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任“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的难忘往事

在当年“中央文革记者站”成立前后，我曾担任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情况的任务大约两年的时间。日子虽然不长，但所经历幷值得追述的事情似还不少。时隔久远，虽然也查到了一些数据，但有些比较关键的数据却偏偏找不到了。然而有些事情的细节却依然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在“中央文革记者站”成立之前

我原是新华社军事部的记者，1966年春天作为一名新华社随军记者刚从援越抗美前线回到北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5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组织记者团，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随后，我即被抽调参加了这一工作。开始，该团记者都是通过《人民日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编》向中央反映情况的。

3个多月后，我们所写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又改由《解放军报》（简称《军报》）的内部刊物《快报》向中央反映。这中间，我们也曾到《军报》开过会，但在那个瞬息万变的年月，加之自身任务繁重，也很少去过问：为什么不通过《人民日报》向上反映？后来想想其实那时《人民日报》社内部的两派斗争业已非常激烈，社领导也在被批斗、靠边站。
至9 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新华社受命，抽调新华社驻各军区、各军种记者集训，成立中央文革记者站，但对外却称解放军报记者站，记者皆持《解放军报》介绍信和记者证。但当时北京地区的稿件仍通过《解放军报》的《快报》向中央反映。而派往全国各地记者所写的稿件，则由新成立的记者站所出的《各地动态》向中央反映。那时，我尚不知道中央文革记者站设在什么地方，仍负责继续在北京采访，通过《快报》向上反映。这段时间我经历了两件大事：

一、直接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当时批斗所谓“走资派”的情况。
这期间，我主要负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国家科委、北京京剧团以及一些中学采访，及时反映了这些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文革”初期，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各高校，甚至中小学的校长都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遭到了批判和斗争；各大专院校派系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有一次，北京各院校的“造反派”集中在北京航空学院的大操场开大会批斗北京林业学院的“反革命分子”李洪山。当李被押上主席台后，左右各有一人分别握住他的左右手腕，将他的胳膊从后边反方向推到头上，后边还有一个人揪着他的头发向后拉。如此坚持一刻钟，再换三个人，一上来又是一阵向前推、向后拉。然后再换三个人，又是一阵推、拉。最后只见被斗者的手臂全无血色，腿也软了。对此，当时常美其名曰“坐喷气式飞机”。我看了，心中不禁暗暗在想：“这也有点太残忍了吧？”但嘴上可不敢流露出来。而在一些中学里则更为荒唐和残酷，有些学生私设牢房，强迫“走资派”吃屎、吃头发；有的则将他们裤子扒下，用板子打屁股，要打出一个“红腚”来；还要驱赶着他们像蛤蟆一样爬到池边去喝水，有的还逼迫被批斗者站在桌子上，低头弯腰，接受批判。那时，各种批斗的方式真可谓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对此，我也向中央作过反映。有一次，我遵命到钓鱼台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情况时，还曾讲到上述情况，连陈伯达听了都“啊”的叫了一声，感到十分惊讶。然而，这种残酷的批判斗争当时幷没有得到及时制止，以后愈演愈烈，发展成了打砸抢、武斗，乃至全国性的大动乱。

二、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在清华大学采访了正在被关押的蒯大富。
1966年7月7日，我到清华大学采访，听工作组搞宣传的同志讲到了工程化学系的学生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蒯大富对北京市委驻清华工作组不满，贴出大字报要赶工作组下台。他给几所大学及其附属中学的造反派写信，提出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夺取领导权。
有天晚上，我在清华园内看大字报，忽然发现其中一张标题特别醒目——《薄一波副总理怒斥反革命分子蒯大富》，所写内容是关于薄一波7月4日在清华大学看大字后时当众斥责蒯大富的情况。因为那天我还没有到清华采访，所以便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抄了下来。其大概意思是说：薄一波走到大礼堂前，看了蒯大富给北师大女附中的信，正念到“脑子里想的是夺权……”，蒯大富忽然从人群中钻了出来。薄一波得知他就是蒯大富后，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好啊，你来了。你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手里干的是夺权，你到底想干什么？”蒯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权问题……”薄问：“你要夺谁的权？……是谁在后面支持你？”蒯说：“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场同学大喊：“胡说！”薄说：“你这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最大侮辱！”（同学们高呼：“对！”幷热烈鼓掌）薄一波又说：“蒯大富可能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至死不会承认错误。”但是，薄一波最后还是说：“你现在交待清楚，承认错误，还是有前途的。”……
抄完大字报，我当晚便写了一篇稿子，次日即通过《快报》向中央作了反映。以后我又摘录了其它大字报关于批判蒯大富“反对工作组”和“四出煽动夺权”的情况，陆续向中央作了反映。

没几天，毛主席便作了派记者采访蒯大富的指示。采访任务又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当时还感到有些奇怪：怎么还让采访一个“反革命”呢？虽然心里是这么想，但嘴上可不敢说。那时蒯大富正被关在学校临时设立的“牢房”里。经有关领导同意，我访问了蒯，听取了他的陈述，最后还特意征求了他的意见和要求。此时，他当然更认为他的观点都是对的。事后我很快交了稿子，幷通过《快报》反映上去。毛主席很快就作了释放蒯大富的批示，幷让他出席了日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三千人大会。
那时的“文化大革命”可谓瞬息万变，令人难以捉摸。没多久，工作组下台了，各单位的领导人很多被打成了“走资派”（薄一波也成了“走资派”，也在被打倒之列），造反派纷纷起来夺权。这时的北京和全国一样，都处在一片混战之中。
以后，蒯大富便成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造反派红极一时的领袖。我因为主要负责北京高校面上的采访，到其它学校跑的多，也很少有和蒯大富见面的机会。有一次，他见到了新华社国内部资深记者彭运南，竟对她说：“我要找你们的记者张春亭算账。因为他写内参称我是‘反革命分子’。”彭运南说：“当时学校的大字报不都是那么写的吗？你当时不是也被关押起来了吗？你可不要忘记，没有张春亭事后来采访你，幷很快上报毛主席，毛主席也不会那么快批示解放你。让我说，你还应该感谢张春亭呢。”她这番话说得蒯大富一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此后，蒯大富再也没有找过我。后来碰到彭运南，她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我，我还真有点后怕，主要是怕蒯大富胡搅蛮缠，把我也给打成什么分子。


到“中央文革记者站”之后

1967 年元旦，所有参与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情况的记者在《解放军报》社开会，晚8点又前往人民大会堂，接受周恩来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的接见。总理首先肯定了大家几个月来跑遍全国，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情况所取得的成绩，幷向大家表示感谢。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后仅仅半个月，也即1月15日的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再次紧急召集记者开会，说明《解放军报》社的“文化大革命”也搞起来了，两派斗争非常激烈，原来在《军报》出版、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快报》停刊了。移交给“中央文革记者站”继续办理。所有的记者也都集中至钓鱼台附近住宿和办公。从这时起我便成了“中央文革记者站”的正式记者。
回想起来，在以后记者站的工作中发生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奉命前往天津找解学恭传递周总理11个字的口头指示。
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期间，我被任命为北京组学校组副组长，分工调查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情况。时隔不久，我还执行了周恩来总理下达的一次紧急任务。那时，北京高校中成立了一个名为“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学生组织，其成员多为高干子弟，后被简称为“联动分子”。他们的行为显然与毛主席支持的打倒“走资派”的“革命造反”行动相违背。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也曾对“联动”提出批评，幷指示他们放人。后来，“联动分子”又开始到天津活动。周总理便指示派记者前往天津向市委书记解学恭传达他的指示。其内容只有11个字，就是：“注意‘联动’动向，幷采取措施。”总理还特别要求记者一定把这一指示记在脑子里，不要见诸文字，只能当面口头传达。
我奉命前往天津，脑中不时背诵着总理的口头指示，深为能执行总理下达的任务而感到荣幸。但是到了天津后，得知解学恭已被造反派扣留，他究竟被关押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通过新华社天津分社多方联系，也没有找到解学恭的下落。没有办法，我只好请示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经研究认为，即使找到解学恭，恐怕他也无法执行总理的指示，只好让我返回北京。当时，我人虽到北京但心中总以为没能圆满完成总理下达的任务而感到遗憾。

二、在河北邢台临西县东留善固村采访了正在被批斗的吕玉兰，使其很快获释。
1967年春耕春种的季节到来时，毛主席指示记者站派记者了解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我被指派参加这一工作。3月9日，我到了河北省邢台地区，先后在地委联合指挥部、生产革命委员会、农村文革办公室等单位采访了全区各县市“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还特地到邢台县马河公社深入实际了解农村第一线革命和生产的真实情况，幷很快写成稿件，发回记者站。
3月11日在邢台地委学毛著办公室采访时，听说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吕玉兰正在被批斗。我又临时决定前往吕玉兰所在的临西县东留善固村采访。次日便到该村。不料，这里已有来自北京市和河北省十几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参与批斗吕玉兰的“革命”行动。得知这一情况后，我心内不禁微微打了一个寒颤。我暗自警告自己：“一定要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千万不要随意表态！否则，一旦被这些革命造反派揪住辫子，想脱身也脱不了了。”
经了解，原本身兼省贫协副主席、县委常委、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等多种职务的吕玉兰，这时正在本公社各大队被轮流批斗。当天上午，我便开始听取吕玉兰所在大队文革委员会各位委员的意见，次日又听取了原大队干部和该村贫下中农代表的意见，而后又听取了部分大学生的意见。因为正在“文化大革命”的风头浪尖上，许多人有怕说了称赞吕玉兰的话而遭批斗的危险，所以大家所谈意见多为反面的上纲上线的意见，比如说吕玉兰如何弄虚作假，使用坏人，她的“劳动模范”、“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称号都是记者给她吹起来的等等。为了能听到正面的意见，我又个别访问了几户贫下中农，请他们讲真话，我保证不向红卫兵透露。他们才讲了吕玉兰的一些模范事迹和她为农民做的好事。最后我又壮着胆子到吕玉兰家中听取了她本人的意见和要求。只见她的堂屋内已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所有过去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镜框早已被砸碎了。她本人也哭诉了她天天被批斗和戴高帽子游街的遭遇。村里的许多人听说我此时此刻竟敢到吕玉兰家里访问她这个正在被批斗的“走资派”，都感到非常吃惊。有的说：“看样子，这个人来头可不小啊！”其实，我当时心里真一点数也没有。
采访匆匆结束，我即迅速返回北京，幷很快写出稿件，上报中央。尽管我自己力争做到客观公正，反映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但心里还是捏着一把汗，生怕别人说我是替“走资派”说话，因而犯错误，受批判。以后听说周总理对此作了批示，给予了肯定。但我却未曾见过批文，心中仍不踏实。直到这年国庆节，从报上看到吕玉兰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的消息，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后来吕玉兰和新华社记者江山在新华社院内的8号楼结婚，我闻讯前去表示祝贺。我半开玩笑地问吕玉兰还认识我吗？她一时还有些懵懂。我提起1967年在她家访问她的情况，她一下恍然大悟，但却问我：“你不是《红旗》杂志的记者吗？”我说明了那时没有用新华社记者名义的原因。她接着讲了许多客气话，表示感谢我的“救命之恩”。我忙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尽了一个记者应尽的责任。”不料若干年后，吕玉兰因病早逝。以后江山在为吕玉兰写传记时，还写了这一段经历。

三、“七·二〇”事件次日奉命飞赴武汉，进行采访。
1967年7月20日，武汉突然发生“百万雄师”围攻、扣留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政治事件，“中央文革记者站”驻武汉的记者也被扣押起来。记者站遵照周总理要求迅速派记者前往武汉采访的指示，立即决定派我和张广友、郭远发等同志，幷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带领新华社两名报务员携带发报机，于次日乘机飞抵武汉。
前来机场迎接我们的是新华社湖北分社的同志。车进武昌市区，到处可见手持长矛、臂戴橙黄色袖章的“百万雄师”的队伍。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的汽车穿过他们的人群时，他们还都鼓掌表示欢迎呢。

听新华社湖北分社的同志们讲，“百万雄师”对分社的记者还是比较信任的。说来也还满有意思：那时，“百万雄师”已完全控制武汉市的电信系统，新华分社发往总社的有关武汉“文化大革命”情况的稿件，都逃不过他们的检控。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防止“百万雄师”找茬闹事，分社记者所写稿件大都站在“百万雄师”的立场上说话；此间，分社还特意派出一位记者住在总社，待分社稿件发到总社后，先由该同志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加以处理，再交总社编审交发稿。这在当时也是保密的，万万不可让“百万雄师”的人知道。就在我们到分社后，分社同志的警惕性依然很高。他们悄悄地指着分社对面的房子对我们说：“瞧！就在那个凉台上，经常有人站在那里窥探我们，你们来了也不能不有所防备。”到了晚上，分社的同志还特地领我们到另外比较秘密的地方住宿，幷用我们自己带的发报机向总社发稿。为了更安全起见，分社又干脆安排我们到武汉空军招待所住宿，直至我们返京为止。
刚到武汉采访，还真有一点出生入死的味道。次日我到湖北大学采访，适逢“百万雄师”攻打湖大。只见他们用推土机把该校的院墙推倒一个大缺口，接着便是“百万雄师”的队伍手持长矛，潮水般涌入校园，喊着叫着追赶湖大的学生。我恰好也在被追赶的人群之中。跑了一段距离后，已退到“军宣队”在湖大办公的地方。多亏“军宣队”的同志闻讯出来紧急制止“百万雄师”的野蛮行为，大家才幸免于难。我向“军宣队”出示证件说明情况后，当即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与北京通了电话，发了一条短讯。不料我的低血糖病发作，晕倒在桌旁。“军宣队”的同志们迅速找来医生，为我注射了葡萄糖液，我才慢慢缓了过来。

不几天，中央电台即广播了中央否定“百万雄师”的消息，我和分社的一位记者还专程到“百万雄师”总部观察了他们撤离的情况，幷随访了他们执行中央命令的态度。听说我们是新华社记者，他们的态度还都比较友好。但大多有抵触情绪，想不通为什么要解散他们，幷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向中央反映。

在武汉采访近一个月，我们跑遍了工厂、部队、公安、学校、艺术团体等许多单位的群众组织，向“中央文革记者站”发送了30多篇稿件，其中有些情况也曾引起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比如8月2日，我们曾向“中央文革记者站”发过一篇“武汉公安联司”（“武汉公安系统联合司令部”的简称，也即公安系统与“百万雄师”相对立的一派群众组织的名称）所作的关于“行使公安职能，发挥专政作用”的八条措施，包括抓捕、审讯“百万雄师”总部及其各大单位的头头以及“七?二〇事件”的幕后组织指挥者等。8月5日，周总理就在电话上对武汉军区“支左”部队负责人作出指示，其内容大意是：抓人的事情要刹车，已抓的人，能放的就放。这是个策略问题。现在有十个省的问题要解决，武汉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影响全国。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有统一部署，不抓人，就是毛主席的指示。

随后，我们又相继反映了“武汉公安联司”对毛主席指示想不通，幷继续抓人、审讯以及“百万雄师”一些组织继续散发传单、抢枪、开枪伤人、武斗、游行等情况。
就这样，我们在武汉紧张地调查、采访了二十多天。从武汉返回北京后，我仍然在北京组学校组，负责了解北京各大专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1968 年4月，我因两地分居的爱人生病而请假赴兰州探亲，假期届满返回北京后，因“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任务减少，主动提出不必回记者站，返回原单位工作。从此之后我回到了新华社军事部，离开了中央文革记者站。

本文作者离开记者站后任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负责国防、外事报道的编辑、记者；后转为军籍，为正团职记者、编辑；后任新华社《瞭望》周刊文教组副组长、涉外版总编室主任、周刊编委，周刊驻港办事处主任、周刊政治编辑室主编。被评为高级编辑。

张春亭，原载《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