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田正：新世界史构想

 　　羽田正（Haneda Masashi）教授是京都大学学士、巴黎第三大学博士，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为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东京大学副校长。羽田正先生深感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主导，在民族国家和文明冲突的框架中叙述，过于强调人类社群之间的差异和对抗，无法应对全球规模的人类问题。他主张一种全新的世界史概念，打破线性历史观念和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强调人类共通的过去，呼吁人们联合起来分析解决全球化的经济、政治、环境问题。

　　您觉得旧世界史框架存在哪些根本问题？

　　羽田正：在旧的世界史理解中，包含两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前提：第一，世界是由多个不同部分组成的，各个不同部分拥有自己的历史；第二，在这些部分中，欧洲的文明世界，或是在欧洲的文明世界中诞生的各个国家，要比其他国家地区优越，实际上是欧洲文明或历史在带动整个世界发展。在这些前提下，旧的世界史就是按照不同国家的划分，然后用时间顺序把它们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近代史的鼻祖兰克在写作时就有将意识形态实体化的特点，他在写德国历史时首先考虑的是德国国家的存在。

　　可以说，旧的世界史概念总体上是以一种欧洲中心的观念为主导，书写的对象也以欧洲为主。这不光是我的个人看法，而是一种共识。欧洲中心主义的最大问题是区分了自我和他者，把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统统划为他者，同时对他者进行了种种预设和假想。这种预设包括价值判断，欧洲自己代表了文明、民主、自由、平等、科学、普世等正面价值；而他者的世界，包括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等等，则与野蛮、专制、迷信、蓄奴等负面价值等同起来。这是欧洲人设置的二元对立的史观。欧洲中心主义后来被接受，不仅是作为一种地理概念，而且是作为一种概念的概念，但这种附加的概念甚至有时候都不适用于欧洲本身所包括的一些较为落后的国家地区，比如十九世纪初的希腊和意大利。所以我们会看到他者世界对欧洲中心主义有一种拒斥，比如二战前的日本人认为世界分成西洋世界和东洋世界这两个对立的存在，而东洋世界并不比西洋世界差，所以要将亚洲形成一体来对抗西洋文明。

　　近些年来我们能看到许多世界史写作的尝试，都在试图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方法论，但最后自觉不自觉地还是回到了欧洲中心的立场。当然世界各个地区、各个社群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觉得更应该强调大家的相同之处，而不是强调区隔和差异。

　　民族国家的叙述框架自然有其局限，那么文明的框架呢？是否必然会导致“文明的冲突”？

　　羽田正：欧洲中心主义基于文明和民族国家的框架，这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半期是很重要的。当时的世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格局，人们都很重视自己的国籍。在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建立民族国家之后，东亚的日本和中国也同样如此。世界史就自然而然地汇集了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

　　文明的框架肯定有问题，它的叙述一般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各个地域形成了各自的“文明世界”；第二个阶段是文明世界相互竞争，然后在竞争中走向繁荣；第三个阶段是各文明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引发了文明的冲突，强力文明压倒其他文明；第四个阶段是强力文明主导推进的世界一体化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这种文明框架可能叙述上略有不同，但都大同小异。

　　可是我们现在的时代不能再是一种文明攻击另一种文明了，现在不应再区分你我，而应该大家联合起来，一起面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地球上的问题无法通过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一个人种去解决。比如空气污染问题，这不是哪一国的问题，空气会自西向东流动，日本人也会受到影响；同样，去年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这也不是日本一国的问题，会对周边国家甚至全球环境造成影响。如今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人类惟有联合起来认真对待，才有合作解决的希望，我们没有时间去互相“冲突”了。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以前的历史把太多精力花在强调冲突上，花在民族国家的争端上了。

　　您依然选择了“世界史”一词而不是“全球史”来表述新的构想，您觉得“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区别在哪里？

　　羽田正：对日本人来说，“全球史”指的是一些很具体的观念和历史叙述，比如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西方工业化导致全球人类的联系变得更紧密，它描述的是一种人类在西方影响下的移动和变化。可能这是日本人对“全球史”的理解，但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人也有这样的历史叙述。

　　所以我还是沿用了日本一直使用的“世界史”一词，但是我希望革新的是日本版本的“世界史”讨论，使它进入新的境界。如果我使用“全球史”一词，对日本读者可能会有点怪，当然这对英语读者来说不一定是问题。同时我也必须意识到，英语受到了欧洲语言的许多影响， 而“世界史”一词对西方读者意味着某种特定的叙述和概念，对此康德和黑格尔均有论述，所以西方人一听到“世界史”，就会想到那些附加的哲学语境，或者会感觉这个词很古旧。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日本人使用“世界史”一词也是有许多负担的。

　　您的新世界史构想具体是怎样的？

　　羽田正：我试图描绘的世界图景是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疆的，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世界乃是一体，世界上的人们拥有共通的过去。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框架，注重共通性和彼此的关联性。

　　具体说来，我们任意抽取历史上的一个时间点，然后试图去描述当时世界的景象，地区与地区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然后与当代世界进行比较。比如公元1700年，我们可以把目光移到西伯利亚，看看这片冰原上在发生什么。那个时候西伯利亚没有成立国家，也没有政府。如果把目光移向澳大利亚、新西兰，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描述的人类活动。但是我们可以寻找这个时间点上，全世界社会变动的中心在哪里，它的面貌又是怎样的。换一个时间点，世界又呈现不同的面貌。所以在新的世界史构想中，世界的中心是在不停地变换及移动的。

　　之前的历史叙述总是会选取某个比较有趣的方面，一些事情发生了，然后导致了另一些事情的发生，作为这些事件的结果，又有其他事情的发生……我们习惯于用时间顺序和因果论来安排历史事件。特别是如果你以现在的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为界，再通过时间顺序去叙述国家的历史，必然会产生许多问题。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这种叙述时常会导出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不同、我们国家的人和别的国家的人不同这一类强调差异的结论，所以我不想这样去书写历史。我想提倡的是，我们在描述过去某个时间段的世界时，不需要使用线性时间顺序的方式去阐释，而是描述及比较那个时间里的人类关系。我认为这样的写法还是比较有趣的，比如某个时间点上的中国大陆，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社群，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如何运作，如何互相交通。我们还可以描述同一个时间点上的日本和英国，然后对这两个岛国进行比较。我想这些问题也都很吸引人，不必要什么都用线性时间去描述。

　　将历史上的状态和当下的状态作比较，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的方面，也会使你更理解当下的世界。历史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认为就足够了。

　　可是当您在开始描述历史上的社群时，首先遇到的仍旧是人种差异、宗教信仰、文化差异这些问题，那么如何避免陷入旧有格局的窠臼呢？

　　羽田正：我们没有必要对过去的人进行区分，他们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没有关系。中国这片陆地上以前有很多人生活过，日本这个岛国也一样，但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总以为过去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就是我们的祖先，但是如果你不停地向上追溯，所有人类都是从东非大裂谷里出来的。这样算的话，我们所有人的祖先是几百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对夫妻，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兄弟姐妹。

　　当然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有种种区别，我们可以如实地描述他们，但用的是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至于具体描述哪些人类活动和关系，这要看历史学家的个人兴趣所在。就我个人而言，我对社会秩序问题很感兴趣，所以比较关心政府治理、体系构建这些方面。我会比较历史上的一个群体的社会秩序与其他群体有何不同，然后再与当下的世界作比较。举个例子，当代世界的一大特点是所有主权国家都拥有自己的领土，不光拥有土地，也拥有海洋，每个国家有很清晰的国界，人们脑子里会认为每一块土地或是海洋都应属于某个主权国家。但这只是现代的观念，在过去是没有这样的观念的。比如海洋上的一些领土争端，都是在现代观念下才有的问题，两百年前，没有人关心哪些海域属于谁，也没有人会出来说某些岛屿一定属于谁。当时几个国家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往来并共同使用邻近的一些岛屿，谁也不会去特别搞清楚国家之间清晰的国界。历史上的耶路撒冷也是这样，不光有基督徒，还有穆斯林、犹太教徒都生活在一起。只有在现代主权国家兴起后，人们才开始争夺领地和资源。我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证明谁先发现了这些领土，而是去心平气和地描述真实的历史状态，跟现在相比较，然后和双方政府一同分析、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

　　史学写作的潮流和典范总是在不停地变动，近年来物质史、文化史、社会史都很热，在您的新世界史框架中，哪些领域最有研究前景？

　　羽田正：我觉得环境史很有前景，现在环境问题对整个世界来说非常重要。在日本大学里，有很清晰的人文领域、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学科之间很少交流合作。我不清楚中国大学的情况，但至少在日本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环境史研究在日本发展得比较慢，历史学家没有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过去的环境状况所知甚少。所以我希望人文学科的学者能够多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学者交流合作，相信会在环境史领域大有所为。历史学家可以在各种历史文献中发现许多对天气、温度、湿度的记载，甚至可以利用文学作品，整理分析小说、诗歌中对自然环境的描写，天气变化等元素都是文学作品里时常出现的。历史文献中还有许多关于植物、动物的种类和描述。如果我们能把所有这些记载都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描述过去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日本学界还没有人认真仔细地探索这一领域，我认为这一研究领域十分重要，因为通过对历史环境的研究，我们能够知道人类共同面对的是大自然，领土、国家这些概念在大自然面前就不那么重要了。

　　西方在这一领域成就很多，许多学者利用历史文献和数据重建了过去的经济状况、环境状况，特别是十六世纪之后的欧洲。比如彭慕兰的《大分流》比较了中国江南和英国的自然环境，指出大分流是十八世纪之后才发生的。当然他的研究以经济为主，但利用了一些环境史的资料。还有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去描述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日本的川北稔写了一本《砂糖的世界史》，主要从人类的经济活动入手，因为经济活动也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范围。物质史的书写讲述银、盐、茶叶这些世界性的商品如何生产、运输、消费，以及世界各地的人围绕这些活动如何发生了紧密的关系。这些著作虽然获得了许多成就，但作者在书写时依然围绕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划分，既有的世界史概念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当然撰写新的世界史绝非易事，会碰到重重困难，也会屡屡犯错，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有信心，朝着既定目标前进。

　　延伸阅读

　　●《大分流》

　　[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砂糖的世界史》

　　[日]川北稔著，郑渠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枪炮、病菌与钢铁》

　　[美]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

羽田正、盛韵，《东方早报》201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