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苏共及中共中央对北伐态度的历史考察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起源于南方，孙中山把北伐作为“根本的革命手段”，但是由于内外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北伐的问题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中央对北伐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这种变化是共产国际、联共（布）把北伐放在中国革命的全局，结合苏联在华利益来考虑，并根据现实需要不断加以调整的。


一

北伐是孙中山的夙愿，他在1924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中强调：“反革命之恶势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因此，“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存在之帝国主义”。

然而，当时广州的局势十分不稳定，四面均为反动势力所盘踞。在这种形势下，广东革命政权的当务之急是统一和巩固革命根据地。1925年1月，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在一份军事政治形势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先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出师北伐的战略方针。他指出：“有必要弄清，在广东外部和广东内部目前所处的形势下，北伐到底有几分成功的把握。特别是，最近一次北伐失败已经不是第三次就是第四次了，这就更有必要弄个清楚明白。北伐最近一次失败也跟前几次失败一样，与其说是因为在前进道路上遇到抵抗，不如说是因为后方遭到攻击。经验表明，除非有巩固的后方（广东）以及各邻省出现有利于北伐的形势，北伐才能成功。这两个条件目前一个也不具备，因此，北伐的问题只有暂时搁置起来，先解决国民党牢牢控制广东和肃清陈炯明的问题。”

此后，加伦积极帮助国民党统一广东，为北伐准备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经过组织两次东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以及成立国民政府和整编国民革命军等措施，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任务。

1925年9月20日，加伦制定《今后南方工作展望与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并指出：“鉴于目前国民党在广东的政治、军事地位并不令人担忧，解决邓本殷（即西南线）和陈炯明残部（即东线）的问题亦不至遇到多大困难，。。。。。。因此，现在是该提出下列问题的时候了，那就是要及时向北扩展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让国民党登上华中政治舞台，也就是说，应当及时将政治工作中心从广东移到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

在这份计划中，加伦详细地规划了国民革命军的兵力部署，“保卫广东和进军长江，国民党须八万兵力，其中广东留三万至三万五千人，而以四万五千至五万人的兵力出师北伐。这次北伐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

然而，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并不赞成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因为从1925年末开始，苏联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德国、法国、比利时签署了洛迦诺协定，旨在建立并吸收德国参加的反苏联盟，使得苏联的处境愈加艰难。其次，中国北方的政局继续恶化。1926年初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和日军炮击大沽口，国民军退守南口等事件。与此同时，西方列强掀起了一场反苏反共的宣传活动。

现已公布的文件档案和其他材料证明，在共产国际、联共（布）领导人看来，广州国民政府如果在这一多事之秋进行北伐的话，无疑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更多地插手中国事务，不利于苏联东部边境的安全和中东铁路利益。莫斯科方面认为，在欧亚新的革命浪潮到来之前，中国革命不可能顶住帝国主义者的联合进攻，中国革命运动需要争取喘息时间。1925年12月初，联共（布）中央决定采取“喘息政策”，“尽量不损害同日本的关系并在容忍中国的现状对日本有利这一意义上同它进行谈判”，“认为广州人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能容许的。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

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的情况也变得复杂起来。国民革命军将领中，特别是蒋介石同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之间积累的一些消极因素越来越多。季山嘉认为，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北伐应该从缓，不能只看成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应该在发动工农群众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胜利成果。而蒋介石则急于利用军队打天下，企图利用手中的军权夺取政权。于是，国民党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多疑的心理，制造谣言和事端，进一步挑起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以及季山嘉之间的矛盾。

这些情况促使联共（布）中央领导人认真反思和修订其对华政策，其中就包括探讨国民革命军在最近的将来进行北伐是否适当？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几乎同时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以布勃诺夫为首（通常称为布勃诺夫使团），在中国工作约三个月（1926年2月至4月下旬），另一个以托洛茨基为首，在莫斯科工作。


1926年2月中旬，受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派遣，布勃诺夫使团来到中国，成员有库比雅克、列普赛等。其主要任务是：（1）弄清中国的局势并报告政治局；（2）同加拉罕一起就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不需要政治局批准；（3）整顿派往中国的军事人员的工作；（4）检查向中国正确选派工作人员的保证情况和如何指导他们的工作。布勃诺夫使团先后访问了张家口、包头、北京、广州和上海。当时，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北伐的时机问题展开的。布勃诺夫坦言，“我几乎同所有军长都谈过话，我向他们询问了北伐问题，他们都说这是完全决定了的问题，并且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在军官和将领上层中作了决定，而且这是全体官兵的深刻信念”。通过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布勃诺夫认为进行北伐是理所应当的，迟早要进行的。同时他也告诫说：“不提出明确口号进行北伐，想不‘牵涉’农民群众而进行北伐，这就意味着绝对要犯错误。”


二

如果说，共产国际、联共（布）领导人在制订对华政策中采取的“喘息政策”，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的话，那么发生在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不仅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国民党右派势力退让的开始，而且在其内部也对北伐的态度和时机产生了争论与分歧。

时任苏联驻华总顾问的鲍罗廷就曾对北伐持反对态度。1926年2月，他在向布勃诺夫汇报工作时指出，“我至今怎么也不明白，北伐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怎么也不明白，我们应该如何组织北伐？仿效孙的做法吗”？然而，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鲍罗廷对北伐的态度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一方面，他认为中山舰事件之后，北伐已经失去了应有的革命意义，“在蒋介石的政治提法中根本没有明确提出某些居民阶层的革命要求。他谈论的不是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而是抽象的中华民族。他统率的不是由于有这些一致的要求而同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军队，而是挂着政治部招牌的纯军事组织”。另一方面，由于害怕中山舰事件重演，鲍罗廷指出：“在3月20日以后，我们在一般政治问题上和特别是在北伐问题上都不能充当蒋介石的反对派，因为蒋介石本人在他对北伐的非革命的解释中已把自己的命运同北伐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基于以上认识，鲍罗廷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没有实力的情况下，不能反对北伐，只能尽快北伐。通过北伐来暴露蒋介石的右派真面目，以便将他从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因此，鲍罗廷不仅反对中共中央的反击计划，强调对蒋介石妥协，“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

正是从政治和军事两个角度对北伐的不同理解，才使得鲍罗廷的言论和行动在中山舰事件前后出现了彼此矛盾的现象。而远离广州的共产国际、联共（布）领导人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与身在广州的鲍罗廷等驻华代表不同，对北伐的现实感受自然也大不一样。尽管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退出中国国民党，但这一主张遭到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主要领导人的反对。他们担心国共关系有破裂的可能，因此强调“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要求共产党人“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

在1926年4月1日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重申：“广州政府在目前这个时期应该坚决放弃进行进攻性军事远征的想法和那些可能促使帝国主义者走上军事干涉道路的行动。”同时还指出，广州政府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共和国的内部巩固上”。

针对联共（布）中央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于4月3日在回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中委婉地指出：“广州不应提出占领新地区的目标，但它可能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这种扩张。”他进一步解释说：“广州的上述扩张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给予协助。”他最后还表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4月1日的决定“不适用于我所提到的具体情况”。

加拉罕的电报丝毫未能改变莫斯科的态度。在4月15日的会议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采纳斯大林提出的以中央名义给加拉罕的电报稿，再次重申了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广州军队不能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的指示，并严厉批评加拉罕“有绕开这个指示的企图”，要求其“不允许有直接或间接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电报最后强调：“一旦迫切需要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这种行动只有取得中央同意方可进行。”

根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对于北伐的指示精神，4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会议致函中共中央指出，目前提出北伐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从政治角度来说，广州号召同北方作战会被解释为广州不愿意维护和保卫和平，而愿意打仗”；“从宣传角度来说，它会给工农群众留下很坏的印象，他们可能会认为共产党人是战争的预言者。”

虽然遭到了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反对，但湖南政局在1926年4月底发生的变化，还是给广州国民政府举兵北伐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当时，倾向国民政府的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驱逐了湖南督军赵恒惕，并在吴佩孚重兵压境之际请国民政府出兵援助。这一事态的发展，迫使共产国际、联共（布）领导人重新考虑对北伐的态度问题。5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重申对北伐的反对态度后，作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让步：“鉴于目前出现的情况，认为可以派遣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去保卫通往广东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让军队扩展到该省疆界之外。”

在这种形势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提前北伐，派出第七军第八旅以及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进入湖南增援，从而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6月2日，广州国民政府把唐生智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任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湖南省长。北伐军的初战告捷，稳定了湖南战局，打开了向北进军的通道。


三

对于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北伐，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最初是持赞成态度的。

1925年冬，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全国反奉运动形势高涨。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北京政府摇摇欲坠。但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郭松龄兵败被杀。同时，吴佩孚与奉张组成“反赤联合战线”，集中对付国民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召开，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鲍罗廷出席会议。通过对五卅运动以来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会议作出了支持北伐的决定：“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陈独秀虽然因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他积极倡导和热心支持北伐。会后，在他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3月14日向全党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明确了对北伐的态度：“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

按照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对举行北伐十分拥护，积极发展工农运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做准备。3月30日，广东区委发出《宣传大纲》，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北伐。4月，中共党员刘尔崧领导的广州工代会要求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并积极做好支前准备。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召开，都发表了敦促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和组织群众支持北伐的宣言，通过了有关决议。在广州的中共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等还联合中华全国总会等团体于5月17日成立“农工商学联合会”，并在6月3日发表支持北伐的宣言，指出，“此次北伐关系中国生死存亡，人民更宜与国民政府合作到底，完成国民革命”。

在北伐问题上，尽管莫斯科三令五申，但中共中央内部仍然莫衷一是。维经斯基在6月11日的一封信中承认：“关于北伐问题，尽管莫斯科作了各种指示，但在这里这仍然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我还不能确切地说，中央的情绪怎样，但这里的同志们坚定不移地主张进行北伐。看来必须就此问题同中央认真地谈一谈。”

为此，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成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加强了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远东局一成立，就将贯彻莫斯科阻止北伐的意图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维经斯基等人就北伐问题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陈独秀提出，“以自己的名义就北伐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拍一个电报”［24］　，说明中共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以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

为了说服中共贯彻制止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方针，以维经斯基为代表的远东局成员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压力之下，同时也出于对北方形势恶化后的中国政局的担忧，陈独秀最终接受了维经斯基等人观点，改变了支持立即北伐的态度，于1926年7月7日在《向导》第161期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文章指出：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北伐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如果其中还“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在陈独秀看来，现时国民政府的责任，不仅不是北伐，反而应当是为巩固广东根据地而进行“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不应是响应北伐，而应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的这篇文章表明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态度。维经斯基后来承认，“陈的文章是与我们的长时间交谈后写成的”。围绕这篇文章，鲍罗廷与维经斯基之间关于对北伐的态度问题发生了严重冲突。鲍罗廷指出：“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可以得出，我们不支持北伐，而只是批评北伐。中共的立场就是这样的，国民党也了解这一点。当地的共产党人步步遵循这篇文章的精神，他们的行动不能不给国民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们反对北伐。我认为，这种方针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冲突，因此应该防止这种冲突的很快到来。”维经斯基则认为，陈独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中央的方针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方针阐述了党对北伐的唯一正确的立场。但策略性地运用这一政治上正确的方针问题要复杂得多”。

这篇文章在广东和出征的北伐军中引起强烈反响，张静江代表国民党致函陈独秀，劝告他“郑重立言”。蒋介石也从前线发回电报，抗议陈独秀的文章以及中共对北伐所持的态度。陈独秀这篇文章的发表虽然对国共合作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仅仅是使日益明显的国共分歧表面化，并没有影响到中共支持北伐的实际工作。


四

从1926年6月到11月的半年时间里，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北伐的开始及其后来的迅速发展，加强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的领导地位，迫使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以及中共领导人面临着一个并不全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业已开始的北伐，如何对待国民党。

由于担心北伐会触动英国和日本的利益而导致它们的直接干预，共产国际、联共（布）一直在慎重地权衡北伐的利弊得失，显得顾虑重重，且内部摩擦不断。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之间，远东局与陈独秀之间，远东局内部始终存在着种种矛盾。尽管在中共中央面前“一贯意见一致”，但是，“从远东局抵达中国的第一天起就有内部斗争和摩擦”，这也是后来莫斯科不信任维经斯基并免去其远东局主席职务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1926年夏天开始，有两件事情促使共产国际、联共（布）开始认真对待北伐问题。一是由于对外政策上的分歧，联共（布）中央内部出现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中国问题成了他们反对斯大林等多数派的焦点问题。二是国民革命军从广州正式出师北伐之后，其势锐不可挡，革命浪潮再度掀起。

伴随着国民革命军的顺利进军，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于北伐的态度终于有所改变，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建议中国委员会重新审议所谓北伐问题，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供政治局研究。责成鲍罗廷、加伦和维经斯基同志向政治局提交尽可能准确的与北伐有关的广州在军事方面和一般政治方面的情况通报，并请国民党中央阐述其在所谓北伐问题上的动机和想法”。

在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之后，共产国际、联共（布）开始积极支持广州国民政府进行的北伐。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0月21日作出决定，要求在华工作的军事人员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来自莫斯科的、根据对形势的总的估计提出的作战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束缚中国指挥部的自由，因为指导作战行动的责任完全由中国指挥部承担。”在这次会议上，政治局批准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向广州提供总数为2844026卢布的炮兵和航空器材援助的建议。这表明他们对北伐的态度逐渐由坚决反对转到部分支持进而大力支持。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北伐军遭受来自军阀张宗昌的进攻，会议提出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要与北伐军协同作战，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应该说，从1926年11月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完成了对北伐态度的转变，他们甚至开始具体解决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广州迁往武汉的问题。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出：“鉴于有必要依靠湖北工人的同情和尽快成立华中的行政机构，认为现在在占领浙江和南昌的时候，可以不反对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至汉口。”

显然，共产国际、联共（布）把北伐放在中国革命的全局并结合苏联在华利益来考虑，同时根据形势需要对其战略加以调整。在“万县惨案”发生后，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人员建议北伐军在占领武昌后应停止向北向东挺进，以避免和英国发生正面冲突，巩固己占领的省份，孤立孙传芳。11月中旬，由于苏联与张作霖在中东铁路权利方面的谈判濒于破裂，苏方与其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1月18日决定，冯玉祥的国民军不应调往南方。为了加剧奉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并使张作霖脱离奉天，北伐军要占领浙江并继续向北挺进，争取把阎锡山吸引到广州国民政府的立场上来，或至少使其保持中立。

事实证明，不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中央对北伐的态度如何变化以及它们与驻中国代表的分歧有多么大，都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北伐，“只有缓进急进之分”。这主要是由于对整个政治形势的评估不同和着眼于全中国的政治关系而对蒋介石本人以及整个右派集团的评估不同引起的。一般说来，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更多地考虑到要避免同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相碰撞，同时尽量避免同蒋介石集团利益相磨擦，这也是他们对北伐持消极态度的症结所在。

从总体上来看，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与中共中央对北伐战争给予了大力的援助。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方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基本已定。

然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其反共面目也逐渐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人本来应该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在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影响下，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使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注释略）

黄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