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救国军与日军、伪军、新四军的“四国演义”

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抗日吗？（下）


　　（续前）要还原忠救军抗日历史的全貌目前还很难

　　忠救军主要活跃在江苏、浙江、安徽一带（此外，天津、河北也有忠义救国军第七路、第九路军在活动）。其活动究竟给日军带来多大的压力，取得怎样的效果？梅乐斯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已磨利了这时正对准指向日均占领区咽喉的这柄匕首。只要忠义救国军有所准备，可以随时出击，日本人便一天不能高枕无忧，不得不保持大批部队，来担任警备。当时便有七个师在其他地方亟需的部队，必须驻守在这一地区，甚至以如此庞大的军力，也还始终无法确定，忠义救国军下一次将在何处发动攻击。”

　　梅乐斯和他的一些同事曾到过忠救军作战的一线地区，所以了解到不少具体的忠救军抗日案例，这些案例也写进了他的回忆录里。譬如：“有一批我们始终未曾见到过的忠义救国军，是由一位伯纳·岳（编辑未能查找到其人的中文姓名）指挥的。他们专门从事破坏工作，诸如毁坏飞机、切断交通线、破坏电力发电厂等活动，使大大小小的日军疲于奔命。有一次，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发现离上海青浦不远的一处地方，日军藏有大批军火炸药。我们去电要他们把炸药炸掉。但使我大为意外的是，他们居然回电提出了反对，这对我来说，几乎就像是叛变造反起来，……我催得非常紧，因此伯纳·岳和他的部下……不久便拟好了一个他们认为可能有效的计划。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对这一军火贮藏库所在的地形非常熟悉……凭着这些条件我们的忠义救国军朋友，起草了一份传单的草稿，用无线电发给了我们。我们开始渐渐明白了在他们心里，究竟是在做些什么打算，因此，我们不但印出了两万份传单，而且还把这批传单交给了陈纳德将军，请他下次派一架飞机飞到那边去，把它们投在青浦和最靠近那个军火库的村子里。那些负责保护这个军火库的日本军官，知道了附近地方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将受到轰炸，无疑感到了极大不安。……在此情形下，日本人便赶紧把他们那些宝贵的军火运出来，开始搬到山里去，……分布在各处的忠义救国军部队，已经等在一些俯瞰各处小径的有利地形里，结果，他们不但把那些军火的大部分炸掉，同时还炸掉了许多日本人。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伯纳·岳为什么不同意我的建议，干脆把那座军火库一炸了事，而要费时费力地去做那么多各种准备——这批军火贮藏的地方紧邻着一个人口稠密的大村子，若贸然原地炸毁，很可能把村子里半数的人也一并炸死。”

　　梅乐斯曾在雄村训练营呆过不少时间，他发现这个训练营，实际上还担负着对日经济战的功效。大量的日占区“伪币”被运到雄村训练营，然后再通过忠义救国军之手，转运到敌占区去购买国军所需要的军备物资如汽油、轮胎、棉花等。训练营里的美国人还曾通过梅乐斯，征求到随同忠救军一起出发执行任务的机会；但美国人并不能适应忠救军高强度的纯体力行军，一位军官发了高烧，另一位则眼睛发炎到无法瞄准。袭击的具体成果，毁坏日军哨舍两所，炸毁铁路轨道五处。伤者除外，忠救军阵亡了七人，另有十六名中国人牺牲，美国人则被保护得毫发无伤，梅乐斯感慨道：“我们的孩子们终于了解，充分的训练和准备是绝不能掺假的”。

　　梅乐斯所了解到，其实只是忠义救国军抗日行动的一小部分。如果说梅乐斯是国民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其描述可能带有偏见的话，那么，当年的左翼刊物的报道，应该不会是虚言。1938年12月上海的《文献》杂志第三卷曾刊登有专栏特稿，题为《忠义救国军——活跃于东战场上的民众武装》，文章说：“他们——无论是农工大众，知识青年，以至于土匪流氓，都集合在忠义救国，抗日复兴的大纛之下组织起来了”；文章还对忠救军11月份的战果做了统计，一月内共发生九次战斗，仅l0日一天就有两次：一，“吴江某支队陈部自青浦某处挺进至昆山京沪线一带，并扫荡苏嘉路直达吴江，与日军激战十余次，毙日军百数十，毁日军用车二十辆，破坏公路及铁路二十余里，爆毁铁桥及桥梁十二座”；二，“常熟某支队郭部俘日军需船一艘，截获粮草甚夥”。文章还具体报道了一次战役经过，某支队接密报，“伪维新政府要逆将于9月30日早车由沪迁京(按：南京)”，奉命将无锡石塘湾铁路一段破坏，车过即倾覆，“预伏之忠义军乃加以袭击。大刀队亦出动乱斩。是役忠义军大获全胜，日军死亡八十九名，并截获军械子弹军旗刺刀，秘密文件日记照片无数。俘虏日军四名”。刊物的主编，是左翼作家、共产党员阿英（钱杏邨），其对忠义救国军抗日形状的描述，自然是相当可信的。

　　但可惜的，国内迄今为止，尚无任何研究忠义救国军的专业成果，忠救军敌后七年的抗日行动的全貌，很遗憾后人暂时还不能看到。抗战胜利后，大部分忠救军被编入交警总队，进入铁路、公路等交通部门。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而死后，这支武装力量在国民党内日趋没落。1949年5月，国共内战进至上海，交警总队大部被歼。

　　忠救军与日军、伪军、新四军之间的“四国演义”

　　各种大陆史料里，忠救军最大的历史罪状，莫过于其与日伪军的“勾结”。如江渭清在其回忆录《七十年征程》中说道：“‘忠救军’以第三战区后方为基地，以苏南东路为基本活动区域，并与沦陷区日伪势力暗中勾结，扮演了反共摩擦急先锋的角色。”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粟裕的电报里有真相

　　欲了解忠救军在苏浙皖地区的真实生存状况，不妨先来看一封粟裕的军事电报：

　　陈、饶、赖（编辑注：陈毅、饶漱石、赖传珠）：

　　一、“忠救”二个支队约二千余人，于一月利用伪军关系，北渡犯我地区，窜入靖江地区。我曾派队进击，因其靠近敌伪据点，我未能奏效。最近我想集中主力歼灭之，但敌向我反复“扫荡”，计划又延时间。近又以二个团进击宣家堡伪军，而“忠救”公开出击增援，其政治上完全破产。由于此，敌寇知伪顽关系，遂派队“扫荡”“忠救”，将其支队长汪浩然(汪浩然，当时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教导第1团团长)俘去。“忠救”见敌寇“扫荡”，我大军北面堵击，伪军关系被敌发觉，在苏北不能立足，遂窜回江南。另一面由于浙省战事，皖南顽军东调，苏南、皖南阵地空虚，调回填防，亦是原因之一。二、此次“忠救”渡江南窜时，在铁路上被敌截击，失散二百余人。我武进县府截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三支。三、“忠救”到金丹武区（指江苏省金坛、丹阳、武进地区），为求立足可能，在该地与我找磨擦。我应设法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有力的打击、如在敌伪据点不便集中主力时，应在有利时机予以奇袭，逐渐消耗。但该部战斗力相当强，不亚于四十师、五十二师、一零八师，你们不可轻视。如仅以三个连兵力进击之，万一不利，则你们在苏南工作将会受到影响。你们应慎重留意。四、我已令十八旅继续派兵南渡，加强活动，开展工作，以防“忠救”再行北窜。

　　粟裕 六月六日（粟裕关于“忠义救国军”北犯和南撤经过致十六旅并陈毅等电(1942年6月6日)，引自《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

　　电报里提到了这么几个关键信息：1、忠救军与伪军是合作关系（这一点梅乐斯也是毫不否认的，前文曾提及），曾联手进攻新四军控制地区；2、新四军进攻伪军时，忠救军曾公开出动增援；3、因忠救军出面救援伪军，而引起日军对伪军的怀疑和整顿。这封电报其实已能够说明忠救军当日在敌后的基本生存策略：抗日、联伪、打击新四军。

　　其实，在1943年春，戴笠由重庆到皖南“忠救军”总部视察，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时，曾公开阐述过忠救军的这一生存策略。戴笠说：“部队在沦陷区活动，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伪军，否则部队就陷于敌伪匪(指新四军)三面环伺之下，我们就只有挨打，但利用伪军必须保守秘密，免得敌人发觉，使他们(指伪军)受到影响。过去龚国梁、丁锡山的垮台(龚、丁二人因和‘忠救军’合作，接受了番号，被日寇知道了，以后都被日寇缴枪或解除了军职)就是一个教训，而且有些人还会说我们的坏话，当然对你们的部下，也要说清楚，不要什么误会……我们要控制沦陷区，如果不利用这些伪军的力量，这些力量，必然会被别人抓去。”

　　曾在“忠救军”内做过干部的吴靖洲、胡啸华、何鹏章、姜溢三、董南辕、陈旭初等人，1949年后留在大陆，曾合作撰写过文章《军统局“忠义救国军”勾结与收编伪军情况》，翔实而客观地回忆了忠救军当日与日、伪及中共军队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不少具体案例。下面试举几例：

　　例一：忠救军利用伪军送来的情报打击日军

　　依照戴笠的指示，忠救军对沦陷区的伪军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之成为忠救军埋藏在日军阵营里的“内应”。据吴靖洲、胡啸华等人回忆：“（忠救军）这些人的进出沦陷区，都是由江阴青阳伪军高杏宝掩护接送的。高部有两艘小汽轮，经常挂着清乡大队的旗帜，由青阳经无锡穿过太湖至宜兴的官村或徐舍，接送‘忠救军’来来去去的官员及替‘忠救军’接运弹药等军需物品。同时‘忠救军’指挥所及一、四两团之中有很多官员都携带有‘清乡大队’的身份证，他们进出无锡市区采办物资通行无阻，因当时所谓‘清乡委员会’及‘清乡大队’之类的伪组织是最吃香的，最时髦的机关，连日本鬼子都让他们三分。”

　　通风报信更是伪军和忠救军之间的常见合作：“1941年12月下旬，横山桥伪自卫团团长周德纯和清乡大队蒋鼎生二人合送来一个情报给焦店的指挥所，说是常州的日酋中岛亮中佐和苏州昆山的树泽大佐联队及江阴的田中新一少佐等日军，计划水陆并进从四面包围‘忠救军’于焦店附近。参谋长刘纬得此消息后，即将第一团撤至麻皮桥，第四团撤至双庙附近。因伪军这个情报，使‘忠救军’有了准备，故12月27日当日军围攻‘忠救军’时，被‘忠救军’打垮了两路日军，俘虏了田中新一少佐以下四五十人。”

　　例二：忠救军屡次救援被新四军围困的伪军

　　据吴靖洲、胡啸华等人说，1943年秋马志超接任“忠救军”总指挥后，严格执行戴笠的指示，要求凡进入沦陷区的部队，必须多方面和伪军联系，并策反伪军作为扩充实力，控制敌占区的主要办法，故一直到抗战胜利，该军和驻地周围苏浙皖边区的伪军，除了被收编的之外，其他大都保持联系，或给以番号名义。也因此，在新四军进攻伪军时，与伪军保持合作关系的忠救军屡次出动救援伪军：

　　“在日军几次下乡扫荡时，‘忠救军’总是躲在伪军驻地附近，有时竟住进伪军的营房中去。例如泰兴孔实桥是伪第二十四师副师长兼团长王剑齐的驻地，‘忠救军’一、四两团团长等官员及部队曾多次住在王的营房中吃、喝、打牌，勾结甚紧。在3月间有一次新四军部队将宣家堡的伪军一个旅(旅长娄元勋约1000余人)包围攻击即将缴枪，颜秀五和王剑齐要求汪浩然援助、解围，汪即派副团长王力忠率两个营，由孔家桥附近出发连夜赶往宣家堡，从新四军侧背袭击，新四军部队被迫撤退，救出了这支伪军。因此这些伪军对‘忠救军’的经济上和军粮上也颇多接济。”

　　例三：忠救军利用伪军关系让日军出兵击退围困自己的新四军

　　忠救军不但利用伪军来打击日军，同时也利用伪军和日军来打击中共军队，郭墨涛部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

　　“忠救军第一团由团长郭墨涛率领进入敌区后，在昆山唯亭附近，偷越铁路时，被日寇发觉打了一仗，缩回洋澄湖后，在湘城又和新四军打了一仗，部队受了些损失。周伟龙（编辑注：周伟龙，忠救军总指挥）在电报中指示郭墨涛快速将部队靠向常熟、江阴与伪军密切联络。郭即率部队到常熟田庄和自卫团杨春华汇合。为了便于活动，把全团官兵都改装成田庄自卫团的部队，并由伪自卫团长杨春华做了十几面‘常熟田庄自卫团’的旗帜，发给该团各营连。事情被日寇常熟宪兵队队长陈伏夫及警备队长清水知道了，向杨春华质问，杨说‘忠救军’已被他收编，所以打上了他的旗号，准备共同扫荡新四军。日酋听说共同打击新四军，不仅没有追究，而且夸奖杨有办法。不几天新四军何克希将军指挥几个团把‘忠救军’第一团包围于洋河山附近，双方激战甚烈，打了四五小时．该团并有被歼灭危险。团长郭墨涛要求杨春华向日寇求援，杨即向日酋陈伏夫、清水两人说明新四军包围了将被他收编的‘忠救军’的情况，要求援助。日酋答应立即调来日军一二百人，连同杨春华的伪军一起从田庄向洋河山新四军侧背攻击，新四军在日伪腹背夹击下撤退，‘忠救军’遂被救援出来。……次日日酋和杨春华、郭墨涛等开了会，决定日伪蒋三方面联合向乡下进行一次‘清乡’，目的是清扫新四军的部队，以‘安靖地方’。当时日酋陈伏夫和清水两人率领了几十个日兵，杨春华率领伪军百余人，郭墨涛率领‘忠救军’两个营，由田庄向西北江阴县境方向搜索前进，上午出发时，天下小雨，部队一直冒雨行至陆家桥，因新四军打击了‘忠救军’后，早已撤走，日伪蒋部队在陆家桥稍休息后，即返回田庄。‘忠救军’第一团各营连之一些下级干部和士兵，对这种日伪蒋的勾结行为颇为不满，例如连长韩绍愚、黄明化等，有一次在田庄一家饭馆中吃饭时向政训主任龚式谷等说：‘我们出山时周先生(周伟龙)给我们讲话，要我们到沦陷区打鬼子，现在都和鬼子搞在一起了，把‘和平军’的旗子也打上了。郭墨涛究竟在玩什么把戏，难道他真是想带我们当汉奸吗？‘龚说：‘不会，这是没有办法，否则我们无法立足。’以后各营连指导员纷纷向龚式谷反映，大部分人都对此不满。团部也有大部分人不满，一天副团长汪浩然和团附王力忠找了政训主任龚式谷，开了个秘密会议。……（周伟龙）恐部队发生问题，便立即电令郭墨涛速将部队调离田庄，向江阴地区移动。周因怕这个团再被新四军包围攻击，即电青阳伪军高杏宝，峭岐伪军徐久玉率伪军由驻地出发向江阴皋岸镇搜索前进，接应郭部，并约定在皋岸会师。此时约8月初，伪军和国民党军在一个下午都到达了皋岸，当地老百姓看见了这伙人，有‘中央军’也有‘和平军’，搞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都用一种惊奇的眼光注视他们，有的人就问：‘你们究竟是什么队伍？’国民党军答称‘忠救军’。又问：‘忠救军不是中央军吗？怎么和和平军搞在一起呢？’国民党军说‘不知道’。”

　　结语

　　1、无疑，忠救军是一支抗日部队。

　　2、无疑，忠救军也是一支坚决与中共部队武力对抗的部队。

　　3、无疑，忠救军还与伪军保持着极端密切的合作关系。

　　4、没有非黑即白的历史。忠救军与日、伪、共在苏浙皖地区上演的漫长的“四国演义”，该如何评价，不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谌旭彬，腾讯历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