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那场没约就打的架

 　　历史有的时候巧得令人发噱。1912年，就在7月6日，还是在北京，文化人打了一场大架，或者说，大打了一些人。

　　打架全过程

　　这场架没约，直接上门。这天傍晚六点，一伙人，大概二十来个，跑到《国民公报》馆门口，一开始彬彬有礼，递个名片给门房，说是新闻界同行，想来拜会贵报经理人徐佛苏。

　　来的人，领头的是《国风日报》白逾桓（同盟会干事）、《民主报》仇亮（同盟会员）、《国光新闻》田桐（同盟会干事），包括了《民主报》、《国光报》、《民意报》、《女学报》、《亚东新报》等七家报纸的工作人员。

　　门房将他们请了进去，并入内室请徐佛苏出来相见。谁知道甫一相见，来人即“蜂聚痛殴”徐佛苏，紧跟着有人冲进内室，殴打主笔蓝公武（对，就是这位先生首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有位议员李国珍（他曾在参议院严厉质问总理唐绍仪比利时借款用途，让唐愣了一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正好也来报馆聊天。一块儿打！

　　这一顿打得不轻！据说徐佛苏、蓝公武被打得“口鼻流血，面青气喘，两足跟筋露血出”、“内外受伤，咯血不支”。报馆一切机器什物，捣毁一空，直接经济损失达3600余元。《国民公报》从次日起停刊不说，该馆代印的《新纪元报》等几家报纸也一并停印。

　　打完怎么办

　　他们打完，并不走散。而是二十几个人簇拥着徐佛苏，前往巡警厅自首。徐佛苏后来说，他们不准徐换外衣，而且“沿途殴打”。

　　说实话，巡警厅也不太敢惹这帮同盟会的太岁，而且国会未开，法律未订，巡警厅使用的还是前清的法令，未免不太硬气，本来颇想息事宁人。不料同盟会这几位“硬求关押”。于是送医的送医，关押的关押，但当晚两边的人都放了。

　　打人的原因

　　原因很简单，7月6日《国民公报》所刊时评，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同盟会方面认为，进步党系的这份报纸，不承认清帝逊位前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只承认民国政府自南北统一始建立。

　　《国民公报》则辩称“此系主笔沿用东人（日本）名词，作假定政府解，即临时政府意也”。

　　同盟会七报出发前曾商定，不以同盟会的名义去打《国民公报》，而是“报馆对报馆”。

　　打人的反响

　　第二天，双方都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同盟会方面是告《国民公报》“叛逆”，《国民公报》社则告同盟会系“破坏共和”。

　　7月7日，北京《新纪元报》、《亚细亚日报》、《新中华报》、《京津时报》等20余家非同盟会系统报纸，在城南广和居举行集会，决定联合向大总统提出申诉。

　　消息通过路透社等外媒传到了伦敦、巴黎，这么大规模的新闻界斗殴，外国同行也十分惊诧。

　　章太炎直斥打人者为“暴徒”。

　　副总统黎元洪急电袁世凯，请他严惩田桐等打人者，“使暴任性，俾知儆戒”。

　　《申报》报道说：“积恨触发，致出此野蛮手段，无法无天，万众悲愤，京师各界无不切齿”。

　　很多老同盟会员刘揆一、胡瑛等都对这种暴力行为表示不满。

　　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保持沉默。他后来曾经表示：言论自由不是谁都可以享有的，“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

　　据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很高兴。他一听说这件事，立刻吩咐秘书处，将每天的报纸分党派进呈，让他可以掌握不同党派之间的斗争状况。

　　打人之余波

　　打人事件后，“京中党争骤激，解救甚难”。

　　天津的同盟会系报纸《国风日报》时常批评袁世凯。《国民公报》事件发生后，北方各军队继起发难，开会集议，对《国风日报》“宜照日前打国民公报例打之”。

　　《申报》报道：某某声言将以手枪毙亚细亚报总理薛大可。

　　7月10日，《申报》发表评论称：“曩者政府将行报律，论者犹以为非，今以私人而干涉报界之言论，并以野蛮行为而毁损言论者之身体财产，此真环球万国之所罕闻者也。而不意于吾国首善之地见之，不意于吾国堂堂同盟会干事及新闻记者辈见之。”

　　再往前，再往后……

　　打人是同盟会员惯用的伎俩。当年在东京，文字之争是章太炎主持的《民报》VS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线下，只要梁启超等人在什么地方开讲座，同盟会骨干如张继等常常冲去砸场子，一人一根手杖，打得梁门作鸟兽散。

　　《亚细亚日报》一向被称为政府的御用报纸（跟现在的《环球时报》差不多），在传出北方军人要打《国风日报》的消息后，该报发表评论说：

　　“国风日报对于大总统种种诬蔑，罪有应得，北方军队义愤勃发，实行保障共和，亦为可嘉。但对于此事，如不满意，可请愿控诉于司法机关，或该管官厅，令其更正，若欲野蛮手段对待，则违背法律甚，非本报所期望于爱国之军人之本意也。”

　　民国元年，同盟会在舆论记载上，给人留下的就是“骄横跋扈，枉顾法纪”的印象。当时北方学生界的代表如李大钊，也愤愤地指责同盟会自许民国元勋，骄纵之极。他选择支持袁世凯。

　　九个月后，宋教仁被刺。同盟会不顾全国舆论将宋案依法处理的呼吁，悍然发动“二次革命”。

　　这次，不少一年多前的同盟者，章太炎、张謇、蔡锷……这些大V都不再站在同盟会一边。没有了上海商会的支持，不可一世的陈其美连上海制造局都打不下来。

　　二次革命迅速失败。此后，胜败双方都走上了“控制舆论”的不归路。

　　暴力迷恋之反思

　　很多人喜欢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其实中国社会有“大传统”、“小传统”之别。“君子动口不动手”，前提得是“君子”。而小传统中对暴力的迷恋，源远流长，尤其是转型时代，更为凸显。

　　清末的立宪、革命两条道路，也不妨视为大小传统的分野。主张立宪、赴京请愿、官绅（商）合作，这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之途；联结会党、购买武器、发动起义，这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之路。前者定归主张斗智，后者则天然沾染上暴力的色彩。

　　武昌首义，同盟会参与不多，真正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光复。陈其美从收买军官、抢夺都督、诛杀陶骏保、刺杀李燮和、暗杀陶成章、抓捕宋汉章，每一行动，无一不充斥着暴力。与之相应的，是北方革命党人的一系列暗杀行动。

　　自然，不是说非同盟会的人，就一团和气，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山阳的周实、阮式，都是同盟会员而死于当地士绅之手（详情参见我的新书《民国了》）。更往后的还有张振武、王金发。但总的来说，民国肇立，尤其南北统一之后，以共和—进步党为代表的立宪派，基本放弃了暴力手段。

　　因为清末立宪运动的主旨，就是要建立一种现代政治规则，为了这种政治规则的建立与巩固，对清廷与皇族，他们都可以妥协，何况是一个表面上拥护共和的袁世凯？

　　民初的“党争”，共和—进步党一系占了上风，因为他们是当时中国唯一经历过议会政治实践的一批人。同盟会员这方面能力比较欠缺，说理说不过，就会油然而起动手的念头。

　　在以“排满”为号召的革命过程中，暴力被赋予了合法性，因为没有无量鲜血，不可能换得河山易色。但是，如果已经承认了统一政府与议会政治，再动辄使用暴力，就很难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了。

　　1912年6月30日，同盟会在万牲园开会，欢迎南方九省来的代表。席间有人放言，“袁大总统为第二拿破仑，袁所最惧者炸弹，吾辈当以炸弹从事”云云。武昌首义元勋邓玉麟其时也在座，他的随员黄祯祥站起来驳斥发言者，大意是吾辈既经公认袁为总统，则对于总统应各尽其拥护之职，若反对总统，即为反对共和，若诸君以一党私见，置大局于不顾，实为民国罪人。

　　黄这种意见是当时的舆论主流观点。起义虽由革命党人发动，但立宪党人花了很大气力，出资、奔走、游说、让步，才使南北双方在刀兵未动的情形下，共同缔造民国，现在许多同盟会员自恃功高，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别说政治对手不干，不少自己人听着都皱眉。

　　黄祯祥还提到一个话题，他说“武汉起义时同盟会党人潜伏海外，当时血战者鄂中志士居多，今共和告成，乃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实属无耻”。黄的看法很具代表性，尤其是代表武汉一系的观点。从革命功业，从治国经验，从外交基础，各方面而论，同盟会都未能让人口服心服，我们凭什么要听你们的啊？

　　总的来说，虽然宋教仁一手改组的国民党在首次大选中获胜，但同盟会的革命暴力气质，与议会政治颇有些格格不入。宋教仁之被刺，究竟是谁指使，史学界尚有很大争议。而孙中山坚持发动二次革命，则可视为“革命的纯粹主义”，失败后跟吴佩孚等人同调，寻求“武力统一”，其实是要将暴力进行到底，重造一个理想的全新民国。

　　国民党在1927年终于卷土重来，次年以武力方式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在此时，民初辛苦培育的宪政资源已经全然耗尽，北洋政府是同样的暴力崇拜者。北伐的胜利，只是暴力对暴力的胜利。得于斯者失于斯，二十一年后，国民政府同样输掉了暴力战争。

　　如今的海峡两岸政权，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是1912年创立的那个中华民国的继承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魏城 weicheng_ft@yahoo.co.uk）

　　杨早，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