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社会各界开始重新回眸、审视并纪念这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孙中山等革命先烈的赴汤蹈火中，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主宰了中国近2000年的封建帝制，为云波诡谲的中国社会进程开辟了又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此，学界大都申明颇多，笔者决定不再赘述。为了全面汲取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给予其一个客观理性的学理评价，笔者打算从辛亥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会党色彩——的作用入手，审视民族关系这一长期萦绕中国政治进程的重大历史课题在革命时期的动荡与沿革，以表达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珍视之情以及对辛亥革命的追忆。
一、辛亥革命会党色彩的缘起
为了实现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的目标，革命者需要在海内外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然而这一过程艰难、复杂并长期持续，为革命带来了诸多阻碍和磨砺。
总体上讲，在辛亥革命动员初期，革命党人在中国社会体制内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权者的严厉镇压（相当一部分革命主要领导者被迫流亡海外即是一个典型表现）；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体制内各个群体对于革命或多或少存在怀疑与抵制的心态，总体上诸如孙中山等激进的非主流政见人士并不受到理解与欢迎。由于其原因的复杂性，限于篇幅，笔者不再探究其原委。
而会党势力，作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体制外反主流力量，其活动的暴力性和隐蔽性同革命党人的活动方式比较契合；另外，清末的会党——不管出于何种意识形态——大多希望推翻现存满清政府，同革命党人的革命目标也有共同之处；加之会党势力在国内根深蒂固，在国外广泛分布，革命党人谋求同会党的结合，以达社会动员之目的，并不出人意料。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故余先从联合会党人手。”会党路线，甚至成为了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非常倚重的一条道路。在人员构成方面，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主要动员对象，会党成员俨然成为革命派人士的主力军，广泛存在于当时的革命团体之中。根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所言，兴中会当中会党成员的比例非常之大。甚至孙中山本人，也加入了以“反清复明”为重要宗旨的会党组织洪门会，曾经在北美各地奔走呼号，广泛散布洪门会的意识形态主张，甚至被会内弟兄亲昵地称为“大哥”。尽管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逐渐采取了会党、新军并重的策略，但是他们动员新军的办法主要还是策反新军中的中下层士官和战士，其中主要还是潜伏在新军中间的会党分子。
在活动组织方面，革命党人与会党的联系也非常紧密。辛亥革命前期的一系列革命起义，主要途径即是发动国内会党分子起来造反。例如1895年的广州起义、1901年的惠州之役，会党主要头目郑士良以及三合会、绿林等会党组织的成员就发挥过很大作用。另外，革命团体的组织也和会党具有紧密的同构性。根据史料记载，1899年10月，革命党与会党联合会议曾在香港召开，与会众人歃血盟誓，就同会党结义的习俗一脉相承；此后，他们一致同意三合会、兴中会和哥老会联合成为所谓“忠和堂兴汉会”，政纲即兴中会的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因此，辛亥革命从动员阶段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表露出比较明显的会党色彩。
二、会党色彩对于革命关于民族主张的影响
众所周知，晚清会党的最主要主张亦即反抗满人统治，“反清复明”，具有明显的排满思想以及大汉族主义心理。他们或多或少继承了类似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的中国古代相对朴素的民族主义主张，对满清统治充满仇恨之情。由于同革命派的紧密联合，会党分子将这种倾向直接灌注到革命的主张当中，进一步强有力地促进了辛亥革命成为人们主观意识当中的排满革命与民族主义革命，对革命的进展以及中国政局与民族关系的稳定造成了消极的影响。而革命派出于认识的局限以及动员革命的需要，也对于这种势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辛亥革命之前，民族关系已经上升至比较敏感的政治地位。由于清廷的少数民族血统，面对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人们主观地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同民族关系空前紧密地联系起来，难以分辨憎恶当权者与憎恶满族人之间的界限，导致了主观认识的混淆与局限性。加之西方“民族主义”政治思想的大潮初至，“一民族一国家”的主张甚嚣尘上，民族关系呈现日益激化之局面，导致了分离主义大行其道的萌芽。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甚至极力论证“满族异族论”，主张满族不属于中国之民族。此后，这种势头也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一方面，清政府为了维系统治的稳固，极力缓和民族关系，反对民族对立，也特别强调满人不得仇视汉族。在后来的预备立宪时期，“化满汉畛域”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甚至有上层官僚向朝廷主张“满汉之界宜归大同”。
另一方面，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各界面对近代中国的深重灾难以及救亡图存的沉重责任，对于民族关系的认识不断变得现实、深入，克服了不少认识的局限，也提出了不少颇具见地的理性主张。其中，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就曾经对民族关系——特别是满汉关系——进行了初具系统的阐释。康有为就曾在戊戌变法期间上呈《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钟情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从中国生存与图强的需要出发，强调“满汉融合”，提出了大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蓝图。他主张：“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此外，梁启超更是历史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重要而关键的概念，为上百年来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体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不过，革命派的排满思想依然十分强烈。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革命党人对于革命性质和任务的判断有失精确。笔者认为，所谓共和，既然倡导人人平等，满族特权政策当然应当予以消灭。但这仅仅是附属于共和理想之躯干的一条枝杈：共和成，则随之而成，不具备独立的价值。何况，近代中国的深重灾难主要并非满汉民族的相对关系而造成，时代任务应不以排满“光复”为要义。然而，大多革命派倾向于将革命理解为排满的民族革命与共和的民主革命并举之义，而前者甚至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不能不说有失偏颇，令人感到十分惋惜。第二，革命的社会动员需要拥有明确的旗帜和政治主张用以发动底层民众。在民众日益对满清政府感到不可救药之际，渲染这一仇恨可以起到一定的鼓动效果，正所谓“一言排满，举国同声”。
当然，革命党的会党色彩又在这一情形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会党对于中国儒家传统意识形态的效忠，“忠义思想”“夷夏之辨”等情结十分严重，“反清复明”“兴复汉室”的愿望非常强烈，这在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当中表露无遗。甚至著名的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字就属于拾人牙慧，直接取材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战斗檄文。此外，革命旗帜十八星旗就象征着汉族十八省铁血团结，负有明显的排满敌视色彩。排满革命，已然成为发动起义的主心骨，是革命党的决策层与会党的执行层之间目标的契合点，是联合会党分子参与革命的最关键动力。会党既然作为辛亥革命非常倚重的一支力量，排满情绪与民族敌视在辛亥革命当中会被自觉不自觉地全方位贯彻出来，实属理固当然，难出意料。
三、辛亥革命排满主张的危险后果
虽然排满革命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动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后果和损失，更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加剧了近代中国的分离主义倾向。
首先，排满革命的旗号加剧了军民对革命的误解，造成了不必要的紧张。根据史料记载，辛亥革命发生之际，举国上下“皆以种族为词，满汉之危，殆难言喻”，满汉冲突一触即发。
福州旗户甚至分发煤油，一旦民军攻入城池，众人就打算集体自焚。此外，西安众多旗兵由于害怕民军屠杀，认为“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与其不抵抗而死，毋宁抵抗而死，所以死命相拼。”
其次，排满思潮加剧了革命者在革命过程中不必要的民族仇杀，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同胞的鲜血和感情。部分城市被民军占领后，确实发生了诸如驱逐满人，收监满人甚至杀害满人的行径，造成了无谓的伤亡和混乱，加深了民族同胞之间的鸿沟，不得不说与民主共和之要义大相径庭。当然，各地的态势比较及时地得到了缓和与平息，在总体上保持了平稳。
再次，排满思潮背后潜伏着国家解体的巨大危机，客观上助长了分离主义的气焰。所谓“驱除鞑虏”，既非赶尽杀绝之仇，也非共同融合之意，而是要将“异族”赶回原居住地，以达恢复中国，光复汉室之目的。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剑锋未必需要指向广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新的中华更不一定包含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广袤国土。这就是所谓的“十八省建国思想”所包含之意旨，更是象征着汉族十八省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背后的巨大隐喻。试想，如果四分之三的国土都被革命者排除在中国之外，分离主义大潮一旦如洪水猛兽般袭来，国家的分裂与民族的危亡恐怕在所难免。
四、伤痛的弥合与统一的维系
在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政权以后，革命者成为新共和国建设者。角色的转换使得革命党人迅速抛弃了会党路线，对于充满破坏性的会党势力在总体上采取了更为消极抵制的态度。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转变同革命党人在民族主张上的回头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取而代之的是，“五族共和”的主张迅速在革命党内部发迹。象征汉族团结的十八星旗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象征五族团结的五色旗，使得后者成为年轻的民国国旗。
这一转变不仅仅是“本色的”革命者主观认识上的转变，也是社会各派别努力的结果。由于辛亥革命具有的妥协性，革命者需要不断吸纳立宪派、军阀旧官僚与温和革命派等力量充实革命阵营，逐渐放弃以会党为主的模式。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前者的地位逐渐超越后者。在民族主张上，温和理性的力量也逐渐取代了偏激的排满敌视思维。这不得不说是一大幸事。
然而，这一转变仅仅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主观转变。它是否足以保证国内各民族不计前嫌，忘却刚刚发生的民族惨剧甚至上千年的芥蒂与隔阂，相信革命阵营“五族共和”的价值推销，紧密团结在“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旗帜周围，自觉摒弃分离主义的倾向呢？笔者认为，这在情理上似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即便当今新中国实行民族团结政策已经数十年，民族问题依然可谓“兹事体大”，牵动着举国民众的神经；放在当时，五族共和局面的到来恐怕不仅仅是革命阵营的简单思想转变就能轻易实现的。因此，革命党人“五族共和”理念的提出是真正实现五族共和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是关键内因。同时，五族共和的真正实现，需要结合强有力的外因的作用方可促成。
笔者认为，分离主义势头属于在混乱年代条件下的离心力与解构倾向的表现。欲得避免这一势头兴风作浪，需要一支强大的整合力量，以达稳定局势之必要。统观当时的政局，革命党人独木难支，显然不可能具有如此强力；清政府也是大势已去，不暇自哀。能在“南北朝”两极对峙的格局下游刃有余，渔翁得利的，恐怕只能是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结合辛亥革命之际的史实，笔者认为，袁世凯出于各种动机在客观上为政权连续性和统一性所作出的努力，恐怕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清帝退位诏书中的一段宣示值得注意：“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刈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也就是说，袁世凯得到了清王朝授权，全权组织临时政府，暂时接管了清王朝治下的全部领土与人口，同时能够从南方牟取大总统一职，实为主权的连续与统一的便利条件。而袁世凯统帅的北洋六镇精锐，海内恐怕数一数二，又有一定统管全国之硬实力。结合史实，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之后，确实曾着手平息少数民族地区的分裂气焰。可以说，袁世凯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五族共和这一客观进程中起到了与历史潮流的同向而行的作用。
当然，国内众多派别和群体也为国家的救亡图存、强大统一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最终使得中华民族免于解体与灭亡的悲惨命运，在云波诡谲的生死关口进行了正确而坚定的抉择。至此，中国社会的五族共和局面才得以基本奠定下来，雪中送炭般地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邓溥，共识网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