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了广州房子是我叫东兴修的，仍然查个没完

广州南湖“行宫”修建记（下）


（续前）毛泽东：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修的

在广州郊区为毛泽东修房子，作为总策划的汪东兴是何时、如何向毛泽东报告的，局外人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帮”后，汪氏在他发表的一些回忆往事的文章中，对此一字未提。但广州军区领导人，则是在建房过程中，便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的。
1971年8月，毛泽东离京乘火车南下，向一些“诸侯”“吹风”，挖林彪的“墙脚”。8月底，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和粤、桂、湘三省区主要领导人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接见过程中，丁盛曾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报告：“主席，给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广州过冬。” 毛泽东只是简单地说：“好嘛。”并未感到诧异，更没再往下问。这表明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
毛泽东接见丁盛、刘兴元等人时，汪东兴一直在座。

1972年10月2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决湖南问题——主要是据称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卜占亚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周恩来顺便讲到了南湖房子问题。他说：“主席让我给大家打个招呼。主席说：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负责修的。过去，我在广州白云山有一栋房子（按：即鸡颈坑），但是，以后住了外宾，才叫东兴另外选址再修一栋。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设计施工的。”

周恩来接着说：“主席讲到这里，我还插了一句：那里的房子，我去看过了。我住的房子，也是按我的意见修的。”
周恩来最后点明了他谈这个问题的目的：“主席指示：以后谁也不要再在广州房子的问题上钻空子、做文章了！”

毛泽东的指示果然顶用。尽管广州军区领导人和部队同林彪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九一三事件”后不断有人试图把广州军区的一些重大活动、包括南湖建房问题同林彪挂钩，但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在“批林整风”运动高潮中，竟无人再提南湖房子的问题。相反，那时还不断从北京传来毛泽东表扬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的话，说他们听了毛的“吹风”之后，态度鲜明，转变快，“听我（毛泽东）的话”；“九一三事件”后，又认识错误好，检讨深刻。1972年8月23日下午，江青在广州|友谊剧院向党政军机关局、师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宣讲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她的那一封信。临近结束时，她话题一转，讲起了“九一三事件”。她说：“九一三”凌晨，周恩来向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林彪出逃情况，她当时就在现场。广州军区接电话的是丁盛。听了周恩来的情况通报后，丁盛当即毫不含糊地表示：“广州军区全体指战员坚决听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他！”撂下电话，周恩来满意地连说了两声：“哎，丁盛好，丁盛好！”江青似乎还怕大家不信，又说：“这我不是恭维丁盛同志，当时情况就是这样的。”

江青的这番话博得热烈掌声。江青的表态非同小可，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到会的军队干部尤其高兴，因为这证明广州军区领导班子是中央信得过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广州军区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

可是，谁想江青赞扬丁盛的讲话最终却害了丁盛。4年之后“四人帮”倒台，在劫难逃的丁盛，又被从林彪的“贼船”赶上“四人帮”的“贼船”，说他“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其罪证之一，就是江青的这次讲话。这是后话。

在这次报告会上，江青还大骂林彪，并借机敲打广州军区。说林彪要暗害她，给她派了一个特务护士，天天给她下毒，她与林彪不共戴天，可是广州却有人为林彪修“行宫”——她指的显然是军区为林彪在老虎洞修的房子。其实，同南湖相比，老虎洞怕是连小巫也够不上。论规模，论气势，论用途，在广州只有南湖堪称当之无愧的“行宫”。

评论“九一三事件”后一段时间广州军区的政治形势，可以用4个字加以概括：有惊无险。

变局

但是，到了1974年春，风云突变！
1974年1月28日，江青以祝贺南海前线军民取得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胜利为名，亲笔给到职未及一月的广州军区新任司令员许世友和排名在孔世泉、陈郁、王首道之后的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赵紫阳写信，派了一名作家、一名诗人、一名记者为特使，乘飞机将信送来广州，同时还带来《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文章汇编》等批林批孔“学习材料”各500份。江青说她“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正在“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批林批孔运动”，“我们是心连心的”，要求许世友和赵紫阳与她一起投入这场斗争。

虽然这3名特使中的诗人和记者原是广州军区的一般干部，那位地方的作家也资历不深，但此番身份不同，许世友特别指定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主要领导去机扬迎接，他与赵紫阳则在特使们下榻的军区第二招待所（东山宾馆）迎候。接过江青的信，叫人读了一遍，又与赵紫阳作了研究之后，许世友立即指示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连夜将信用大字排印，部队发到团，地方发到县（海南岛驻军发到连队，地方发到公社），并要求接信后立即认真组织学习。许世友盛宴款待了3位特使，席间说了不少感谢江青关怀之类的话。几天之后，许世友又与3位特使在海南相会，并再次宴请了他们。

1月29日，在军区礼堂召开驻广州陆海空军干部大会，宣读江青来信，军区领导表示要“不辜负敬爱的江青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示”，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大会之后，许世友又主持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谈感想，表决心，定部署。会议结束，党委秘书立即遵照许世友的指示起草电报，感谢江青对广州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并报告对她指示的传达贯彻情况。

江青的来信使广州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迅速起动、升温。江青在北京“批林批孔”是要抓出当代“大儒”，其重点是“批孔”，即从批“孔老二”入手，联系当前路线斗争，打倒她的（或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对立面，毛泽东也说过“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之类的话；但在广州，许世友则提出：“批林批孔”主要是批林彪，林彪就是“孔老二”，联系斗争实际，重点是把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许世友说：“为什么林秃子要来广州另立中央？就因为当时党、政、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司令是他们的，政委是他们的，书记是他们的，（革委会）主任是他们的。广州陆海空军都被他们控制了，三军都有他们的人！”这次运动就是要把这些“他们的人”一个个都揪出来！

但是，运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无论军区党委常委内部还是军区机关，对运动的表现却让许世友很不满意。为改变这种状况，许世友使出了杀手锏：

其一，他拉上4月初才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兼职政委的赵紫阳，让赵以军区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他一起在越秀宾馆接见广州原两派群众组织的33名头头，向他们通报军区运动的进展情况，宣布刘兴元、丁盛、任思忠都是林彪死党，要求与造反派“共同奋斗，你们在地方上揭，我们在军队揭”。本来就不甘寂寞的两派头头们，听了这番话大为振奋，当天便把炮轰军区原主要领导人的大标语贴到军区机关四周。

其二，把过去黄永胜、刘兴元当政时期因各种原因受过处分被调离军区机关或转业地方的人员，请回军区机关参加运动。这一招很灵。这些人对黄、刘等人满腔怒火，无所畏惧，敢想敢说，很快成为带动运动的骨干力量，造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局面。

进入5月份，运动的温度已经很高，对军区原领导成员“参与林彪武装政变阴谋活动”的材料越揭越多，越揭越玄，很多“爆炸新闻”让人目瞪口呆。许世友信心十足，他频繁召开大小会议，鼓励大家再加一把劲，“捅破这层窗户纸”，“打破沙锅璺（问）到底”，彻底揭开广州军区被捂了多年的“阶级斗争盖子”，特别是把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的谜底揭开。

许世友为南湖工程定性

修建南湖工程和成立招待处很快成为许世友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迅速定性。他在大会上宣布：“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他住在哪里？就在南湖！南湖的房子是为林彪修的。那个招待处，就是迎接林彪南逃广州的接待处！”

此话一出，军区原主要领导人刘兴元、丁盛等人是林彪死党自然更是铁定无疑的了，但他们都已调离广州，于是曾参与主持其事的副司令员江燮元、参谋长孙干卿便成了清查的主要对象；几个负责组织施工者，本来就已定为运动中的“重点人”，现在又进一步“升级”，刘如、王庆林、张小军三人的日子尤其难过。三人在小会、大会说明情况，材料写了一份又一份，不想却是越说越说不清，主持运动的领导说他们的根本问题是“中毒太深”，没有“转变立场”，必须“击一猛掌”。而更让三人没有料到的是，正当他们焦头烂额之时，却又后院起了大火。一位曾任招待处政工科科长的干部以“知情人”的身份出来揭发：军区原主要领导早已向招待处领导“交底”，招待处就是用于接待林彪的；为迎接林彪南逃广州，“九一三”前招待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林彪葬身温都尔汗，军区原主要领导如丧考妣，指示招待处领导在南湖修了两大一小共三个坟包，为林彪招魂，两个大坟包是给林彪、叶群修的，小坟包则是林小贼（立果）的；因为不敢公开在坟包前立碑，便在一棵古松之下立石刻了“劲松”两个大字，表示对林彪反革命罪行的赞颂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

被批斗得苦不堪言度日如年的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信念：南湖的房子明明白白是为中央修的，中央早晚会为他们说话的。他们苦苦地盼着这一天，特别寄希望于汪东兴，只要汪主任出来说一句话，谁还敢拿这个问题做文章！但是他们的希望却最终变成失望。

急刹车

大约上面也感到许世友的一些做法太出格了，不利于运动的发展。1974年7月29日，终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军区党委常委发来一份紧急电报指示，批评在前一段运动中“随意宣布刘兴元、丁盛等同志为死党、反革命，对其他同志也点名过多，势必造成人人自危”， 要求立即纠正；并决定派韦国清来广州主持军区的运动。这份电报属绝对机密，只在军区党委常委中传阅。韦国清虽然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但他二十年来一直是广西自治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不过问军区日常工作，现在中共中央决定他紧急赶赴广州，主持军区的政治运动，可见事情非同小可。这是对许世友在政治上的一个重大打击。军区的运动来了个“急刹车”，原来揭发出来的那些引起轰动的材料，揭发者纷纷打了退堂鼓，承认自己撒了谎或者是“听别人说的”，却又记不得是谁说的了。

就这样，对南湖工程的清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南湖移交广东省委

广州军区机关对南湖工程的清查闹得热火朝天，其实此时的南湖已经不属军区，而改属中共广东省委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东兴堪称毛泽东最具权威的代言人之一。1971年，广州军区领导仅凭他的几次口头交代，便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修建了南湖（包括松园）工程，并按照汪东兴的意图组建了庞大的党政军统一的内部接待机构。不曾料想，仅仅过了两年时间，还是同一个汪东兴，却又对广东的内部接待工作来了个大改变，他通知广州军区和中共广东省委：今后对中央领导人的接待工作，仍由省委负责，南湖招待所移交广东省委。于是，整个南湖工程包括土地园林、全部建筑、各种家具陈设、几十台高级轿车，一概无偿地移交给广东省委；招待所的军队干部集体转业。

南湖招待所交出去了，但是，招待所的黑锅还得由广州军区背着。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南湖工程成了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委共同的清查、批判对象，所不同的是，由于省委机关对这项工程的来历所知更少，因而他们所谓的揭发批判就更多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更加不着边际。

1975年10月，韦国清调任广东省委书记。他在一次大会上宣布：南湖工程，中央是知道的，以后大家不要再提了。省委最高领导有了明确态度，果然一段时间以内便没人再拿南湖问题做文章了。

“揭批查”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倒台。一年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四人帮”罪行的“揭批查”运动。上面认为“广州军区……问题比其他单位多”，是“重灾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广州军区出了黄永胜、温玉成、梁兴初、丁盛”，“还有刘兴元”，“路线斗争是两次，实际上‘四人帮’、林彪是一伙的。”

有了上面的定调，许世友在动员大会上宣布：军区的“揭批查”运动，基本任务还是要清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揭批林彪一伙，就是揭批“四人帮”。他还说，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眼看就要揭开军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了，但由于“四人帮”的干预，运动半途而废。

既然要继续清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就要再深入追查南湖工程的性质和用途问题。许世友又提出两点疑问：

第一，1971年5月，军区成立了师级招待处，为什么林彪一死，当年12月底招待处就匆忙解散了？说明刘兴元、丁盛等人心中有鬼，因此，招待处就是接待林彪的！

第二，为什么要将广州至从化的公路改线，而且在新选的线路上开了一条可供隐藏飞机的隧道，还计划修建一段可以迫降飞机的路面，是否是为林彪准备的政变工程？

关于招待处的成立与撤销，前面已有交代。关于广州至从化公路改线工程，最早的倡议者是刘如。广州至从化公路约60公里。把修建南湖工程时新辟的一段通往从化的公路称为广从公路改线工程，其实并不确切，刘如建议修建的不过是从广州沙河至太和一段长约10公里的迂回路。 据刘如说，他在受领组织修建南湖工程任务之后，感到这里紧靠广（州）从（化）公路，而且这条路汽车流量很大，既不利于保密，噪音也大。因而他建议，在原有公路以东，利用已有的土路，修筑一条避开南湖通往从化的迂回路。军区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计划新修的路段上距南湖约1公里处，有一座小山。刘如考虑，如果修盘山路，弯多坡陡，行车不畅，而且从山顶可以眺望南湖。他建议：干脆打隧道，虽然工程量和难度大些，也要多花点钱，但从长远看，好处很多。刘如是主管作战的副参谋长，每进行一项基本建设，他都要考虑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他觉得这段新修公路可以把战时需要考虑进去，做到平战结合。他看到，这条路大部分地段地形比较开阔，于是建议选择一段路面拓宽加固，可作为战时飞机迫降的简易跑道；再将隧道加高加宽，迫降的飞机可进入隧道隐蔽，也可作为汽车的防空洞。他这两条意见也被军区领导采纳。刘如随即根据刘兴元的指示，请广州市革委会负责施工，军区工程兵给予技术支援。由于修隧道和飞机迫降路段工程涉及空军，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根据军区指示到现地作了勘察。而“九一三事件”后，顾同舟被定为林彪死党，这便使事情复杂化了。

刘如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当“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这条隧道工程只完成了切口，整条隧道是1973年才打通的，说这项工程是为林彪武装政变准备的，在时间上就无法解释。刘如还有没说出来的意思：南湖工程刚开工时，林彪还是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那时候谁能想到他和毛泽东会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再说，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即使林彪真的跑到广州发动武装政变，一条短短的隧道在战略上有啥作用？

刘如的一切陈述都被斥为狡辩。至于王庆林、张小军等人对南湖几组房子修建来历情况的说明，非但全然无用，而且被认定是“为林贼开脱罪责”。唯一出路只能是老实“认罪”，起码要承认自己阶级斗争观念不强，路线觉悟不高，上当受骗，帮坏人干了坏事，接受“群众”批判，听候组织处理。

在清查南湖工程期间，几位参与其事受批斗者，除了想方设法搜集材料、找证据以证明自己的无辜外，仍然期盼北京了解南湖工程来历的负责人出来说明情况，这种急迫心情真如大旱之望云霓。他们尤盼此时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出来为他们说话。但不知为什么，这位汪副主席依然一言不发。

未了的尾声

 广州军区的“揭批查”运动从1977年11月正式开始，于1978年底结束。如果不是广西边境发生战事，几十万大军出动，也许运动还要持续下去。在军区司令部，运动的主要成果是把十几名师以上干部作了组织处理，其中就包括南湖工程的几个主要经办人，他们的罪名是为修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伪中央工程效力。所有被处理者都不得参加对越作战。这是对革命军人的最大羞辱。受处理者个个满腔愤懑。

南湖工程的几个主要经办者始终弄不明白：这项工程从筹划到完工，过程清清楚楚，而且军区领导在“九一三”前就向毛泽东作过报告；房子修好了，江青、周恩来和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几位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去住过，都对房子的周围环境和房子的设计、施工大加赞赏，这些房子的来历和用途一清二楚，为什么竟没有一人出来为它正名，说句公道话，不惜让一些人长期蒙冤受屈？

2007年10月3日初稿于广州
2009年4月25日定稿
［全文有删节
原文所列附件（删）：
1，“705工程”位置图（1：100000地图，1971年标绘）
2，南湖工程分布图（1：10000地图，1971年标绘）
3，汪东兴、毛维忠关于修建“705工程”的6次谈话记录
（1971年4月28日至12月30日）
4，刘如关于南湖工程的3个说明材料（1978年11月）］

迟泽厚，《往事》第8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