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貫敵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上）
（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毛羅對話
2002年12月，黃宗英發表《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令人毛骨悚然。事情發生在1957年7月7日，即反右運動開始後一個月，正是毛澤東“引蛇出洞”取得成果的得意之時，他在上海接見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譯家羅稷南也在其中。會上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出一個大膽的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澤東回答：“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1]如所周知，魯迅是毛澤東最讚賞的知識分子，曾被譽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現在卻翻了臉，竟公然把魯迅也當“右派”那樣的敵人。
這件事是一年前魯迅之子周海嬰首先公開披露的。他在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披露了1957年毛澤東與羅稷南這段對話，卻招來了一些知名文人的質疑和批駁。他們認為毛澤東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是周海嬰本人思想有問題。正當周海嬰陷入圍攻之際，黃宗英以現場見證人的身份，發表了上述文章，並提供了當時刊載著新華社的報導和會場全景照片的報紙，可謂證據鑿鑿。為避免蹈周海嬰的覆轍，黃宗英還鄭重其事地向律師咨詢。黃文不但為周海嬰解了圍，更重要的是她證實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史實，揭露了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魯迅生前替共產黨說過不少好話，從未向它“猖狂進攻”，為什麼要“關在牢裏”呢?只是因為他手裏有一支筆，要寫；只是因為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使毛澤東感到是一種威脅。對付的辦法就是他1949年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說的，對敵人要實行專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據黃宗英回憶，當時羅稷南聽了毛澤東的回答，“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聲”。黃宗英感到毛在“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嚇得手心冒汗”。
其實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並非從此時開始，早在1925年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文中，就已強烈地表達了他這種心態。
（二）把知識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95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親自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定為開卷篇。該文原載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1926年2月和3月《中國農民》和《中國青年》先後轉載了這篇文章。[2]隨後又在廣州和汕頭出了單行本。現在我找到上述三種刊物所載的三篇《階級分析》，它們在文字上作過一些改動，但所有觀點都沒有改變，而在收入《毛選》時，篇幅刪去將近一半。原文把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當作“極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加以評論的文字，《毛選》版卻全部刪去；與此相關，原文有一張說明各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的表格，也全刪去。因此，《毛選》版與原文相較，已面目全非了。
《階級分析》發表于國共合作時期，當時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由於得到汪精衛賞識，被推薦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3]毛澤東這篇《階級分析》同時在三個刊物上發表，並在兩地發行單行本，影響極大，致使1926年部分北伐軍提出“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引起知識界的不滿和恐慌，紛紛著文質疑批駁。[4]
《階級分析》原文是研究毛澤東，特別是他的知識分子觀的重要資料，可惜至今未見有任何介紹和評論文字。因此有必要把《階級分析》1925年版的原文公之於衆，並與1951年《毛選》版進行比較分析，以引起有志者的進一步研究。因收入《毛選》的《階級分析》一文是根據1926年3月出版的《中國青年》，本文也就以《中國青年》所載的該文作為原文。
原文把中國社會各階級劃分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第一類“大資產階級”，包括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原文如下：“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
《毛選》版把第一類的階級屬性從“大資產階級”改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刪去了上述“反動派知識階級……”這120多字。文章結尾部分用“一部分反動知識界”取代原來的“反動派知識階級”，範圍似乎縮小了，但“反動知識界”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並未交代；這頂“反動”帽子，像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懸在知識界的頭上。
關於第二類，原文說：“中產階級”包括華資銀行工商階級，小地主和許多高等知識分子。“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類知識分子分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學生和大學生是“中產階級的右翼”，因為他們“染受了許多資本主義國的洋氣”，而且與教會、買辦階級有聯繫。“中產階級的左翼，即與帝國主義完全無緣者。” 原文所列表格中產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欄中說：“右翼鄰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
原文結束語說：“那搖動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最後原文還說：全國四萬萬人中，“大資產階級”一百萬人，“中產階級”四百萬人。“我們真正的敵人有多少？有一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他們也不過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可見，毛澤東是把“中產階級”當作敵人的。
《毛選》版這一部分主要改動的地方是明確“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所有關於“高等知識分子”的反反復復的分析、評論，全部刪去。
關於第三類“小資產階級”，原文說：“如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都屬於這一類。”這類人又按家庭富裕程度分左中右三部分。“富裕部分──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和革命；自足部分──中央，平時中立，戰時參加（革命）；不足部分──左翼，歡迎（革命）。”
《毛選》版對小資產階級這部分的內容基本上沒有改動，只是取消了原文的表格，為小資產階級右翼摘除了“半反革命”的帽子。
第四類“半無產階級”和第五類“無產階級”，原文都未涉及知識分子。《毛選》版改動不多，最重要改動的地方是：原文把工業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都說成“是我們的朋友”；《毛選》版則改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
綜上所述，被《毛選》刪改的《階級分析》原文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個是，原文雖然認為工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但把它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平列，同稱為“我們的朋友”，這有悖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基本原理：工業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而在此文發表前11個月的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曾特別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作出決議。這一問題，1951年的《毛選》已作了改正。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毛選》只是把它掩蓋起來，這就是把知識分子定為“極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毛選》中雖然刪去了這些可怕的文字，但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依然如故。
（三）毛澤東為何敵視知識分子？
毛澤東為什麼會如此仇恨知識分子？究其原因，主要可歸結為：青年時代不順心的經歷和無產階級專政外衣下的帝王思想。
毛澤東青少年時就狂妄自大，霸氣十足。早在1910年，17歲的毛澤東應湘鄉縣高等小學入學考試時，曾在以《言志》為題的作文中，寫了一首詠蛙詩：
“獨坐池塘如虎距（邵燕祥按：疑為踞），
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
那個蟲兒敢作聲。”[5]
就暴露了他唯我獨尊的帝王思想。但他青年時代的經歷並不如意。1918年湖南第一師範畢業後在北京大學任圖書館助理員，月薪只有8元（北大教授月薪大多二三百元）。更令他難以容忍的是自尊心受到傷害，直到1936年他還告訴美國記者斯諾：“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6]自視甚高的毛澤東，把這種遭遇視為奇恥大辱，屈辱感又轉化為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埋藏在他的心靈深處。
五四後他接受了與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一拍即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主張政治上高度集權，思想統一，行動一致。而接受過科學訓練和民主精神薰陶的知識分子，崇尚獨立思考，不願意人云亦云和盲目服從；追求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繼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關心國家命運；對國家大事好發議論，對政府領導人的行為評頭品足。他們不願做馴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嚴的獨立的公民。毛澤東自然無法容忍這些不聽話的人。1942年通過整風運動確立了他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開始滿足他當皇帝的願望。最明顯的是1945年發表的舊詞作《沁園春·雪》，公然自比“秦皇、漢武”。反右運動大獲全勝後的1958年，更是得意忘形地稱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並自誇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而且在坑儒的手法上他遠比秦始皇高超。
毛澤東精於權術，詭計多端，手法比清雍正帝搞曾靜、呂留良文字獄的“出奇料理”策略[7]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簡單消滅肉體的“坑儒”，變成全國規模的群衆運動，由群衆來檢舉、揭發、批判、鬥爭，造成人人自危的態勢。這種大規模打擊知識分子的運動，第一次發生於1942年毛澤東為了鞏固自己黨內領導地位而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奪取全國政權後不到兩年就開始了一系列的這類運動，幾乎每年一次，甚至兩次。如：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1-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1954年批判胡適思想，1955年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和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已是“史無前例”的登峰造極，隨後又有“拔白旗”運動。1966年開始歷時十年的對文化進行“革命”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是徹底毀滅文化的民族大災難，毛澤東鄙視知識、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達到了荒唐的瘋狂程度。下面對這些運動擇要作些評述。
（四）製造王實味冤案和“搶救運動”
1931年日本侵佔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後，國內政治形勢發生變化。1935年，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調整與各階級的關係，改善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得到主張抗日的知識分子的支持。特別是“一二九”運動後，共產黨對進步知識分子更具有吸引力。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知識青年投奔延安。
毛澤東對大批知識分子的到來，喜憂參半，存有戒心。1942年，毛澤東為樹立自己的領導權威發動了一場整風運動。整風於1942年2月開始，一些知識分子不知就裏，積極響應號召，天真地向黨組織和各級領導人提意見，不料犯了禁忌，被當作“異端”慘遭鎮壓。王實味冤案和繼之而來的“搶救運動”就是這樣發生的。歷來人們把發生這兩件事的責任全部歸罪於康生，直到2002年12月出版的《百年潮》發表《王實味問題第一次公開平反紀略》，仍沿此說。事實上，康生只是從犯，主謀是毛澤東，是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的又一次大暴露。
王實味是1937年到延安的中共黨員，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別研究員。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報》副刊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批評延安幹部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並在牆報《矢與的》上鼓動群衆向“大人物”提意見。王實味對共產黨權威的挑戰，引起毛澤東惱怒。據當時主管中央研究院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長李維漢回憶：毛澤東深夜去看《矢與的》，當即指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8]，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隨之轉為對王實味的批判鬥爭，思想批判很快又升級為政治問題，最後以“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和組織“五人反黨集團”等罪名，由領導整風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該委員會主任為毛澤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下令逮捕。[9]
揪出王實味後，毛澤東把矛頭指向所有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說：“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壞人”[10]，並指示：整風運動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半條心）問題，還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問題。要注意反特務鬥爭。[11]1943年4月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佈《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指出：抗戰以來，日本和國民黨雙方都派遣大批內奸分子打入黨的各級機關，要求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同時，在全黨開展一次組織審查，以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康生作《搶救失足者》動員報告，號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群衆揭發檢舉。於是從延安到各抗日根據地掀起“搶救運動”高潮。知識分子成為“搶救”的重點。運動通過大小批鬥會，誘供逼供，關禁閉，用酷刑，在極端恐怖的情形下，坦白檢舉出大量“特務”。毛澤東8月8日《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大會上講話》說：中央黨校挖出特務250人（全校只有2500人），他估計還不止此數。而行政學院，他認為，“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12] 據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稱：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多人中，挖出170個特務；西北公學500多人，只有20人沒有被“搶救”。[13]許多坦白自己是特務的外來幹部，大多是經過共產黨地下組織介紹來的，這些地下組織因此被打成特務組織，如甘肅、陝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黨組織都曾被認為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紅旗黨”。[14] 更荒唐的是把“一二九”運動視為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據當時任中共中央青委負責人的蔣南翔1945年3月給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報告《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稱：聽說不少地方把參加“一二九”運動作為審幹的尺度。隴東領導搶救運動的幹部公開說：“‘國民黨於1935年起就在全國實行黨化教育，所有那時以後來到邊區的知識分子，無例外地都有問題’。因此隴東的外來的知識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點幾是被‘搶’了（全隴東只有兩個外來新知識分子未被搶）。搶得所有外來知識分子叫苦連天，怨聲載道（這是我親歷的見聞）！”搶救運動中“90％以上的打擊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蔣南翔建議中央以後不再用群衆鬥爭的方式進行“普遍肅反”。[15]
據李銳回憶，搶救運動中，“延安80％的知識分子上臺‘坦白’，被‘搶救’成特務，結果這些人中，一個特務也沒有”。[16] 象李銳、于光遠這些上過大學的中共黨員，都曾被當作特務，關押了一年多。
1943年底，中共中央鑒於各單位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被打成“特務”，無法開展正常工作，決定對“搶救運動”中被定為特務的人逐個甄別，大部分人得到平反，但王實味卻於1947年被處決，以王實味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也沒有平反。不少人的歷史問題當時沒有作結論，成為後來歷次政治運動的批鬥對象。
據親歷延安“搶救運動”的溫濟澤、韋君宜等回憶，“搶救運動”製造的冤假錯案甄別以後，毛澤東為挽回影響，曾多次在群衆集會上賠禮道歉，為搶救運動的錯誤承擔責任。[17] 但道歉管道歉，他對這次運動始終沒有認真總結，吸取教訓。相反地，蔣南翔的《意見書》送到中央後，卻“留中不發”，而且遭到批判。以上情況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從蔣南翔的遺稿中獲悉。[18]
對王實味的冤案，毛澤東始終不承認自己搞錯了，1962年還毫無根據地說，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只是認為當時把他“殺了不好”，應該“讓他勞動去”。[19] 直到1982年共產黨為所謂“五人反黨集團”平了反。1991年，在溫濟澤等大力推動下，蒙冤將近50年的王實味才獲平反昭雪。（未完待续）
（原文注解略）
王來棣，《中共創始人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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