。”
今天回放這段歷史,王維國沒當選書記當然不能算是勝利,但空軍的幾次亮相是漂亮的,不僅頂住了“上海幫”施加的壓力,而且從社會影響看,軍隊的正面形象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對維護社會穩定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加強了軍民關係,人民更加信任和擁護解放軍。當時空四軍是以打仗的心態去對付“上海幫”的,可見當時雙方鬥得多麼激烈!總之,黨代會這一仗,空軍輸得光彩。
當時也不光是空四軍和“上海幫”的關係緊張。朱錫琪就因為反感張春橋在軍民關係上耍兩面派的做法,這是他決定站出來“炮打”張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在他的回憶中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說明意義的事情——
張春橋、姚文元常常在興國賓館召集市革委會的核心成員開會,用張春橋的話就是“開小會”,參加者除了張、姚外,有王少庸、馬天水(被“解放”後)、徐景賢、王洪文、王承龍和他,共八個人。這樣的“小會”一般一兩個月開一次,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小會”上先講。1967年武漢的“7.20事件”也影響到了上海,二醫大的“紅縱”也是上海市革委會成立時的發起單位之一,是張春橋支持的造反派。“紅縱”和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的矛盾也引發了已經擔任警備區第一政委的張春橋與廖的不和,無論廖做什麼事情都被張春橋陰陽怪氣地駁回去,不同意。
1968年春節前,上海市在市革委會禮堂召開擁軍愛民大會,會後參加“開小會”的人又接到張春橋的通知,到興國賓館吃飯,酒過三巡之後,張講:昨天我們在市革委會禮堂開過擁軍愛民大會了,這個會我們已經開過了,人家是不是擁護我們啊?張這麼一說,大家馬上明白他的意思了。
王洪文立即響應,說:廖政國是陳丕顯的鐵杆老保!又說:部隊到公安局支左,公安局裏也全部支持老保。
張春橋接著說:“我們頭腦要清醒點,我們手拉手擁軍愛民,最擔心的就是軍隊不站在我們一邊。你們不要學王、關、戚,他們在報紙上公開‘揪軍內一小撮’,犯了錯誤。部隊裏的事情要端出來,只能由上至下,廖政國的問題總歸會解決的,要相信黨。”(“四一二”,2011年《炎黃春秋》第9期,54頁)
朱錫琪不過是革委會政宣組組長,卻是“開小會”的成員之一,王維國是上海市公檢法主任,職務比朱高的多,重要的多,卻不在“開小會”名單之列。上海市的“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小會’上先講”,而參加“小會”的人裏除了張春橋,沒有別的軍人。這說明張春橋非常“獨”,為人處世非常兩“派”:一是耍兩面派,一是拉幫結派,什麼團結,什麼黨性,什麼原則,什麼工作……統統被張春橋玩於股掌——剛剛在大會上與廖政國手拉手擁軍愛民,暗地裏卻想著怎樣把廖揪出來。張春橋的話說的何等陰柔圓滑,兩面派的手段何等高超,難怪朱錫琪看不下去,揭竿而起了。
黑格爾說:“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內容的靈魂。”“開小會”的形式揭示了張春橋的野心。顯而易見,他是仿照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的關係與形式,“小會”就是上海的“小政治局”,張春橋想當上海的“主席”。在這個“小會”上,張春橋完全撇開了與自己不和的軍隊,露出了真面目,更加隨心所欲,煽風點火,稱王稱霸,將自己凌駕於上海市黨委和革委會之上。
王維國在《遺稿》裏總結到:“我們和以張春橋、王洪文為代表的‘上海幫’的鬥爭,從一開始就是反對他們搞一統天下的鬥爭,是反對‘上海幫’為所欲為的霸權主義、以及他們推行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鬥爭,實質上是反對‘上海幫’那些野心家的鬥爭。”這個總結是客觀的。
福兮禍所依。黨代會之後即將召開工作匯報會,王維國看“上海幫”的架勢,預感到自己要挨整了。“上海幫”本來就與軍隊面和心不合,通過黨代會,王維國在上海的威望反而得到了提高,空四軍的名氣甚至超過了其他軍兵種,這些都是他們不願意看到的,因此他們也是不肯罷休的。
王大章講:當時聽父親說,市委委員楊富珍和陳敢峰看他跟張春橋、王洪文他們對著幹,背後沒人撐著,蠻同情他的。楊富珍是位淳樸的勞模,走上領導崗位是“三結合”的產物,保持了工人本色。陳敢峰是同濟大學的造反派,年輕、單純,沒什麼政治成見,當然也沒什麼勢力,辦事還要看張春橋、王洪文的眼色。這兩個人在革委會里人微言輕,談不上有什麼政治能量,但他們的同情能給王維國內心帶來一絲慰藉。在王維國擔任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主任和革委會副主任幾年後,基本上被“上海幫”孤立了。換句話說,上海已經成了“上海幫”的一統天下。(《新史記》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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