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保皇公司”与“革命公司”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近年成了至理名言。不仅衣食住行要钱，办企业要钱，若想运动个肥缺，也难免大把大把地花钱。有投入就巴望着赢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投资的路子也越活泛。

　　近代以来，广东在经济上一直属于“先富起来”的地区，政治上也不甘落后，先后为国贡献了康有为、孙中山两位政治领袖。康是改良先知，失败后成了保皇党魁首；孙是革命大炮，成功后当了民国大总统。这二位政见不同，但有一点共识：要实现伟大理想——“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他们的集资手段也很先知先觉，都走了“海外上市”的路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以光绪帝的“衣带诏”相号召，于1899年6月15日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或称“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英译名为“中国维新会”，开始在华侨中筹款。康有为经营有方，“保皇公司”投资地产酒楼，办书局报刊，圈到了不少钱，也挥霍了不少钱，以致后来有人骂他“娶日本老婆，炒墨西哥地皮，做加拿大股票”，奢侈“拟于欧美帝王”，“公款私图生意”。

　　康有为“海外上市”成功，想在国内搞“武装改良”。他支持唐才常成立“自立军”，准备起兵“勤王”。搞武装就得买军械，没钱是不行的。光靠“保皇公司”的海外汇款不够，好在中国近代政党继承了会党传统，唐才常仿效哥老会创设“富有山堂”，发行一种“富有票”，入会者达十万余众，仅两湖地区就卖出了两万多张。1900年唐氏举事失败，“富有票党”被缉拿追缴，捕杀逾千。

　　相形之下，革命党欲以武力推翻清廷，更需要枪炮弹药，当然也更缺银子，必须与保皇党争夺海外会党势力，开展“集资竞赛”。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受封“洪棍”；创立同盟会后，又决定全体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他筹款也特有创意，1906年在法属殖民地越南发行了100元面值的“中华革命军银票”，注明“持券人可在中国革命政府成立一年后，向广东政府官库或其它海外代理机构兑取现银”，以法文印刷并加盖中文“中华革命军银票壹百元”的印章。

　　孙中山称颂“华侨乃革命之母”。1911年他到加拿大筹饷，当地约四万华侨中八成为致公堂成员，各堂口纷纷典押会所，共捐款6．4万加元，居黄花岗起义华侨捐款之首。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同年5月5日出席芝加哥同盟会分会集会，宣布成立“革命公司”，动员华侨购买“公司”股票，承诺在革命成功后，股金本息加倍偿还。

　　同年6月15日，孙中山提议组建的美洲洪门筹饷局在旧金山成立，以革命军政府名义发行债券，由会计李公侠开具收执。捐数五元美金以上者，均双倍给发中华民国金币票收执，十元者列名为优先国民，百元者记功一次，千元者记大功一次，待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孙中山手订之筹饷约章规定：“所收捐款多少，除经费外，一概存入银行，以备孙大哥有事随时调用，他事不得提支”。通过洪门组织，数月内募集美金144.1万余元，又在古巴成立代理筹饷处，将集资行动拓展到南美。

　　武昌起义爆发后，筹饷局筹集万余美金赠与即将回国的孙中山，并陆续汇巨款供应各省义军，还购买6 架飞机运抵上海。1912年又筹集资金以充实国库，并将余款30余万元汇至上海犒赏军士。自武昌首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就提供了20 余万美金。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筹饷局将一切账目上缴革命政府报销。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护法讨袁，又如法炮制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筹饷，

　　改良与革命，是当时中国前途的两大选择，均属“风险投资”性质，两派各为其政治博弈下注。“保皇公司”与“革命公司”先后在海外“上市”，同为“党营企业”，但前者经营管理水平显然不如后者，“保皇公司”变成了垃圾股，“革命公司”被追捧成绩优股，但行情先涨后跌。

　　孙中山等发行“革命债券”筹到的军饷，绝大部分属于义捐，债权人未要求兑现，一些华侨还将债券付之一炬。他们真正期待兑现的，是筹饷局章程中的第一条： “革命军之宗旨，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使我同胞共享自由平等博爱之幸福”。此后折腾了近一个世纪，除结束帝制且两度走向共和外，民生主义及自由平等博爱等幸福梦想，国人仍在继续追求中。

　　套用一句当今流行的话：政治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2009年11月26日 风雨读书楼

　　 章立凡，《中国周刊》2009年第09期（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