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再次讨论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要回击铁托！

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2）


　　（续前）二　再次讨论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

　　波匈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演说，又在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一阵风浪。与苏共、中共的判断不同，铁托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匈牙利发生的危机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批评匈牙利领导人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干涉是“不必要的”，而第二次出兵虽然可能有必要，但却是“错误的”。铁托反驳了南斯拉夫应对匈牙利闹事和事态扩大承担责任的看法，认为这些观点来自“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由此，铁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问题。在铁托看来，尽管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但其认识却有相当的局限性，实质问题不在斯大林个人，而在斯大林建立的制度：“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不断地坚持地根除的东西，而这也是最难以做到的事。”[12](p15～37)

　　普拉演说不仅批评了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触及到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因此立刻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强烈反响。作为苏共中央喉舌的塔斯社19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铁托的演说同南共联盟领导机关此前不久的相关说法“格格不入”，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原则相违背的”；演说“流露出一种干涉其他共产党的事务的倾向”；把共产党分成“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在客观上“只会危害共产主义运动”。苏共还特别批评了铁托关于个人崇拜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并将这一观点与西方“反动宣传”相提并论。⑦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蒙古各国党报群起攻之，意共和法共领导人也相继发文章或做报告，谴责铁托及南共联盟。[13]

　　中共领导人同样特别关注此事。从11月 25日开始，毛泽东接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着重议论铁托的演说。会议认为，铁托提出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做法。毛泽东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指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而斯大林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彻底把他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会议认为，如何对待斯大林和犯错误的同志，是一个分清敌我的根本问题。铁托要把犯错误的人赶下台，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是完全错误的。[14]⑧

　　铁托演说后，苏联和东欧各党纷纷表态，进行指责。为了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11月29日毛泽东提出，中共也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可以叫“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第二天，毛泽东将会议上讨论的意见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第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其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第四，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铁托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斯大林和其他与他观点不同的同志，是错误的；把这些同志称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击，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

　　在12月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文章的设想和要点：第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讲清斯大林主义。应明确地讲，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第三，讲清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第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分清两类事件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的反苏反共风潮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问题。第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论点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明确提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第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关于文章题目，毛泽东考虑也可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最后，他指定他的两个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以及吴冷西起草文章。三人商议分工之后，各写一部分，最后由胡乔木通改全稿。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文章初稿，提出了很多意见。经胡乔木等人修改后，政治局于19日和20日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该修改稿。会议提出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对匈牙利事件不宜写得太细，不必提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文稿关于群众闹事是可以避免的说法过于简单化，因为“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但群众是无罪的。回避苏联第一次出兵的问题，而明确肯定第二次出兵是正确的。第二，苏共二十大有积极意义，纠正斯大林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结果造成右倾危险和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毛泽东强调，文章的主要锋芒应该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第三，毛泽东反复强调：“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第四，要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的共同道路。

　　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集中点”。会议认为，在指出错误的同时，文章应该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斯大林虽然有肃反扩大化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但其中都有他正确的一面：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只是扩大化而已；在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还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兄弟党，援助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特别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制度不是万能的，要靠人来运用”。毛泽东强调：“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正确与否，在这里起着重大的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转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是一种诽谤，颠倒了大是大非”。

　　这次会议“讨论得非常详细”。归纳起来，中共领导层进一步在思想上明确了以下逻辑链条：苏联以往的错误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斯大林个人的认识问题；但是，又必须为斯大林辩护，因为保护斯大林就是保护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尽管斯大林主义有缺点；苏共二十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搞非斯大林化，才引起修正主义和右倾思潮的泛滥；所以，波匈事件的关键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镇压和肃反不彻底。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考虑敌我矛盾的大背景。

　　文章按照这个思路又修改了两天，12月22日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讨论后，认为可以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23日和24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采取分段议论的方式，再次对文章提出修改意见。主要有：修正主义思潮的要害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资产阶级民主”；强调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继续明确“以苏联为首”，反对国际共运中的“多中心论”；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毛泽东又讲了两点意见。一是从理论层面解释波匈事件的起因，分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明如果处理不好，非对抗性矛盾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二是再次明确指出要为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成就辩护，并强调现在只有中国有资格出来辩护，因为中共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些新的做法”。此外，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决定删去文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一段文字。此时中共对于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主要有两点不同看法，即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大概是想在这篇文章中集中解决前者，而避免引起苏共的争议。

　　从12月27日下午到28日清早，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文章最后定稿。毛泽东决定，28日广播，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时，题目定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⑨

　　中共最高层如此重视一篇文章，数度开会，反复讨论，八易其稿，除了1945年和1981年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在中共历史上实属罕见。原因在于，这不是一篇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思考的结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共必须应对苏共二十大、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铁托和陶里亚蒂等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西方政界人士和舆论媒体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从理论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全面阐述。

　　与《一论》（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相比，《再论》反映了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思想变化的轨迹。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共高层在议论中虽然也提到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思考的重心在批判教条主义，强调如何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15](p267)波匈事件及其引发的国际风波，迫使中共的思路转向，把批判的“主要锋芒”对准修正主义，强调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当然，开创了中国革命道路并且正要继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毛泽东，并不是要改变自己另辟蹊径的思路，因为很显然，即便是强调“共同道路”，他也没有忘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是，波匈事件的震动，铁托“普拉演说”的发表，已经威胁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更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道路本质上同苏俄经验、列宁主义乃至斯大林主义是一致的，而“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苏俄的经验，否定了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也就否定了中共自己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同沿袭苏联经验、移植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相比，否定苏联道路、抛弃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是更大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中共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尽管没有对此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从中共高层的讨论中可以确定，所谓修正主义即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此后，“修正主义”的概念在中国被官方沿用二十余年，成为著名的政治批判符号。

　　《再论》发表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普遍反响，各国共产党机关报刊先后转载。反应最为强烈的是苏联。《再论》发表的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就几乎全文转载。在1956年的克里姆林宫除夕联欢会上，赫鲁晓夫特意走下主席台与中国大使刘晓拥抱、接吻和干杯，称赞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还请刘晓与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坐在一起。其他苏联领导人也纷纷表示赞许。[16](p117)⑩苏联民众对《再论》的反应更加热烈。转载《再论》当天的《真理报》发行了约 2000万份，之后还印发了100万册单行本。文章刚一刊出，苏联国内就有许多读者打电话、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表示对文章“非常满意”。有读者说：“我参加共产党三十年了，据我评判，这样的阐明斯大林功过问题深刻地符合我们内心感觉，符合每人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读者说：“我不能不对中国同志表示感激，他们这样公正地评论我党。”一些读者认为《再论》“给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历史道路以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巨大的意义”。《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Sachiukov)告诉中国记者，“许多宣传员认为这篇文章是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问题的典范”。[17](p193～194)苏联大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斯大林和铁托问题的分析，他们完全同意对斯大林问题的分析。有的说，《再论》说出了我们人民心里的话。还有的说，如果斯大林尚在，波、匈事件不可能发生。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看出中共和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有分歧，但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结论。[18](p51～52)

　　从中国驻苏记者的报道看，苏联各方高度评价《再论》，主要是因为它充分肯定了苏联的基本经验和斯大林，在对匈牙利事件和南斯拉夫铁托演说的问题上，保持了与苏联基本一致的立场，在一片反苏的国际舆论中，这对苏联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持，正如苏联读者所说“这对于打击目前反苏叫嚣很有作用”。[17](p193～194)[18](p51～52)中共在历史上受过斯大林的压制和怀疑，也对苏共的某些做法进行过抵制，而现在既坚持苏联道路和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反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又有分寸地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给人的感觉是立场坚定、态度公允、目光远大。《再论》的发表，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和威信。无怪乎有些苏联人在盛赞《再论》的同时，表示出对自己领导人的不满，说赫鲁晓夫应该到中国去学习。甚至有人说，世界上出现了伟大的列宁继承者毛泽东，苏联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转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拜了。[18](p52)

　　尽管中共领导人赢得了如此赞誉，但他们同波兰、匈牙利执政者一样，也需要应对国内的复杂局面和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未完待续）

沈志华，《史学月刊》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