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要叫我們把陳丕顯打成叛徒

林彪、江青集團文武不和，在黨內路線上有分歧，雙方明明是在鬥、在爭，特別法庭則故意將林、江二者“穿越”在一起，稱其為“勾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林彪集團當年他們反的就是“四人幫”！不是為此得罪了毛澤東，林彪怎麼會從政治巔峰一落千丈？


《新史記》于鵬飛、杜鵑





“九一三”事件前夕的王維國。攝於1971年8月下旬。（本文圖片均爲于鵬飛、杜鵑提供）

二，滄海橫流
上海灘頭誰主沈浮：矛與盾

回憶陳丕顯的《我的文革歲月》一書有幾個特點，其中一個特點就是陳小津老講他父親倒台是因為“林彪、四人幫”。現在這種“套話”、“官話”已經誤導了兩代人了，實在堪憂。當然他這樣說自有他的苦衷，顯然他對“文革”也沒有好感。但他為什麼老提“林彪、四人幫”？王大章分析，這和實行軍管以後，空四軍接手上海市的專案組工作有關。

軍管以後，陳丕顯專案組由軍管會的空四軍26師政委魏士英負責，魏是組長。陳丕顯被“解放”出來到中央工作後，曾經專門派人去調查過他的專案情況，後來還派人到魏家表示感謝。陳和魏之間怎麼會有交往呢？這正是因為陳丕顯瞭解到魏士英在經辦自己專案時，對案情實事求是，對陳也比較照顧，並且經過甄別，做出了“陳丕顯不是叛徒”的結論。當然魏是不敢一個人拍板的，這件事情與王維國有直接關係，是在他的親自過問、指示下才得以落實的。
王維國的兒子王大章回憶說，他見過父親和魏士英專門講這個問題。當時王維國用手做成一個眼鏡圈子的樣子，在自己眼睛上比劃了一下，意思是指張春橋，對魏說：“（張春橋）要叫我們把陳丕顯打成叛徒，其它東西他可以‘搞’，但陳丕顯從來沒有被捕過，你怎麼能講他是叛徒？這不是胡搞嘛！”這是王大章親耳聽到的，在場的還有其他人。王維國對下屬說：“你講陳丕顯有其它問題，比如走資派啊什麼的，那我們吃不準，也不知道。但你講他是叛徒，起碼他得被捕過……才能當叛徒吧？曹荻秋被捕過，陳卻是連被捕都沒被捕過，你怎麼講他是叛徒？這一點起碼不能成立，對不對？是不是叛徒，必須要有過硬的證據。但陳丕顯連被捕都沒有被捕過，你憑什麼講他是叛徒呢？最起碼，叛徒這一點不能成立吧？！”從王的口氣當中，能聽得出張春橋的意見是什麼，也能聽得出王的壓力和無奈。在這個問題上王維國顯然很慎重，堅持實事求是，分析絲絲入扣，既是講給部下聽的，也是講給自己聽的，與後來《遺稿》的思辨風格一致。王維國的做法無論按照當時還是現在，都是在“保”陳丕顯，這樣做對王維國只有風險沒有好處，是要頂住市委、特別是來自張春橋的巨大壓力的。

據知情人講，魏士英是空四軍第一批派去“支左”的幹部，負責包括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副市長李干成、市委組織部長楊士法等人在內的好幾個專案。當時魏對李的問題復查了六次，對楊的問題復查了七次，證明他們都是真黨員。並且查明陳丕顯歷史上沒有被捕過，更沒有當過叛徒，魏把這些情況都向王維國做了匯報。王不顧張春橋等人的明確指示，對魏士英說：“你把這些情況打個報告，我來簽字！”於是當時這幾個被專案組審查的走資派都獲得了自由。等到張春橋發現，生米已經煮成了熟飯，氣得張春橋、王洪文大發雷霆，拍著桌子大罵：魏士英是個大右派！竟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王維國在魏辦完此事後立即將他調回了軍裏，使魏避開了張春橋的追查和迫害。
王大章介紹說：我父親為人正派，脾氣比較耿直，他認為是對的就堅持，不對的我就跟你對著幹！“9.13事件”之後，魏士英一家跟我們都在江灣五角場的空軍政治學校住過一段時間，兩家的關係還是比較好的，魏的愛人王魯平阿姨和大兒子，都跟我講過陳丕顯派人來看望他們這件事。這件事情過去很多年了，歷史證明了我父親那樣做是正確的。
無論王維國的指示也好，魏士英的執行也罷，最終陳丕顯沒有被定為叛徒是實。張春橋欲置陳於死地而未能得逞，在這個問題碰了個大釘子，以張春橋慣於不擇手段的陰險卑鄙人品，他能不記仇嗎？後來王維國又在廬山上公開批判張春橋，張能不恨之入骨嗎？！“9.13事件”後，四人幫更是不可一世，他們把持了專案，能不快意恩仇嗎？


參加1970年廬山會議的上海市代表合影。前排四人左起：王秀珍、徐景賢、王維國、張春橋。

其實何止王維國羅列的13條？王洪文還曾經用“杜忠事件”來大做文章。杜忠也是1968年8月1日被派到上海公檢法軍管的空四軍某師副師長，擔任了某專案組組長。在工作中，杜忠接觸到涉及張的許多材料，掌握了張春橋本人十分嚴重的問題。“9.13事件”後，張春橋指使他的親信對杜忠進行隔離審查，妄圖掩蓋自己的罪行，後面的情況王維國就不知道了。實際上一直到1973年10月杜忠才被放出來。在待處理期間，杜認為張春橋的問題事關重大，一連向中央寫了4封信揭發張的罪行。結果可想而知，在張春橋、王洪文嚴密控制下的上海，這些信全部落到張春橋等人的手中。“杜忠事件”雖然隨著“四人幫”被打倒而結束，杜忠最後還是因“四人幫”迫害折磨致死。（《文革後期王洪文為何在空軍炮製“杜忠事件”？》，福建《黨史月刊》2010年8月）
王大章也聽說，當年杜在安徽巢湖農場，一天吃完晚飯出去散步，人就再也沒有回來。幾天後，他的遺體才被從河裏打撈上來了，杜雙手抱胸，口鼻和指甲和內臟裏都沒有泥沙，絲毫沒有溺水而亡的特徵。在四人幫的控制下，杜的死亡原因被定為“自殺”。
王大章說後來他父親和張春橋、王洪文的矛盾已經到了白日化的程度了，“台上握手，台下踢腳”。甚至於市里開會，汽車駕駛員之間都會互相挖苦來挖苦去——這邊說：還是你們狠，你們什麼什麼東西！那邊講：哎呀，哪有你厲害呀，你是……怎麼怎麼樣！陰陽怪氣的互相掐，到了這種程度，可見那時雙方之間矛盾真是很大了，而且是很公開的了！（《新史記》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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