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教授纵谈苏联斯大林道路（上）
网刊《往事》编者的话：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道路从争相效仿的世界楷模到声名狼藉的前车之鉴，不光给俄国，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带来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何谓社会主义？沈志华教授认为，一般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斯大林主义。
从马克思为数不多的几条原则，经过列宁的具体化，最后定型为斯大林模式。这是一个理论转向现实、革命转向制度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在一开始就违背了理论的基本原则，并且为现实的需要勾销了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而在接下来的制度实践中，理论在从价值理性沦为现实工具的同时亦被规范化和教条化，反过来束缚着现实的改变。理论与现实、革命与制度的冲突最终被扭曲成某种困局。
列宁死后，列宁主义目的与手段、理论与实际的辨证法分裂为二：一边是有原则无权术的托洛茨基，一边是有权术无原则的斯大林。结果手段战胜了目的，现实战胜了理论。现实的冰镐砸进了托洛茨基空想的头脑。
斯大林一方面搞掉了托洛茨基，一方面却废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拾托洛茨基的计划经济。这一表面复归马克思主义的转轨实际上是一次偷换。在马克思那里，“剥夺剥夺者”是为了“还给社会”；而实际情况却是，本应“还给社会”的财富、权力乃至思想统统被“国有化”：社会“消亡”了。另一方面，国家不但没有“开始消亡”，反而空前强大。此时，“最先进的”制度设计与最古老的权力法则相暗合：执掌公权者，在权力不受限制无从监督的条件下，总是本能地将所有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于是，以平等和自由相号召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抛弃了革命的道义原则与目的，阶级和国际的主义退缩为民族和国家的主义；共产主义目标被取消，作为“非常时期”的“过渡阶段”被固定下来，成为常态，形成一种“取消了革命的革命制度”——苏维埃官僚制度。
这一体制几乎本能地敌视财产私有制与自由市场制度，敌视“小生产”和“自发势力”。这一制度有违社会演化规律和人性，虽凭借牺牲人民取得一时的功效，但长远不可持续，令社会主义成为社会灾难。
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赫鲁晓夫的“解冻”，都是为摆脱困局进行的努力，却都因意识形态的思想禁锢与既定的利益格局而失败。如果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人亡政息，赫鲁晓夫的“解冻”的失败却是因遇上了“革命原则”，这一“革命原则”的化身就是毛泽东。同托洛茨基相比，毛不但“有原则”，更有权术。于是托洛茨基加斯大林，道术合一，四个伟大加于一身，整完苏联的赫鲁晓夫又整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条道走到黑，一直走到文革困局，然后才有了改革开放。
（本期内容根据沈志华教授2009年9月2日在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录音整理）
李宇锋：苏联做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崛起和崩溃的过程对人类的历史，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对它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检讨，应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史不容忽视的任务，而它的前提就是要进一步了解苏联历史的真相。今天，我们高兴地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志华教授来给我们讲述他研究苏联历史的学术成果。沈老师是研究苏联历史的专家，多年来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他对于苏联解密档案的收集、整理、出版，以及对此进行的研究，在学术界和一般读者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现在，就请沈老师讲演。
沈志华：我们最近出版了苏联历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这个项目是国家的项目，但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苏联解体以后，从党的高层领导到学术界都很关注这个问题：苏联到底为什么解体？二十年来大家虽然一直在争论，但根据都不足，有时对话根本都对不上，基本的事实没有搞清楚就在那儿争论，我觉得意义不大。无论你是什么观点，前提是要把事实搞清楚。所以我是从专题研究开始的。苏联史，其实不光是苏联党史，包括中共党史，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重构历史，完全得重建。原来人们脑子里那些东西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是假的，但大部分是有偏颇的，或者是有误解的，那么就需要历史学家来做深入的工作，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历史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个什么样的，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这七十四年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不是说你一拍脑袋说是因为谁谁谁叛变了，所以苏联就完了。事情要这么简单，那还要我们这些史学家干什么？
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们看苏联问题，其实是想解释中国的问题。中国跟着苏联走了那么多年，从孙中山那会儿就开始学苏联，到了毛泽东又学苏联，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才跟苏联分岔了，成了敌对双方。但即使是那样，在国家体制、党的原则等等一些重要的方面我认为没有摆脱苏联的模式。虽然毛说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要超过苏联。超过什么？他不过是想在钢产量上、粮食产量上超过，整个体制没有摆脱苏联那一套。所以最终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为什么苏联就走不下去了呢？导致整个党解散了，国家解体了？中国因为改革开放走上了另外一条路，造成这两者的区别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回答苏联为什么解体，其实核心是这些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苏联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二战以后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像朝鲜、越南，甚至到六十年代又有一批亚非拉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至少它的旗子上打的是社会主义），其实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人们做这种选择，它也不是领导人拍拍脑袋拍出来的，说咱们就跟着走社会主义。它是有一定选择的。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欠发达的国家，它想实现民族国家的发展，想实现现代化，如果走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那条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嘛。恩格斯讲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有的那些条件，到了二十世纪，对于后发展、后发达国家都已经不存在了。三角贸易、发现新大陆、殖民地等等——原来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原始积累的那些外在的、客观的条件都不存在了，所以想发展资本主义，又处在一个外在压力之下，怎么办?那么只有一个现成的榜样就是苏联，而且当时来讲还不错嘛，特别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大萧条，苏联就很稳定嘛。这个对当时中国人的刺激也很大，所以大家看着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方向。这些，对于后发展国家、后发达国家，不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它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存在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
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后，第一个大的问题是理论上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跟着苏联走，其实都是跟着斯大林走的。咱们说了半天社会主义，真正构成社会主义实体的其实就是苏联，苏联是谁呢？其实就是斯大林。所以我们现在说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社会主义模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甚至也不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设想的那个，而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创立的社会主义，如果这个搞不清楚，大家在对话的时候就会有问题。我说社会主义不好，你说社会主义好，请问，说的究竟是哪个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非常抽象，它没到那个地步，还在搞巴黎公社呢，八字还没一撇呢；列宁说的比较具体，像《国家与革命》，讲无产阶级专政，经济公有制，因为他已经临近这个门槛了，他要告诉社会，告诉党，告诉人民，将来的路要怎么走。他有几条设想，但他这个设想历史证明是不能成立的。从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一直到1921年，苏联搞的所有的东西几乎都失败了：国有化、货币改革、农村搞余粮征集制（其实就是粮食征集制），包括搞公社。俄国农业三种方式，一种是有点像中国的个体户，它叫独立农户；一种是集体农庄，当时叫劳动组合；再一种就是公社。列宁最初成立的就是公社，因为最符合共产主义那种理想，大家一块吃，一块住，一块劳动，这就是公社。但是到了1921年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失败了。
典型的一个标志事件就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苏联一直都说是反革命暴动）。喀琅施塔得水兵不满意苏维埃政权，举行了暴动，最后给镇压了。但实际上那些水兵都是原来的工人和农民。为什么起义？就因为不能忍受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这些政策，你把人家吃的全都收走了，全搞一大二公那些东西。再加上十三个省的农民暴动。所以列宁比较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初要建立这个政权说是为人民搞的，现在起来反对的全都是工人和农民，不是原来的贵族，不是白俄、哥萨克……那个在1918年、1919年内战时都过去了，到1921年起来反抗的都是农民，在城市里是工人。所以这个时候列宁才感到这套东西不行了。这是国内政策。
国际政策更失败了。进军华沙，策动匈牙利革命，策动德国水兵起义，一个连一个的失败。他为什么要这样策动呢？他脑子里原来想的就是世界革命嘛。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的胜利不可能是在一个国家，一定是在欧洲最发达的几个国家同时发生。所以列宁就想，既然同时发生我就得多弄几个呀，咱们大家一块儿进入社会主义嘛，所以就策动起义，最后全失败了。
所以，无论国内政策还是国际政策，按照原来的设想，包括列宁自己的设想都是空想，所以他才决定搞新经济政策。
当时就觉得社会主义不能按照原来那个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走，它是带有战争或者叫准战争的状态下实施的一些共产主义的措施，有些做法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说征粮，不征粮食要去打仗了怎么办？那就先这么办呗。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平常时期、和平时期用一种国家的政策永久地实行下去，那谁受得了啊？所以战争刚一结束农民就起来暴动。原来布尔什维克来的时候说是帮助农民的，是反对地主的，现在地主都打跑了你还对农民这么苛捐杂税的收，农民当然不干了。
所以到1921年、22年、23年的时候列宁认识到一点，就是原来那套是不行的，要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材料，包括列宁本人和整个党的高层都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个临时性措施，是暂时的退却。没办法，遇到了困难，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决定放弃军事共产主义这一套做法，开始搞新经济政策。比如从农村开始，不但解散了公社，也不鼓励继续劳动组合，而是鼓励独立农户，那时叫户主，跟咱们的个体户差不多。工业上允许商业的存在（内战时期是不允许商业存在的），什么叫“耐普曼”啊，就是原来的那些小商小贩，属于被打击的对象，现在都允许存在了。农业也开始搞合同制了，不搞征集制了。
到了1923年列宁临去世的时候，他是有些醒悟，觉得这不是临时性的政策，也不是退却，就应该这么做。所以他讲合作制，是讲这是将来农业发展的一条道路，而不是临时性的措施。他讲到农村公社问题、生产问题等等。在工业部门其实也在开始搞，考虑把商品市场不是作为临时、暂时的权宜之计加以接受，而是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经济形态保留下来。但是结果列宁去世比较早，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转变。
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上来，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对手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永远斗不过职业政治家，他们不愿意耍阴谋手段，但斯大林他就可以。今天跟你合谋把谁搞掉，明天又接着跟别人来弄你。托洛茨基对他威胁最大，所以他就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来对付托洛茨基。知识分子本来就有文人相轻的毛病，加上相互之间又有些观点分歧，斯大林利用这些搞个个击破，首先来把托洛茨基弄掉。等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搞掉以后，他又反过来利用托洛茨基的一些理论。因为那些斯大林的对手多是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总是追求理论的完整性，而你用新经济政策解释马克思这套东西，他觉得理论逻辑的扣解不开，你的做法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还说你就是马克思主义，怎么解释呢？斯大林他就不管这一套，怎么说他都对。他就利用这个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全部打掉。但是他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就是消灭市场经济，是托洛茨基的理论。
新经济政策的执行确实遇到了好多问题。它遇到的问题其实咱们中国在七十年代后期到整个八十年代改革全都遇到了，一样都不少，什么双轨制啊，什么市场跟计划的冲突矛盾了，到底是以集体化为主还是以市场化为主了，还有对农民、个体户到底怎么看等等。总而言之，那时中国叫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那会儿就是这样。
斯大林干脆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市场那么乱，还搞什么新经济政策？所以从他在政治上独掌大权开始，1929年吧，全面推行他那一套东西。其实他的思路和托洛茨基是完全一样的，基本的理论就是“贡赋”理论。大概的一个逻辑是：社会主义要发展没有资金，没有原始积累，只能从内部来积累资金，来源就是农业——因为大量的都是农民啊。他还有一个前提，说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包围当中，随时都可能被灭亡，那就得发展军火工业，发展国防。发展国防就得靠资金投入，哪儿来？就是农业。这套理论其实就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理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就是托洛茨基的铁杆经济学家，等于说斯大林把人家全打垮，回过头又把人家的理论捡回来了。搞全盘集体化和国有化，工业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计划体制，都是按照国家利益实行起来的，这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斯大林体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体制。
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斯大林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背景下构建的社会主义。后来人们说社会主义好还是不好，其实说的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斯大林搞的这一套，所以我们叫它为斯大林模式。现在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看法，说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分什么斯大林、马克思模式啊？当然要分了，怎么能不分呢？你要是讲事实的话，你把他们的想法、理论都拿出来一对比你就能看出来，马克思说的构成社会主义的条件都不存在了，哪有世界革命啊？哪有先进国家同时革命呢？都没有。就是一个俄国，而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
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样的社会主义，我觉得恰恰在于，他不是一个理论家，不要求理论的逻辑和合理性，他只要求现实，能用就行。这一套当时确实能用，很能说服人。面对资本主义怎么办？你要想和它斗争，就得积累，没钱，就得靠农业，就得实施“贡赋”理论，你要想控制国家资源，你就得搞计划经济，顺理成章的。在当时情况下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问题究竟在哪儿呢？问题就在于后面发生的事情（我这里排除了政治体制的问题，那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再讨论）。
先说经济体制。实际上到了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建成的时候，它确实取得了工业上很大的成绩，这个不假。但问题在于，第一个，结构不合理；第二个，代价太大；第三个，激起民怨。其实到了战前的1939年，苏联的社会已经非常紧张了。紧张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经济，人民生活一直处在最低水平状态，我看到一个材料，苏联人抱怨说：“老让我们做贡献，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一天到晚为革命加紧工作，加紧生产，我马上要死了，我这辈子就完了，我还老做贡献啊！”经济生活水平低下。再一个，社会处于非常恐怖的状态，这就是大清洗。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争论大清洗的具体数字，现在有人说：“不对，当时杀了不是八十万人，是六十万人。”少了二十万人他就做对了吗？我真奇怪了！现在的学者争的是到底是六十二万人还是六十八万人，争来争去——你搞清楚最好，搞不清楚也没关系。有些事你很难准确地搞清楚，你说（中国的）右派到底有多少万人，谁搞得清楚？镇反到底杀了多少万人？登记在册的是七十万人，不错，给报上来了，但真正死的人未必是这个数。事情的性质不是多八万人少十万人就能改变的。
当时苏联的社会是这么一个状态，结果是什么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救了苏联。
为什么这么说？可以从两层意义上看。第一，战争爆发以后，把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了——民族都要灭亡了，你还计较多吃一口饭少吃一口饭的问题吗？就像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样，国民党当时已经把毛围剿到最后一步了，就差最后一锤子了，结果抗日战争给他救了。苏联其实也是这样一个状态，社会无论从心理上，从社会生活水平上，百姓的忍耐程度，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战争来了。战争一来就动员——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这东西很容易被煽乎起来的。第二，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使人们迷信了这种体制。恰恰是战争需要这种经济体制，它本来就是军事共产主义，就是战时体制嘛。正好要打仗了，所以这个体制不用改变就直接移入到战争的状态下，很实用。邱吉尔是临时把英国的经济体制改变成战时动员体制，他需要做很多工作，大量的做体制性的改变。苏联不需要这个，战争外在形式配合它的内在结构，就使得人们以为这个体制还不错——要不然战争能打赢吗？后来斯大林在1946年3月9号讲话就是这个观点，说：战争证明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先进的，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打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呢？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战争能打赢根本不是靠那个体制，人家英国战时都得搞这个，对不对？相对的集中资源，由国家掌握，战争可不就是这样吗？但战争结束以后你还能这么搞吗？所以，斯大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其实从政治的角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原来资本主义包围社会主义的态势，原来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对立的态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改变了。怎么改变了呢？就因为战争中，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跟一些资本主义结合了，去打击其他的资本主义——也可能是“其他的社会主义”，看你怎么理解了，“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二战说明了一个问题：真正给这个世界造成威胁的未必是布尔什维克，而很可能是地缘政治。因为后起或战败的资本主义国家，像日本、意大利、德国，它都需要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引发战争。引发战争的不是社会主义，斯大林那会儿也没有说想要解放全人类啊，到处发动战争啊？所以他才能够和英美有这种结合，斯大林是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人。
我认为意识形态对共产党来说，本身就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信仰的层面，一个是工具的层面。所谓信仰，大家忠诚的相信。很长一段时间，有一部分共产党人真的信仰共产主义——虽然不太明白，但是党告诉他共产主义是什么，他真的去信仰。但在领导层不是这样，比如斯大林，至少到了1936、1937年他宣布社会主义成功的时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在他那儿已经从信仰的层面降低到工具性层面了。他就是拿这个当招牌而已，要动员周围人都来帮助他，那时共产国际一呼百应。当然钱也都是他出的。你甭管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英国或哪儿的共产党，这钱都是我出的，所以你们给我干活也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我还给你一个合法性、正当性——咱们搞的都是国际主义，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这种观念，最典型的体现在二战前他处理欧洲的国际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共产国际这个机构的运用。
当时威胁到苏联安全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兴起中的希特勒，一个是意识形态上和苏联直接对立的英、法。 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两线作战——一边跟希特勒谈，一边跟英、法谈。共产国际就是他的一个工具。
从1935年到1938年，共产国际下达指示给欧洲各国共产党，说法西斯德国是我们的敌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它民主的一面，进步的一面，所以你们各国共产党现在的任务不是反对政府而是要支持政府，反对法西斯，反对德国。于是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各国共产党马上就宣传起来，写文章支持什么什么。因为那会儿苏联在跟英、法谈《集体安全条约》，结果谈不拢，双方谁都不信任谁。与此同时，莫洛托夫跟里宾特洛甫在秘密交涉，就是给希特勒提条件，说你能不能保证苏联的安全？斯大林告诉希特勒，苏联的安全底线在西部就是波兰，在中部就是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一定要掌握在苏联手里。再一个，要占芬兰一块地——当然是交换，因为芬兰离列宁格勒非常近。结果希特勒都答应了。这样跟英、法还谈什么呀？跟希特勒联手，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1939年签了《苏德秘密条约》。条约一签，共产国际马上就给各国共产党下指示，说资产阶级政府不可相信，说法西斯德国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利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所以你们都要起来反政府，必须推翻各国的政府来支持苏联。这时各国共产党又发文章反政府。多列士为什么后来被通缉了？大战在即你共产党反政府，反对跟希特勒作战，你这不是叛国吗？所以弄的各国共产党特别头疼，今儿让我干这个，明儿让我干那个，完全是苏联围绕着它的利益下指示。
这样，苏联和德国共同打波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起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是不错，但跟你苏联就没矛盾吗？跟你苏联的矛盾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并不是，就是地缘政治，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复杂的、多元的。在处理这个问题过程当中，是因为苏联跟德国签订了这个条约。德国在扩张，不错，是从苏台德问题、捷克问题、奥地利问题，是一点点地在扩张，但是，到了波兰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底线了，所以英、法说，要再打过来我就要跟你干了。如果苏联坚持不跟希特勒做这个交易的话，他怎么敢打呀？他一打势必形成一战时期的两线作战，这个故事又要重复发生了。就是因为苏联跟希特勒签订了条约，然后两国夹击波兰，把波兰给瓜分了。跟着1940年斯大林又打芬兰，因为德国也不支持芬兰，芬兰孤军奋战，最后战败了，本来应该交换的土地结果让苏联白得了。那个时候斯大林非常得意，希特勒也很满意，因为这块儿放心了，他就专心去跟英、法打，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爆发了。
但是，斯大林万万没想到，希特勒的野心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英国还没拿下就开始打苏联。
1941年6月22号希特勒一进攻，第三国际马上又变了，马上给各国共产党又下达指示，说最坏的还是德国，还是法西斯，说你们资产阶级政府还是可以支持。结果又翻过来。把所有共产党在欧洲弄的一点信誉都没有，名誉扫地，说你们共产党还有点主心骨没有？为什么后来一直都说共产党是苏联的傀儡，就因为这个。苏联说什么它就跟着说什么，这个时候所谓共产主义的信仰，所谓世界共产革命都给降低到苏联的一个工具的层次上。（未完待续）
沈志华简介：
沈志华，1950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1996年至2002年间，沈志华与社科院合作，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网刊《往事》第85期，2009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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