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的魅力在细节——由“老舍之死”谈文革口述史

“老舍之死”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在知识分子与文艺界中引起过巨大的震撼。然而“老舍之死”的历史真相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烟云缭绕，至今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官方与民间、海内与海外的出版物已经不少，但真正有深度、有理论、令人满意的大部头并不多。推究起来，一是由几大“熟知事件”堆砌，依样画葫芦、“偷工减料”的多，二是由《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理论定性到具体的史实研究，推动起来常常脱节，显现出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人们并不满意已有的“解释”，普遍期待对若干问题具体细节的正确“解读”，这从《炎黄春秋》与报刊文摘的热销中可以看出。文革口述史的工作悄然冒出了墙头。

到目前为止，文革口述史的工作相对要好一些，已经取得了部分成绩，挽救了很多“活”史料，拓宽了资料搜集的范围，写作过程也比较严谨。但是，这项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实践与理论相对脱节，例如名实不符、视角单一、缺乏研究意识等等，需要认真加以总结、提高。（王宇英《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１期）
从事文革口述史有其特殊的困难度。在动乱年代，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做了与道德标准相悖的事情，虽然事过多年，一些口述者仍不能或不愿坦诚面对当时自己的错误作为，加之人们在感情体验上更容易记住被害而不是加害的经历，所以难免产生偏离史实、回忆失真之类问题。这就需要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在扎实的专业素养基础上，运用成熟的口述史研究技巧，小心谨慎地加以判断、规避、提醒、引导和纠正。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邓小平曾经说过：“宜粗不宜细”。那是对党史部门处理这个敏感题材的总体策略而言，因为越细越复杂，现阶段研究不充分，容易出问题，写得过细过重，将来难免被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口述史研究而言，却是十分需要细节的。由于它的性质是研究探索，是留史存真，它的魅力恰恰就在于细节方面，不细反而不能说明问题。
我们来看看最著名的口述史难题——“老舍之死”。

1966年8月24日，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位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这就是作家老舍，他投太平湖死了。

40多年前老舍纵身一跳的太平湖早已被填平，老舍在跳湖自杀后的第12年也已获得平反，但关于老舍之死、关于谁打捞了老舍的尸体，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从一九九三年至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老舍之死”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追踪采访（口述史采访），有趣的是，在“谁打捞了老舍尸体”这一环节上，前后出现了三位自己并不认识老舍却又自称自己才是惟一打捞者的“历史见证人”。

问题复杂化了。

傅光明自己说：“其实开始的时候动机特别简单，就是想事情过去了将近30年，通过寻访1966年的历史当事人，把当年的历史现场做一个尽可能逼真的还原。”没想到，三位证人都说老舍尸体是他们在渔场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的，但他们却是在同一时间（1966年８月24日清晨）和同一地点（太平湖）打捞上同一个人（老舍）。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其中必有二人作了伪证。他说：“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显然，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郑实，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4页）这段话大体是不错的。

因此，有人得出结论：历史并不能真正“还原”，口述历史并不可靠。
问题真有那么严峻吗？我以为不然。我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细节存在，就有助于研究和判断，就可以帮助口述史成立，并藉此理解、恢复与重建现场情景（也可以称为“还原历史”），这就是口述史的魅力所在。

傅先生夫妇所作的三次口述史访谈如下：

口述者之一：原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民警郝希如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2000年12月23日郝希如先生家
口述者之二：原北京市汽车修理总厂第四修理厂工人白鹤群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2001年11月19日白鹤群家
口述者之三：北京颐和园派出所退休民警朱军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2002年6月20日下午颐和园派出所会客室

三次口述史访谈的内容都不长，有效信息量并不多，各自仅有千余字，可以说有相当的局限与难度，但其中的细节很有用。让我们试着分析其中的一些细节情况。

第一位郝希如先生是请朋友帮忙打听到的原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民警，采访他的访谈发表，并经发行量很大的《作家文摘》转载以后，第三位证人朱军先生找到《作家文摘》编辑部来，说他才是真正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并主动留下联系电话。巧的是他还与第一位打捞者当时同在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

这两位叙述者当时不仅同在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而且彼此的叙述有相互“重叠”的内容：1、老舍死后，北太平庄派出所民警到过太平湖现场；2、对于老舍之死，当时北太平庄派出所作过登记记录；3、太平湖自杀现场散落有老舍手稿；4、老舍夫人胡洁青后来到现场认了尸。根据常识判断，这四点大致不错，尽管当时的现场面貌已经不复存在，但现场情景仍然大致复原出来了。
第二位白鹤群先生却完全没有涉及以上四点，显得有悖逻辑常理。他的访谈记录说：“我看见有人说是他捞的老舍尸体，我说是我捞的。一共是三个人捞的，另外两个人的姓名我都可以告诉你们。第一个站在岸边的是绰号叫麻子李三的，他是柳和居的掌柜；第二个是铜厂李棋王，因为他们老去，我们都认识，但不知道叫什么；第三个是唐浩澜，我就是通过他知道死者是老舍的。”但当问他“就是说捞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时，他说：“对。惟独唐浩澜知道。当天9点钟，他就告诉我消息了，他来我们家告诉的我。”
据白鹤群先生说，捞完老舍尸体，7点钟他就回家了。而唐浩澜是故宫博物院的金石鉴定家，之所以认识老舍，是因为他爱人王学敏是张大千的学生，和老舍是亲戚。这就更奇怪了，自己的亲戚突然死了，当时就该通知亲属和报派出所。当时不指认，过几个小时又专门跑去告诉一个于料理后事几乎毫不相干的“非亲戚”、“非民警”，未免太自夸了。就像现在演的科幻电影《盗梦空间》一样，白先生完全可能是一种记忆误植，他捞的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因为1966年在太平湖自杀的共有几十个人。

排除了白先生之后，我们再来比较郝先生和朱先生的说法。郝先生描述捞尸的情形说：“太平湖有个小桥，我们划过桥到了太平湖西边，桥头那边，水离岸比较近。我们把他放在地上。他怀里还抱着一摞纸，有这么厚吧，很不整齐，就像咱们的报纸折起来这么大，捆着，是宣纸。根据情况判断，他投水时间不长，顶多一个多小时。纸外面全湿了，里面没湿透多少张。我印象中老舍当时穿的是一个浅色的大褂。过去文人穿的那种到脚面的大襟。穿的是中式圆口布鞋。身上没伤，脸上也没伤，头上也没伤，衣服整齐。这些对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特别重要。我认为是自杀。我看了看是手稿，大概是《骆驼祥子》或者是《茶馆》的手稿。写着老舍的名字。全都是墨笔写的。”那么，他认为他捞起来的死者就是老舍，当时并无人证，只是根据“手稿上写着老舍的名字”来“判断”的，这一点就值得怀疑。老舍是名人，大家都知道他的名著有《骆驼祥子》和《茶馆》，但他不必一定要抱着“名著的手稿”来投湖，临死也要“制造”出一个“戏剧场面”来惊世骇俗，自杀者是没有这个心情的。郝先生会不会把小说中自杀的场景移植到老舍身上来？这一点对不对，姑且不论。
而朱先生则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就开始上街了，扫‘四旧’。那地方死的人是城里边的人多，城外的少。都是自杀的，最多的一天我跟湖里捞上来十好几个。”“当时我和葛林骑着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太平湖。”而郝希如根本就没去！“当时捞上来之后，有个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姓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反正老见面。他在马路西边原来老的电影学院，这地方归我管。所以一些老师、演员当时我都认识。这个特型演员，那天到太平湖玩去了。我们一进太平湖东门，他就匆匆走过来说，这死的人是老舍。”他还说：“我记得当时在河边只有散落的一些稿纸。字不多，是毛笔字，就是一般的纸。印象当中写的好像是香山红叶之类的内容。”朱先生的记忆应该是比较平实、比较准确的，因为有个民警同事葛林和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可以寻访、佐证，另外他所见的散落的稿纸上写着“香山红叶”之类的内容，也较合情理，不像瞎编的、“硬贴上去”的情节。

最为矛盾的是，郝先生说他捞起来的人是浮在水面上的，但“死面冲下”，但他又说，“根据情况判断，他投水时间不长，顶多一个多小时，”怀里抱的手稿，是捆着的，是宣纸，“纸外面全湿了，里面没湿透多少张。”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郝先生也可能从太平湖中捞过死人，但他决不常捞，绝对缺乏常识。投湖自杀的人是不可能在“一个多小时”内就浮出水面的，而宣纸的浸润吸水力很强，哪怕“一个多小时”浸在水里，墨笔写的“字迹”也会浸得一塌糊涂，里面的纸也决不会“没湿透多少张”！郝先生估计是看过派出所关于老舍投湖自杀的简略记录，或者听人摆谈过一些现场场景，但他显然没有在场，他把别人的记忆搅浑在一起了，或者把自己臆想的一些成分加了进去。傍名人事件是这一类混淆记忆中较为普遍的特征，我们在口述史采访中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更重要的是，当朱先生正式出面来更正“老舍之死”的真实场景后，郝先生就“选择了沉默”，再也没有出面来“争抢”这个“唯一的捞尸者”了。可见，郝先生也应该被排除掉，而最后发言的朱先生才是老舍之死“第一新闻现场”的“捞尸者”，他最有捞尸的经历和经验，他最多的一天曾经“跟湖里捞上来十好几个”，这的确不是一般人的经历。（以上材料均引自陈焱、杨东晓等《口述史的困境：1966如何打捞出来三个老舍》，原载《新世纪周刊》）

由此看来，细节的力量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历史，而口述史方法的运用，恰恰在细节的展示上，给出了这种不同寻常的力量。“老舍之死”不应该成为口述史难题，口述史的工作方法，并不能如此轻易地就被否定掉。

2010年11月15日

    王炎，原载四川省社科院当代史研究所《当代史资料》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