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与周恩来

1965年9月印尼发生政变，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合作绑架了包括陆军司令在内的6名高级将领，并殴打和杀害。而此事是因为印尼军方反对苏加诺重用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引起。此举引起军方的强烈反弹，雅加达军区司令苏哈托率兵推翻了苏加诺的统治。因为印尼共产党是受中共扶持的，导致了印尼大规模排华浪潮，并波及中国驻印尼使馆。鉴于印尼“革命人民”有可能开展武装斗争的形势，周恩来特意把赴印尼途中的政务参赞召回，改派游击队长出身的具有军事经验的姚登山去任临时代办。（刘一斌《印尼“九三零事件”发生后》，《世界知识》2006年第1期）

印尼对中国大使馆采取断水断粮等措施，并且派人冲击。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驻印尼大使便应召回国，留下姚登山负责临时工作。姚登山率领使馆工作人员不辱使命，斗争坚决，其本人也因此被称为“红色外交家”。
1967年4月30日，被印度尼西亚驱逐的中国临时代办姚登山回国。周恩来提出要亲自到机场迎接。（刘一斌《刘振华在外交部的岁月》，《湘潮》2010年第11期）

姚登山既让造反派有了一个可以取代陈毅的人选，也被周恩来看成是万一陈毅被打倒后的“备用胎”。一旦陈毅真的倒台，姚可以成为周恩来在外交部的代理人。
姚登山一回国，就受到周恩来的垂青。在周恩来的运作下，姚登山于“五一”之夜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且拍了一张姚站在中间，左挽江青，右搀毛泽东的合影。如此殊荣，在中共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此后，周恩来两次提出让姚登山参加抓外交部党委的工作，参加“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但是姚登山以工作不熟悉为由，没有参加。特别是第二次是发生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当天深夜。周恩来说：对领导干部不能一律靠边站。……要搞一个“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姚登山参加，你们报一个方案。（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79页。所谓姚登山夺陈毅的权纯属子虚乌有。马继森认为，姚非常迷信毛和尊重周。周先让其参加部党委会议，后要他进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他都没去。但是官修史书却说他夺权当了“代理外交部长”，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184页）

姚登山在外交部积极执行周恩来交代的任务，他奉周恩来之命，从5月起到8月，到北京大专院校做外事报告，以图影响红卫兵学生正确对待外事工作，并且参加外交部的文革运动，被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外交部造反联络站核心组聘为顾问。
姚登山更在8月26日保护陈毅时立下汗马功劳。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团要劫持参加批陈会议的陈毅，而周恩来又因事未到。在场的姚登山先是把陈毅藏起来，接着又利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指示把冲击会场的人劝出去。姚登山又及时向周恩来报告发生的一切。周恩来指示姚登山把陈毅安全送回中南海。为了安全起见，姚登山特意把陈毅的车子换掉，由外交部派车，路上还绕道行驶，直把陈毅安全送回。但是此事后来被渲染成周恩来一人的功劳。（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181-182页）相反，许多问题与姚登山明明无关，却非得把责任推到姚登山头上。幸运的是，这些事情已经被有识之士所纠正。（冉隆勃、马继森《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II-III页）

让姚登山后来倒霉的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姚登山与外交部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成员一道参加听取王力的“八七讲话”。中间，姚登山问王力，“不是总理不同意‘打倒陈毅’的口号吗？”王力回答说：“总理身份不同嘛。”事后，王力特意修书一封致姚登山，说要陈毅到群众中检查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文革小组是一致的，企图从中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171-172页）

另一件事是大约在8月5日左右，姚登山在外交部传达关锋、戚本禹的讲话。关锋说，外交部十多年来受到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领导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就是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卜伟华《关于文革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卜伟华在三味书屋的讲演，2009年8月1日。马继森认为王力的8月7日讲话系由姚登山传达关锋、戚本禹的讲话引起，见冉隆勃、马继森《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第113页）此事被认为同火烧英国代办处有联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此之外，姚登山倒霉，马继森女士认为“原来姚登山只听命于周恩来，而这之后（指姚登山同关锋、戚本禹、王力谈话——笔者注），他既听周恩来的，也听中央文革的。”，即姚登山脚踩两条船。（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257页）
曾任外交部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杨荣甲在回忆录中说，姚登山所犯的错误主要就是一件，那就是在王力讲话之后，姚登山也到外贸部发表了一番讲话，煽动那里也夺了政治部的权，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王力被抓，形势逆转，姚登山被周恩来一脚踢开，理由是姚登山夺了权：大权旁落了四天。（当时风传姚登山当了四天外交部长，阳木《“文革”闯将封神榜》，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1967年8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时针对外交部的形势发表谈话，在谈话中，周恩来指责了姚登山，批评了陈家康。（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1967.08.31，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周恩来说：从姚登山的表现看，他还不成熟，他提出一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如提“刘、邓、陈一小撮”就是很错误的，这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周恩来对姚登山讲：你回国不久，还不熟悉，我们还要看你，人家要求你当外交部长，连天安门上都有。你作为一个司长，对出现这样的大标语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吭一声。……陈家康像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周恩来又问姚登山在外贸部的讲话，姚说：我对王力讲话理解错误了。周恩来说：总之，你不要推给别人，你自己检查自己。周恩来对姚登山要检查自己强调了好几次。（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

9月份，周恩来当着姚登山的面说：姚登山你在这里，我要再讲一遍：你在对外斗争时是英勇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了，是我把你派出国的，你回来我去接你了，我又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周恩来对外事口领导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1967.09.18，《周恩来文革讲话集（1966-1976）》，笔者收藏）
10月份周恩来会见外宾，谈及姚登山时说对姚还是要一批二保。（周恩来接见毛里塔尼亚外宾后和一位翻译的谈话，1967年10月17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但是周恩来对姚登山极为不满了。会见外宾的第二天，周恩来说姚登山狂妄到了极点。（1967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27期）

于是，当外交部开始清查“五一六”时，周恩来把姚登山和“五一六”联系起来了。周恩来说：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表外交部长。”（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1970.01.24，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
后来周恩来更是直接把姚登山定为“五一六”分子。周恩来在当年11月份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到清查“五一六”时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五一六”。（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最终，在外交部被定案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中，头一个就是姚登山。
最后姚登山以反周，要夺陈毅的权（实则均为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罪名被列为“五一六”头号分子，被关进了秦城监狱，长达9年多。（陈益南《读〈外交部文革纪实〉》，《华夏文摘》增刊，第490期，2006年3月22日出版）

何方先生对姚登山有段精彩的评论：
“公开宣称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时间还有几种不同说法；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实际上半天都没有。周恩来批评的也只是越权以业务监督小组名义向有关使馆发电报。传得最厉害的是被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时捧上天的驻印尼使馆代办姚登山，后来说他夺权当了‘代理外交部长’还上了像《周恩来年谱》这样的正式党史书(只是用了个“革命领导干部”的讽刺称呼)。实际情况是，姚登山一直迷信毛泽东和尊重周恩来，当造反派的头头时也还是听周恩来的话。不过他坚持只参加运动决不染指行政，因此周恩来先让他参加党委会议，后要他进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他都没有去。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周恩来把他捧上了天(安门)，又打翻在地，说他夺了外交大权，是‘五一六’分子。所以造反派垮台后，外交部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批的头号‘五一六’分子就是姚登山，罪名是反对周总理、要夺陈毅部长的权。批斗后既未判刑，也无结论，就被送到秦城关押了九年。从批斗到关押，周恩来都没过问。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时，姚登山被放了出来，继续当党员(从未开除过)，还恢复行政级别(11级)。现在看来，这位老八路也是一件冤案，但是许多书上至今还在流传着被编造出来的‘造反派外交部长’呢！”（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下，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68页）

司马清扬，网刊《昨天》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