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7日 星期六
北大右派学生沈元投马里使馆避难 被以叛国罪处死
本文早已写成,未曾发表。今惊闻重庆市的打黑司令英雄巴特尔、前公安局长、现副市长王立军,于6日化妆投奔成都美国领事馆,24小时后又自动走出,随即被官方带走。网上盛传是被中央来人带至北京,接受审查。于是我想起了沈元。既然他们之间有某种共同点,即私投外国驻华使领馆,因此旧事重提,说一下沈元还是可以受到许多启发。
沈元(1938~1970)1938年生于上海。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但是1957年,他打了右派,定为极右,第二年,在大三那一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1961年,“摘帽”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幸好当时沈元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别疼他,允许他住到他们在北京东城的家里。也是沈元特别与众不同之处——他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研究历史,居然做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成绩。在这点上,在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右派中,大概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孤例。
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毕业后参加高考,获全国文科最高分。被分发到北大历史系。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摘译和传播讨论,因此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劳动改造。后因表现良好摘掉了右派帽子,又回到北京。1962年,沈元被人推荐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看了沈元的文章后予以破格录取。现在大二的学生,照说已经学习英语8年,有几个人能够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呢?
1962年四五月间,沈元的姑母把他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经刘导生推荐,经黎澍、刘大年两位学者肯定,沈元写的《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历史研究》发表。该文从汉代蒙学课本中研究汉代社会状况,颇有新意。那年头,要在这样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大多是皓首穷经的名家,年轻人只能望眼欲穿。郭沫若见了此文,称其为“神童”。接着,沈元以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中科院的研究所的,何况是文科的学生,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沈元来所不久,1963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压缩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博得满堂喝彩。沈元的文章还不单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
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大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即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又红又专”),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历史学家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他“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黎澍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但是由于有浊流翻滚,有关领导不得不建议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笔名发表文章。
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泽东那里,指责《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吹捧右派”(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发下指示“要注意影响”、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
去年王储习近平到清华大学讲话,说清华大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培养出“又红又专”的人才。这叫我们这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不得不发问“今日何日,今夕何夕”?“又红又专”是以“拔白旗”开路的。钱伟长、黄万里,那时就是“白专道路”的典型。今天中国的钱伟长、黄万里在哪里?沈元又在哪里?
近代史研究所的党支部书记,保护过沈元的郭罗基说: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用鞋油涂黑脸面,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马里是和中共极为友好的国家,大使哪里敢收留他?于是立刻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黎澍欲哭无泪。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沈元留下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人民币),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不致湮没。
浙江杭州西泠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了这部售价1200元的沈元遗着《〈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沈元的父亲是沈君山的舅舅,沈君山的母亲,也就是沈元的姑姑,当是老人所讲的那位“著名的生物学家”。
文革过去,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80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就是这样的一张纸!一位80岁的老母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这张纸,沈元正式宣告无罪了。但是收到判决书的剎那,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争不回来了。
从沈元到王立军,虽然他们同样是投奔外国使领馆,但历史并没有轮回到原点上,而是沿着螺旋形的轨迹在前进!至于王立军的结局,尽管大幕远未揭开,真相我等百姓恐怕永远难明,但我估计他不至于步沈元的后尘,因为中国已经不是沈元时代的中国。,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主要参考韩三洲辑《极右分子沈元本事考》)
李昌玉,“凤凰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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