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9日 星期一

“文革”大串联中了解到的大饥荒


网刊《昨天》编者按:本文由《倒下的英才》(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11月初版)一书作者唐金鹤提供,内容见该书第515—516页,原录入时对其中提到的时间有误植,现为核实修订后的文字。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该书修订版还在搜集各方意见继续修订中。

文革初期,清华大学学生郑楚鸿参加了清华大学“向工农万里长征队”的步行串联。1966年11月28日长征队在天安门宣誓出发,首先走访白洋淀和邢台地震区;然后从东麓爬上太行山,到达林县红旗渠;穿过整个黄泛区,1967年2月7日到达淮河边上的风台县。在72天里用双脚走了三千里路;他们坚持到农民家里吃派饭,“访贫问苦”。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听到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有关文革前大饥荒年代饿死人的情况。郑楚鸿将这些日记封存了几十年。他永远不能忘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而原本只想让红卫兵通过“大串联”把造反之火燃遍全国的毛泽东,决不会想到会引出这样的后果……

1967年1月29日
到达安徽省原墙集(电子地图上查明现为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原墙镇,约在东经115度,北纬33度)。串联接待站的干部说:“皖北这一带,60年饿死了很多人。严重的如太和县,有的村子饿死了六成人;许多村子死一半。”不过,他们强调:“这是下面的干部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搞糟了;毛主席爱人民,知道晚了,才死人。”

1967年1月30日
到原墙集东南三里的腰庄大队蹲点三日。今天上午与大、小队干部座谈,他们说:59年的收成本来不错,但是,丰产不丰收。青壮年都去修水利,大炼钢铁,很多粮食烂在地里。村里办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干部吹牛皮,亩产200斤,但报上去亩产600斤;上面就按报上去的产量统购,交不出粮食来,就派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到60年的3、4月份,就没饭吃了。耕牛没喂的,死光了,连牛皮都吃了;地里的草吃光了,树皮剥光了,老鼠捉光了;饿极了,割路边死人的肉吃。听说邻村有父母将闺女勒死吃肉的。人一个一个先浮肿,然后倒下去,就死了。腰庄的情况算好的,全村98户,400多口人,只死了三成,100多人。

1月31日
今天与房东和几个青年聊天。他们听说: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回来探亲,将饿死人的情况向上面汇报,中央派人来调查。村里的干部将浮肿的人赶到村外藏起来,派一批干部家属(他们没挨饿,油光满面的)去食堂扫地、排队打饭作样子,糊弄过去了。不过,这批干部很快就露馅了,被法办了好几个。61年,这一带搞了一年多的包产到户,大牲口、大工具公用,地一起耕、播、收,但分到各户管理、施肥,年终打场一户一垛,超产归己,亏产要赔;劳力多的下死力干,劳力少的可让地(相当于出租),生产一下就上去了。但这种做法被批判了,加上62至64年三年受灾,这一带又失收了。不过,因为在上面挂号了,国家年年派救济粮,保证每人每天有八两口粮,比起60年没饭吃,社员们都很知足,都感谢毛主席。

2月1日下午
我们在一个四面漏风、快塌了的土房里访问一个19岁的姑娘阮海玲。60年,她家饿死的人最多,原有六口人,只剩她一个。她如果不是到外村当童养媳,也活不了。她的亲人,就在路边割死人的肉吃,都死了。婆家对她不好,她逃了回来。她的人很麻木,呆呆的;我们提一句,她答一句;提到父母死、兄弟死,她无声地掉眼泪。
我们住在社员的土屋里,四壁空空。房东的被子又破又薄,上面盖着几个化肥袋。吃派饭时,优待我们,一个烤焦的杂面窝头(不知道是由什么东西做成的,可能有地瓜粉,地瓜叶子,野菜等等),在窝头的洞里放一个大红枣,这就是当地最好的伙食了。

2月10日
中央通知,停止步行串联。为了与最穷的黄泛区作对比,我们自费坐火车,到无锡附近的乡村,访问了几个村子。

2月27日
回到清华。

郑楚鸿,网刊《昨天》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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