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发枪的北航红旗武装部队

    网刊《昨天》编者按：本文作者当年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负责人，北航红旗是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中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肯定和支持的著名组织。从中央给北航红旗发枪一事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确实是决心要“武装左派”的。给北航红旗发枪不发弹，虽然带有很大的象征性，也没有导致直接的武斗死亡，但却给其他地方起到了示范和启发作用。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本篇摘自作者发在网上的长篇回忆录《逝者如斯》（2005年元月17日修改版），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中央武装北航红旗

1967年8月5日，我从山东老家赶回北航后，中央已经武装了北航红旗。
“七二○”事件后，陈再道的枪杆子可能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吓了一跳。毛泽东指示：要武装左派！周恩来奉命执行。其实，早在7月18 日，毛泽东在武汉就当着周恩来、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面说过：“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贪污了这个“最高指示”，没有向任何方面传达。而陈再道等人早已经领会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百万雄师”的武器大部分来自武汉军区。
鉴于“北航红旗”在中国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首先武装“北航红旗”。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北京卫戍区奉命把数千支枪发给了北航。（注：谢天谢地，幸亏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无权给北航发枪。）
1967年7月27日，北京卫戍区在北京航空学院主楼前举行了隆重的授枪仪式，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公安部长、副总理谢富治，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军界领导人出席了授枪仪式。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奉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代表北京卫戍区把二千五百多支苏式冲锋枪、新式半自动步枪和20支“五四”式手枪授予了“北航革委会”。随后，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如数把武器运到了北航。
这事立即轰动了北京市和全国。据我所知，文革中由中央直接发枪的，全国仅北航一家。外地群众组织的枪，有些是部队偷着给的，有些是抢的。
关于子弹问题，历史的事实是，当时谢富治、杨成武等人说，“你们还没有经过正式训练，发了有危险，过几天派解放军来军训时再发。”
关于给北航发枪一事，据韩爱晶说，他很早就向总理请示过，目的主要是想民兵训练打靶用。当时红卫兵们崇尚毛泽东诗词的一句时髦话——“不爱红装爱武装”。另外韩本人文革前是北航射击队的队员，爱好射击，有了枪可以组织民兵打靶——既刺激又好玩，这也是北航所有头头和群众的想法。除此之外，决没有任何其它背景，甚至同派性和武斗也联系不上，更不可能像北航某些人后来说的“是为了反党乱军、威胁首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至于周总理在武汉“七二○”事件后为什么亲自批准给北航发枪——其中的奥妙笔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此大事当然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中央军委同意批准的。
现在看来，给群众组织发枪，绝对是神经病，但当时我们却受宠若惊。
革委会常委决定，由我和革委会委员刘建华负责武器保管和组建“北航红旗武装部队”问题。于是，我们把保卫部进行了改组和扩大，从全院学生中挑选了三千多人组成了北航基干民兵队伍，对内称“红武连”，对外称“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我们制定和公布了有关制度和组织纪律，规定：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宗旨和口号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注：当时有人提出加上“誓死保卫林副主席”和“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我和韩爱晶等人认为有“誓死保卫党中央”就行了。）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只执行党中央、北京卫戍区和北航革委会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北航任何个人（包括韩爱晶本人）无权调动武装部队到学校以外执行任务。我们还建立了武器库，派可靠的红旗战士昼夜值班看守。我对管武器的学生下了死命令，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包括常委）不准动用一枪一弹，否则“军法从事”。万没想到，我这个近乎玩笑的命令，由于我和有关人员严格执行，后来管了大用，可说救了我和北航红旗一命。

天安门广场武装游行

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最大一次行动就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武装游行。
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北京市整天示威游行，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反革命暴乱”。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北航红旗自然不甘示弱，加上北航红旗直接有人在“七二〇”事件中挨了打，红旗战士们气不打一处来。
革委会常委们决定北航红旗持枪武装游行，由我负责领队，要求绝对不能出事。我建议是否向北京卫戍区打个招呼，韩爱晶等人说，打了招呼反而麻烦，决定不打招呼。
我严格地挑选了持枪人员，检查了每一枝枪，不准有一发子弹。韩爱晶说，带枪为了吓唬人，若出了事，要你的脑袋。
那天，我带领荷枪无弹的数千名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战士，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很快到达了新街口北口。
新街口是北京内外城分界线，进了新街口，就是进了内城了。北京卫戍区的值勤战士和公安干警如临大敌，组成了人墙，阻止游行队伍进城。
大队人马被挡住，我很着急，请值勤战士马上放行。战士们不敢作主，要打电话请示上级。一会儿，战士让我去岗哨接电话。
因工作原因，我常同卫戍区打交道，我的名字卫戍区许多有关人员都知道。
电话里的人我不熟悉，可能是值班首长，他问我是谁？
我说：“我是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司令戴维堤。”
对方哈哈大笑，说：“你们武装游行，谁批准的？”
“毛主席批准的。”我随便回答。
“我们没接到通知，不能放行。你知道，这是首都，任何人不准带枪进城。”
“你们当兵的为什么能带枪？我们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你快请示傅崇碧司令员和黄作珍政委，耽误了大事你负责。”我口气很硬，有恃无恐。
“你等一下。”我等了一会儿。
“你们枪里有子弹吗？”口气有缓。
“绝对没有，我向你保证，我一支支亲自检查的，一粒子弹也没有。枪是你们发的，一粒子弹也没给，等于烧火棍，你们怕什么？”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绝对不能出事，否则谁也担当不起。你不能说是我们同意的，你们自己冲吧，我命令值勤战士撤开。”
乖乖！很好！够朋友，给面子。我放下电话，赶到队伍前面，大喊：“同志们，冲呀！”这时执勤的战士们全让开了。
队伍长驱南下，赶到西单，又遇上了麻烦。只见一排排警察组成多道人墙，足有上千人，不准队伍前进。
没有功夫扯皮了。我用高音喇叭大喊：“警察同志们闪开，保卫毛主席的请参加我们的队伍，北航红旗武装部队誓死保卫毛主席，谁胆敢阻拦谁就是反革命！同志们，正步——走！”我下了命令。
数千名持枪的红旗战士高喊着口号，正步向天安门方向挺进，后面跟着几十万大军的游行队伍，警察们被冲了个落花流水，有的人帽子都掉了。游行大军很快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游行的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呼喊了一顿口号，许多人的嗓子都喊哑了。那天天气又闷又热，但游行队伍秩序井然，斗志高昂，没有人掉队，没有人开小差。
游行结束返回学校后，我让学生们清点了武器，擦得铮亮，入了枪库，没出任何问题。
天安门广场的武装游行，锻炼了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学生们。他们服从命令听指挥，不怕苦，不怕累，若打起仗来，一定不怕死。我和韩爱晶等头头们都非常满意。
天安门广场武装游行之后，北航红旗又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

戴维堤，网刊《昨天》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