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9日 星期一

一百年前,那场没约就打的架


   历史有的时候巧得令人发噱。1912年,就在7月6日,还是在北京,文化人打了一场大架,或者说,大打了一些人。

  打架全过程

  这场架没约,直接上门。这天傍晚六点,一伙人,大概二十来个,跑到《国民公报》馆门口,一开始彬彬有礼,递个名片给门房,说是新闻界同行,想来拜会贵报经理人徐佛苏。

  来的人,领头的是《国风日报》白逾桓(同盟会干事)、《民主报》仇亮(同盟会员)、《国光新闻》田桐(同盟会干事),包括了《民主报》、《国光报》、《民意报》、《女学报》、《亚东新报》等七家报纸的工作人员。

  门房将他们请了进去,并入内室请徐佛苏出来相见。谁知道甫一相见,来人即“蜂聚痛殴”徐佛苏,紧跟着有人冲进内室,殴打主笔蓝公武(对,就是这位先生首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有位议员李国珍(他曾在参议院严厉质问总理唐绍仪比利时借款用途,让唐愣了一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正好也来报馆聊天。一块儿打!

  这一顿打得不轻!据说徐佛苏、蓝公武被打得“口鼻流血,面青气喘,两足跟筋露血出”、“内外受伤,咯血不支”。报馆一切机器什物,捣毁一空,直接经济损失达3600余元。《国民公报》从次日起停刊不说,该馆代印的《新纪元报》等几家报纸也一并停印。

  打完怎么办

  他们打完,并不走散。而是二十几个人簇拥着徐佛苏,前往巡警厅自首。徐佛苏后来说,他们不准徐换外衣,而且“沿途殴打”。

  说实话,巡警厅也不太敢惹这帮同盟会的太岁,而且国会未开,法律未订,巡警厅使用的还是前清的法令,未免不太硬气,本来颇想息事宁人。不料同盟会这几位“硬求关押”。于是送医的送医,关押的关押,但当晚两边的人都放了。

  打人的原因

  原因很简单,7月6日《国民公报》所刊时评,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同盟会方面认为,进步党系的这份报纸,不承认清帝逊位前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只承认民国政府自南北统一始建立。

  《国民公报》则辩称“此系主笔沿用东人(日本)名词,作假定政府解,即临时政府意也”。

  同盟会七报出发前曾商定,不以同盟会的名义去打《国民公报》,而是“报馆对报馆”。

  打人的反响

  第二天,双方都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同盟会方面是告《国民公报》“叛逆”,《国民公报》社则告同盟会系“破坏共和”。

  7月7日,北京《新纪元报》、《亚细亚日报》、《新中华报》、《京津时报》等20余家非同盟会系统报纸,在城南广和居举行集会,决定联合向大总统提出申诉。

  消息通过路透社等外媒传到了伦敦、巴黎,这么大规模的新闻界斗殴,外国同行也十分惊诧。

  章太炎直斥打人者为“暴徒”。

  副总统黎元洪急电袁世凯,请他严惩田桐等打人者,“使暴任性,俾知儆戒”。

  《申报》报道说:“积恨触发,致出此野蛮手段,无法无天,万众悲愤,京师各界无不切齿”。

  很多老同盟会员刘揆一、胡瑛等都对这种暴力行为表示不满。

  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保持沉默。他后来曾经表示:言论自由不是谁都可以享有的,“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

  据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很高兴。他一听说这件事,立刻吩咐秘书处,将每天的报纸分党派进呈,让他可以掌握不同党派之间的斗争状况。

  打人之余波

  打人事件后,“京中党争骤激,解救甚难”。

  天津的同盟会系报纸《国风日报》时常批评袁世凯。《国民公报》事件发生后,北方各军队继起发难,开会集议,对《国风日报》“宜照日前打国民公报例打之”。

  《申报》报道:某某声言将以手枪毙亚细亚报总理薛大可。

  7月10日,《申报》发表评论称:“曩者政府将行报律,论者犹以为非,今以私人而干涉报界之言论,并以野蛮行为而毁损言论者之身体财产,此真环球万国之所罕闻者也。而不意于吾国首善之地见之,不意于吾国堂堂同盟会干事及新闻记者辈见之。”

  再往前,再往后……

  打人是同盟会员惯用的伎俩。当年在东京,文字之争是章太炎主持的《民报》VS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线下,只要梁启超等人在什么地方开讲座,同盟会骨干如张继等常常冲去砸场子,一人一根手杖,打得梁门作鸟兽散。

  《亚细亚日报》一向被称为政府的御用报纸(跟现在的《环球时报》差不多),在传出北方军人要打《国风日报》的消息后,该报发表评论说:

  “国风日报对于大总统种种诬蔑,罪有应得,北方军队义愤勃发,实行保障共和,亦为可嘉。但对于此事,如不满意,可请愿控诉于司法机关,或该管官厅,令其更正,若欲野蛮手段对待,则违背法律甚,非本报所期望于爱国之军人之本意也。”

  民国元年,同盟会在舆论记载上,给人留下的就是“骄横跋扈,枉顾法纪”的印象。当时北方学生界的代表如李大钊,也愤愤地指责同盟会自许民国元勋,骄纵之极。他选择支持袁世凯。

  九个月后,宋教仁被刺。同盟会不顾全国舆论将宋案依法处理的呼吁,悍然发动“二次革命”。

  这次,不少一年多前的同盟者,章太炎、张謇、蔡锷……这些大V都不再站在同盟会一边。没有了上海商会的支持,不可一世的陈其美连上海制造局都打不下来。

  二次革命迅速失败。此后,胜败双方都走上了“控制舆论”的不归路。

  暴力迷恋之反思

  很多人喜欢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其实中国社会有“大传统”、“小传统”之别。“君子动口不动手”,前提得是“君子”。而小传统中对暴力的迷恋,源远流长,尤其是转型时代,更为凸显。

  清末的立宪、革命两条道路,也不妨视为大小传统的分野。主张立宪、赴京请愿、官绅(商)合作,这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之途;联结会党、购买武器、发动起义,这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之路。前者定归主张斗智,后者则天然沾染上暴力的色彩。

  武昌首义,同盟会参与不多,真正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光复。陈其美从收买军官、抢夺都督、诛杀陶骏保、刺杀李燮和、暗杀陶成章、抓捕宋汉章,每一行动,无一不充斥着暴力。与之相应的,是北方革命党人的一系列暗杀行动。

  自然,不是说非同盟会的人,就一团和气,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山阳的周实、阮式,都是同盟会员而死于当地士绅之手(详情参见我的新书《民国了》)。更往后的还有张振武、王金发。但总的来说,民国肇立,尤其南北统一之后,以共和—进步党为代表的立宪派,基本放弃了暴力手段。

  因为清末立宪运动的主旨,就是要建立一种现代政治规则,为了这种政治规则的建立与巩固,对清廷与皇族,他们都可以妥协,何况是一个表面上拥护共和的袁世凯?

  民初的“党争”,共和—进步党一系占了上风,因为他们是当时中国唯一经历过议会政治实践的一批人。同盟会员这方面能力比较欠缺,说理说不过,就会油然而起动手的念头。

  在以“排满”为号召的革命过程中,暴力被赋予了合法性,因为没有无量鲜血,不可能换得河山易色。但是,如果已经承认了统一政府与议会政治,再动辄使用暴力,就很难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了。

  1912年6月30日,同盟会在万牲园开会,欢迎南方九省来的代表。席间有人放言,“袁大总统为第二拿破仑,袁所最惧者炸弹,吾辈当以炸弹从事”云云。武昌首义元勋邓玉麟其时也在座,他的随员黄祯祥站起来驳斥发言者,大意是吾辈既经公认袁为总统,则对于总统应各尽其拥护之职,若反对总统,即为反对共和,若诸君以一党私见,置大局于不顾,实为民国罪人。

  黄这种意见是当时的舆论主流观点。起义虽由革命党人发动,但立宪党人花了很大气力,出资、奔走、游说、让步,才使南北双方在刀兵未动的情形下,共同缔造民国,现在许多同盟会员自恃功高,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别说政治对手不干,不少自己人听着都皱眉。

  黄祯祥还提到一个话题,他说“武汉起义时同盟会党人潜伏海外,当时血战者鄂中志士居多,今共和告成,乃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实属无耻”。黄的看法很具代表性,尤其是代表武汉一系的观点。从革命功业,从治国经验,从外交基础,各方面而论,同盟会都未能让人口服心服,我们凭什么要听你们的啊?

  总的来说,虽然宋教仁一手改组的国民党在首次大选中获胜,但同盟会的革命暴力气质,与议会政治颇有些格格不入。宋教仁之被刺,究竟是谁指使,史学界尚有很大争议。而孙中山坚持发动二次革命,则可视为“革命的纯粹主义”,失败后跟吴佩孚等人同调,寻求“武力统一”,其实是要将暴力进行到底,重造一个理想的全新民国。

  国民党在1927年终于卷土重来,次年以武力方式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在此时,民初辛苦培育的宪政资源已经全然耗尽,北洋政府是同样的暴力崇拜者。北伐的胜利,只是暴力对暴力的胜利。得于斯者失于斯,二十一年后,国民政府同样输掉了暴力战争。

  如今的海峡两岸政权,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是1912年创立的那个中华民国的继承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魏城 weicheng_ft@yahoo.co.uk)

  杨早,FT中文网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