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武训传》批判三部曲

 　　“我们大家再想一想，武训先生，一个要饭的叫花子，要了40多年的饭，办了三个义学，让穷孩子们也能够念书，学文化，真是了不起。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我们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翻了身的人不再做睁眼的瞎子，今天我们纪念武训，要办好我们的中学，扫除文盲，提高文化……”

电影《武训传》的开头，是一个女教师挥舞着右手，在武训的故乡声情并茂地面对村民们讲述武训的功绩和解放后的愿景。她背后，是一张大大的“武公遗像”，遗像两边的对联为：结线头缠线蛋一生劳动化，这边剃那边留满腔革命情。《武训传》开拍于解放前的1948年7月，但中国电影制片厂在完成三分之一任务后陷入财务困难，并最终由昆仑营业公司接手，于1950年10月完成整个拍摄。这部跨越3个年份的影片，片长超过3个小时，以歌颂清末行乞兴学的武训（1838-1896）为主旨，但甫一面世，即遭来非议，毛泽东亲自发起批判，使其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禁片。

今年3月，《武训传》正式解禁，开始发行正版DVD公开销售。60年的时间足够长，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孙瑜，主演赵丹都已经作古，但因此所引发的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却一直缺乏足够的省思。

1949年后，从最初短暂的被推崇，到旷日持久的批判，以及最后静悄悄地恢复名誉，武训在新中国的遭遇可谓跌宕起伏。而他的尸身，也曾被开棺鞭挞，流离失所，至今武训纪念馆墓中衣冠尚无，遑论尸骨；魂未归来。

背景：土改开始，共产党来了

《武训传》1948年拍摄时，武训已经过世52年。他的后人仍居住在山东省聊城市堂邑县武庄（今冠县柳林镇武庄）。武训的重孙武玉泉这年15虚岁，他记得当时剧组住于聊城，在武庄拍戏的情景。“咱是武训的继承人，觉得拍戏纪念这很好啊。武训的神主牌位什么的，都被剧组拿去借用。”武玉泉对笔者说。

此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3年，国共两党尚在激烈对峙。武玉泉从小唱的抗议日本“欺压我中华”老歌，很快就变为了歌颂共产党的新曲。“左权将军，家住湖南澧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牺牲。”武玉泉现在还会哼这个小曲，他当年加入了儿童团，为共产党战士服务了两三年。“共产党占领聊城后，国民党反攻，他们武器好，厉害着呢。共产党没那么好的武器，但是命好。”虽然祖爷爷办过义学，但武玉泉自己并没有读过几年书，他对内战有自己近乎信天命的看法，“国民党飞机遮天盖地，黑天白日地过飞机去东北，但打不赢，傅作义一看共产党命大，就投降了。”

武玉泉说，国民党曾在武庄征兵，并非见人就抓，而有钱的人也可以花钱免除兵役，作为家中独子，他免去了此劫。共产党的做法也与此类似，“够年龄的人都要抓阄，抓到的就要去给共产党抬担架。好危险的，不想去的就花钱买别人去。”

但比国民党更有效的方式是，共产党通过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并分给贫下中农的方式，聚拢了底层大部分百姓的民心。这就是“土改”。“分地是很重要的胜利原因，没地怎么吃饭？共产党领导农民分地，叫农民吃上了饭。”武玉泉说。

那时武玉泉的父亲——即武训的养孙武金兴还活着，他成为了有权力参与分地的贫民委员会委员，但并没有入党。武玉泉对此的解释是，父亲胆小，怕国民党反攻回来后自己被枪毙。

土改涉及到强权下利益的重新分配，其间的博弈颇为复杂。武玉泉说，分地开始即不公平，入党的积极分子可以分好地，而普通社员只能种差地，还有的干部贪污、乱花钱，“有的干部收了富户给的黑钱，该斗争的就不斗争了。”

不过，虽然觉得“下面的土干部坏，不说真理”，但解放初的武玉泉仍然觉得“共产党不孬”，对其表示拥护。

这是《武训传》拍摄时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土改有争取人头的现实计算，如1947年3月《冀鲁豫日报》刊发的短论所言：“那（哪）里的土地改革进行得越彻底，那里的农民保田反蒋自卫的情绪就越高，游击战争就越能广泛有力的开展。领导上如善于提高农民保田反蒋的要求，就一定可以把热火朝天的土地还家运动和对敌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达到游击战争的胜利，保住翻身的果实。”而在理论上，土改的逻辑是改变“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换言之，那些被认为拥有了“剥削财产”——超过一定数额土地的人，就要被打倒再踏上一只脚。

经常奔走于“剥削阶级”门庭内募款，被统治阶级所赏识，且其本人也拥有地亩账的武训，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是否需要重新评判？而《武训传》拍摄组，对此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文盲武训，乞讨兴办三座义学

“先生，武训干啥要讨饭办义学？”学生问。

“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些个穷孩子们。今天，咱们祖国解放了，穷人翻了身了，你们大家都可以去念书，去学文化，可是早先在清朝的时候，只有有钱的人家的孩子，才念得起书。咱们穷人家的孩子，是不能够念书，也不准念书的。”女教师说到这里，目光变得凝重起来：“可是，武训他老人家，他就不管这些个，他说，穷人也一样是人，穷人怎么就念不起书呢？”

武训在《武训传》里出场时，是1845年，他7周岁：父亲两年前去世，他跟着母亲在村里讨饭过活，因家贫，父母都是文盲，武训也没钱读书。“念书好，念了书，才懂得世上的事，才不给别人欺负。念了书才会有好日子过。”母亲不经意地提起“武庄没有义学，念书是要钱的”，勾起了武训兴趣，决定乞讨读书并办义学。

电影中有很多虚构的情节，甚至连武训父亲去世的年份都搞错了。事实上，武训的父亲正是1845年去世。关于武训丧父后的作为，各种文献说法不一。周拔夫《武训先生年谱》称其“从兄长谦学习农事”，杨汝泉《“义学症”武七先生外传》则说，他从1845年开始在伯父家做苦工。张道平《武训先生年谱》则认为，武训十四五岁时才开始佣工于族叔父家。而按照《山东巡抚袁树勋奏义丐武训积资兴学请宣付史馆立传折》上的说法，武训“失怙”后开始乞讨，“随母行乞，所行食，必先其母，人皆称孝。”新中国成立后，江青主导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则通过采访认为，武训缺乏“庄稼活的基本常识”，只给做贡生的远房姨夫张变征看过果园，和干些喂牲口的轻便活，做工一两年而已；正式行乞则是将近20岁的时候。

至于武训何以兴办义学，山东巡抚袁树勋《奏义丐武训积资兴学请宣付史馆立传折》称，这缘于武训“自恨不读书不识字，见乡学儿童就学，辄尾随其后，群儿颇厌辱之，则大愤，誓必教人人读书识字”。一般的说法是，武训21岁起宣称要办“义学”，此后，他通过卖地、乞讨、放债生息及捡拾破布废缕拈线绳出售等方式积累钱财，50岁前后，在乡绅郭芬等人的资助下，在柳林镇东门外建了“崇贤义学”。

这个善举深得堂邑县令郭春熙和山东巡抚张曜赏识，经上报清廷，光绪皇帝特奖“乐善好施”牌匾，令武训名声大噪。此后，他又在了证和尚等人的资助下，在邻近的馆陶县杨二庄办了第二座义学。清光绪22年（1896），武训病逝，此时位于临清县御史巷的第三座义学刚刚竣工不久。

此时的山东巡抚袁树勋在《奏义丐武训积资兴学请宣付史馆立传折》上说：“访诸耆老，佥云武训行乞，未尝费一钱，甘一饭，劝置妻室蹙然曰：‘有妻则有子，将耗吾资’，竟终身不娶，积铢累寸，设学三州县，宅舍经费请首事董理之，已绝不过问，惟学生有惰者，则长跪其前，因是人多敬惮，成就日多。”武训逝后，附祀乡贤祠，《清史稿》中，也列有“武训传”，全文如下：

“武训，山东堂邑人。乞者也，初无名，以其第曰武七。七孤贫，从母乞於市，得钱必市甘旨奉母。母既丧，稍长，且佣且乞。自恨不识字，誓积赀设义学，以所得钱寄富家权子母，积三十人，得田二百三十亩有奇，乞如故。蓝缕蔽骭，昼乞而夜织。或劝其娶，七谢之。又数年，设义塾柳林庄，筑塾费钱四千馀缗，尽出所积田以资塾。塾为二级，曰蒙学，曰经学。开塾日，七先拜塾师，次遍拜诸生，具盛馔飨师，七屏立门外，俟宴罢，啜其馀。曰：“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常往来塾中，值师昼寝，默跪榻前，师觉惊起；遇学生游戏，亦如之：师生相戒勉。於学有不谨者，七闻之，泣且劝。有司旌其勤，名之曰训。尝至馆陶，僧了证设塾鸦庄，赀不足，出钱数百缗助其成。复积金千馀，建义塾临清，皆以其姓名名焉。县有嫠张陈氏，家贫，刲肉以奉姑，训予田十亩助其养。遇孤寒，辄假以钱，终身不取，亦不以告人。光绪二十二年，殁临清义塾庑下，年五十九。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县人感其义，镌像於石，归田四十亩，以其从子奉祀。山东巡抚张曜、袁树勋先后疏请旌，祀孝义祠。”

民国时共产党也褒扬武训

时代转入民国，政府及知识分子对武训仍极尽褒扬。

1921年，在蔡元培、李石曾、王寿鹏等人的发起下，临清武训小学共获得捐款3163元，其中有徐世昌总统100元，他还特地颁发了“热心公益”匾额。七年后，值武训诞辰90周年，临清武训学校校董及蒋中正、冯玉祥、李宗仁、宋美龄、梁启超、蔡元培、李德全、傅斯年、李苦禅等70人共同发起，为临清武训学校募捐。从《临清武训学校募捐启》可以看出武训身后的影响力：“堂邑武训行乞兴学，为举世所信仰景慕者，垂数十年，其盛德懿行，载在清史、独行传及国立各级学校教科书，又散见于当代文豪之撰著集录，近则学堂唱歌于校，伶人演剧于场，虽妇人孺子，几无不知武训为空前之义人者。”

民国期间，多有义学以“武训”为名，仅冯玉祥一人就在泰安创办了15所武训小学，冯玉祥称武训为“我们教育史上一位奇特伟大的大人物”。1934年对武训诞辰97周年的纪念，非常隆重。《武训九七诞辰纪念册》中，有包括林森、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张学良、杨虎城、张自忠、陶行知、梁实秋等人的题词和大量纪念文字。

武玉泉说，国民党政府对武训非常推崇，只是武家后来和当地乡绅杨树坊产生矛盾，义学最后由杨家所掌握。

毛泽东1938年也曾提过武训：“当教员，同时又要学习，不要认为这是小事。黑格尔、孔夫子还是个圣人（笑），几千年只此一个。他们也未当过省长，孔夫子做官，也不过小国里的秘书长……由小的地方出发可以有利于全世界。中国有个武训，不去做官，当叫花子。现在是不是提倡同志们去当叫花子呢？（笑）不是，只请你们当教员，下决心当一世教员，也许七八年以后调你们走，但你们要安下心来。”（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总结干部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彼时也是赞美武训的。1943年，《新华日报》还出过纪念武训的专题，刊载了潘梓年《武训的人生观》、达捷《学习武训先生》等多篇文章，极尽赞誉之词。这一年，中共山东省冀南区党委、行署还组建“武训县委”，将堂邑县部分地方自行划为武训县，一直到1949年8月才撤销。

“共产党还沾过武训的光，地下党徐运北曾在武训学校教书做掩护。”武玉泉说。徐运北是山东聊城人，1934年入党，长期在济南和鲁西北从事地下工作，建国后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卫生部副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等职。1984年，他手书“武训纪念堂”、“山东堂邑武庄武训学校”、“山东堂邑柳林武训学校”、“武训先生之墓”等，被制成牌匾或刻碑沿用至今。

1945年12月5日，陪都重庆举办了纪念武训107周年大会。郭沫若在讲话中直称武训为“圣人”，称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柳亚子则激愤地一边痛斥“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一边高呼“武训先生万岁”。

电影《武训传》投入拍摄的1948年，正是武训诞辰110周年，上海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编了一本《武训先生的传记》，也正式由上海教育书店出版。当时还没有迹象显示，即将取得内战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要重新评价武训。

阶级斗争观念深度侵入《武训传》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称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月，迎来了武训诞辰111周年——1949年12月5日。北京教育界照例纪念武训。北海悦心殿对武训照片、画传和此前的纪念材料，进行了公开的展览，教育界还在前外华东戏院举行扩大纪念会。《光明日报》对此做了报道，还刊发了一篇署名“下俚巴”的文章《学习武训》。

这篇文章沿袭一些流传已久的谬误说法，称武训年轻时为人扛活，两次共四年的工资，都被地主用假账骗取，而且挨了一顿毒打，武训因此得出结论，是因为不识字才发生了这些事情，萌生兴学动机。接下来，作者表达观点说：“虽然武训没有找出受地主欺骗的根源，他的兴义学也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要明白在他生长的年代，中国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可是在今天来纪念他，有莫大的意义。因为他的奋斗精神，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万众一心的人民大团结，对于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理想，是不难实现的。在今天来纪念武训，我们应该用这种学习态度和新的观点来发扬他的伟大精神。”

该文透露出一个评论武训的新方向：武训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兴学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虽然他的奋斗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观点需要更新。这比此前《新华日报》的报道和亲共文人“圣人”、“万岁”的说法，更能代表执政者内心真实的意识形态。

这一年，因为财务、器材和场地等各种困难，刚刚拍摄三分之一的电影《武训传》几乎全年停拍。1950年2月继续拍摄，并于年底结束，而后开始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放映。

阶级斗争观念，深度浸入电影《武训传》。它明确告诉观众，清朝的时候，穷人家的孩子是不能够念书的。武训七岁时，将卖艺和乞讨来的铜板，拿去学堂想要读书。结果教书先生大喊：滚出去！滚！！你，也配念书？滚！滚滚！！老师带着全班学生，一路把武训轰到了学堂门外，武训摔倒在地。老师说：书是你们要饭的念的吗？接着又是好几个“滚！”

讨饭的孩子，即便有钱都没有资格念书，还要受到辱骂。这是对“封建社会”教育的明显妖魔化。电影《武训传》后来还讲述，武训在一个举人家打工，因亲人生病，想领取3年未支付的工资，但举人却污其早已支领，并令手下吊起鞭打他。这亦符合彼时对“土豪劣绅”的宣传，但与社会的真实景观存在很大差距，也不是武训的亲历。

“总有一天，这个天下都是咱们穷人的！”武训继续乞讨兴学，路上看见他打工期间结识的周大率领起义者骑马飞奔而过。电影《武训传》虚构了一个起义者周大，宣称武训与他“一文一武”，进行为无产阶级谋福利的试验。

在电影的末尾，讲故事的女教师对学生们说：“对了，将来的天下，一定是咱工人阶级领导的。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社会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你看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可他死了之后呢，还是叫地主们给抢去了。所以说呀，单凭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的。还有那个周大呢，你看他烧、杀、除霸、报仇，可也没有法子把广大的群众给组织起来。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得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要学习他的刻苦耐劳的作风，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我们拿武训做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

这些话最终完成了一次政治认识上的升华：和周大一样，武训也是有局限的，他的反抗并不足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未来才是光明的。

推崇，但开始强调局限

在1949年以前，电影《武训传》的拍摄者是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国制片厂。因内战原因，1948年11月停拍。而后上海昆仑公司买来已拍摄的三分之一胶片，打算续拍。此时，剧中的演员已经有几位分隔在了海峡两岸。

这时候，也有意见认为，武训行乞兴学这种“个人的，悲剧性的反抗斗争方式在刚刚解放的中国的火热革命胜利情绪中显得不够积极”，应予停拍。1950年，上海文化局和艺术节同志举行了几次座谈后认为，仍有续拍的价值。《武训传》的导演孙瑜，在影片上映后，曾在《光明日报》撰文，讲述其编导该片的过程。他说，当时上海文化局认为《武训传》值得续拍，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价值：1.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武训传》揭露封建主义统治者愚民政策的毒辣……观众看了武训时代人民要求文化教育的艰难，更可以加紧学习文化。2.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改政策。《武训传》描述封建主义和地主恶霸反动势力的残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做了一生一世的斗争，虽然他的学生在当时不可能解放穷人，他的那一种个人的、苦行僧式的、到处下跪的（这是武训限于历史条件下他能力范围内所采用的斗争方式）斗争方式不足为训，观众可以从影片中看出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组织下，在无产阶级政党正确领导之下，才可以铲除封建主义和打倒帝国主义。3.歌颂忘我的服务精神，武训行乞兴学是只有旧社会制度里才能产生的一个奇迹，虽然武训本身并不是一个所谓奇人或圣人……他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热爱他也可以热爱我们的民族，提高民族的自信和自豪。

很自然地，武训不再是郭沫若在陪都重庆时所说的“圣人”，《武训传》也被赋予了“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改政策”的政治使命。

包括这部片子的主演赵丹，都专门写了《我怎样演武训的》，来谈自己的政治觉悟：“我们更通过了文代大会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等等的学习，在认识上已提高了一步，较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与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学习批判看历史……武训，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被侮辱、被迫害的劳苦贫农，他一生的事迹，也仅是劳动人民向剥削阶级做反抗斗争的典型事件。又因为一百多年前的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还不可能有革命的组织革命理论的领导，所以，一切的反抗斗争就必然失败。”

赵丹的这篇文章，刊发在李士钊所编、孙之儁绘画的《武训画传》上。这是1951年出版的有关武训的几本著作之一。郭沫若在该书序中说，“在吮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佥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作为奇迹珍视是可以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面，不会再有这样的奇迹出现了。”

武训虽然仍被推崇，但开始强调他的局限。武训被高度政治化了。这个时候，对武训的评价显然已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有了相当大不同。整个社会开始左倾。电影放映后，果然好评如潮。《大众电影》将其列为1950年国产10部最佳影片之一。

然后，它开始迎接属于自己、武训和文艺界的厄运。

韩福东，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