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0日 星期二

章立凡:“保皇公司”与“革命公司”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近年成了至理名言。不仅衣食住行要钱,办企业要钱,若想运动个肥缺,也难免大把大把地花钱。有投入就巴望着赢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投资的路子也越活泛。

  近代以来,广东在经济上一直属于“先富起来”的地区,政治上也不甘落后,先后为国贡献了康有为、孙中山两位政治领袖。康是改良先知,失败后成了保皇党魁首;孙是革命大炮,成功后当了民国大总统。这二位政见不同,但有一点共识:要实现伟大理想——“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他们的集资手段也很先知先觉,都走了“海外上市”的路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以光绪帝的“衣带诏”相号召,于1899年6月15日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或称“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英译名为“中国维新会”,开始在华侨中筹款。康有为经营有方,“保皇公司”投资地产酒楼,办书局报刊,圈到了不少钱,也挥霍了不少钱,以致后来有人骂他“娶日本老婆,炒墨西哥地皮,做加拿大股票”,奢侈“拟于欧美帝王”,“公款私图生意”。

  康有为“海外上市”成功,想在国内搞“武装改良”。他支持唐才常成立“自立军”,准备起兵“勤王”。搞武装就得买军械,没钱是不行的。光靠“保皇公司”的海外汇款不够,好在中国近代政党继承了会党传统,唐才常仿效哥老会创设“富有山堂”,发行一种“富有票”,入会者达十万余众,仅两湖地区就卖出了两万多张。1900年唐氏举事失败,“富有票党”被缉拿追缴,捕杀逾千。

  相形之下,革命党欲以武力推翻清廷,更需要枪炮弹药,当然也更缺银子,必须与保皇党争夺海外会党势力,开展“集资竞赛”。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受封“洪棍”;创立同盟会后,又决定全体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他筹款也特有创意,1906年在法属殖民地越南发行了100元面值的“中华革命军银票”,注明“持券人可在中国革命政府成立一年后,向广东政府官库或其它海外代理机构兑取现银”,以法文印刷并加盖中文“中华革命军银票壹百元”的印章。

  孙中山称颂“华侨乃革命之母”。1911年他到加拿大筹饷,当地约四万华侨中八成为致公堂成员,各堂口纷纷典押会所,共捐款6.4万加元,居黄花岗起义华侨捐款之首。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同年5月5日出席芝加哥同盟会分会集会,宣布成立“革命公司”,动员华侨购买“公司”股票,承诺在革命成功后,股金本息加倍偿还。

  同年6月15日,孙中山提议组建的美洲洪门筹饷局在旧金山成立,以革命军政府名义发行债券,由会计李公侠开具收执。捐数五元美金以上者,均双倍给发中华民国金币票收执,十元者列名为优先国民,百元者记功一次,千元者记大功一次,待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孙中山手订之筹饷约章规定:“所收捐款多少,除经费外,一概存入银行,以备孙大哥有事随时调用,他事不得提支”。通过洪门组织,数月内募集美金144.1万余元,又在古巴成立代理筹饷处,将集资行动拓展到南美。

  武昌起义爆发后,筹饷局筹集万余美金赠与即将回国的孙中山,并陆续汇巨款供应各省义军,还购买6 架飞机运抵上海。1912年又筹集资金以充实国库,并将余款30余万元汇至上海犒赏军士。自武昌首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就提供了20 余万美金。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筹饷局将一切账目上缴革命政府报销。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护法讨袁,又如法炮制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筹饷,

  改良与革命,是当时中国前途的两大选择,均属“风险投资”性质,两派各为其政治博弈下注。“保皇公司”与“革命公司”先后在海外“上市”,同为“党营企业”,但前者经营管理水平显然不如后者,“保皇公司”变成了垃圾股,“革命公司”被追捧成绩优股,但行情先涨后跌。

  孙中山等发行“革命债券”筹到的军饷,绝大部分属于义捐,债权人未要求兑现,一些华侨还将债券付之一炬。他们真正期待兑现的,是筹饷局章程中的第一条: “革命军之宗旨,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使我同胞共享自由平等博爱之幸福”。此后折腾了近一个世纪,除结束帝制且两度走向共和外,民生主义及自由平等博爱等幸福梦想,国人仍在继续追求中。

  套用一句当今流行的话:政治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2009年11月26日 风雨读书楼

   章立凡,《中国周刊》2009年第09期(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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