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三：我的伟大的母亲

王文珍一家合影

    我的母亲王文珍，在2012年3月7日12:10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完成了她的人生使命，在家中平静辞世，享年92岁。

    母亲诞生于1920年1月23日。祖籍山东省昌乐县王家庄。18岁与父亲冯志刚成婚。育有三子二女：冯立三、冯立成、冯季良；冯金荣、冯金娥。母亲闭目时刻次子冯立成，女婿崔青山在侧。

    母亲于解放战争时期，曾在沈阳掩护父亲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父亲当时的地下党领导是解放后任市公安局长的于静波。母亲身份暴露后与父亲及于静波一道逃到北京并一起住在新街口迎接解放。北京解放后，父亲曾参与中央财经学院前身中央税务学校之创建。此后母亲一直在北京生活直到谢世。

    她的父亲二十几岁即作为村长为武装抵御土匪袭扰而英勇捐躯。从此母亲与外祖母，孤儿寡母，仅靠一亩薄田，相依为命。她历经战乱，饱经忧患，颠沛流离，饥寒交迫。在极左路线统治年月，又备受歧视与屈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出事举家蒙难。天堂地狱之隔，决于瞬间。这一切养成她坚韧的秉性，应变的能力和伟大的人格。如果真有宗教家所描绘的为人们所向往的美丽而幸福的天国，母亲的灵魂必会被天使所簇拥，沿着铺满鲜花的天国之路步入天堂。

    母亲人格伟大，品德高尚，含辛茹苦，舍己为人，抚育了三代人。历经艰难困苦，万难不改初衷，劳苦功高，是人间之楷模，母亲之典范。一生行状，构成一曲高亢的母亲之歌。人间有很多罪恶、丑恶和不公正，他们对母亲以及类似母亲这样将毕生心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她们的儿女的劳动者的劬劳和牺牲，常常视而不见，但天国会奖赏她们，而同时用地狱惩罚人间来不及惩罚或无法惩罚的一切罪恶、丑恶和不公正。

    我们的朋友，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辑何启治先生送来的挽联云：

    伟大母亲昭日月
    优秀儿女范后人

    上联说得很对，下联我们愧不敢当。要想达到启治的期望，我们需要怀着真诚向善的目的，兢兢业业地读书、思考、自省、自律。需要向母亲学习。人类最切近、最亲切、最纯洁、最朴素、最富于远见、最富于奠基效应、最具发展空间的、春风化雨般的滋养灵魂的教育，是由我们的母亲首先实施并最终完成的。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怎样见贤思齐，怎样洗心革面，都无法真正报答母亲的深恩。

    当年东升人民公社有人想要从母亲手中买走年幼的季良的时候，你该能想到这个家庭已濒临绝境，但被母亲一口回绝。母亲在别人看来已绝无生路的家庭中，奋力支撑，一天天把季良养大，使季良终有今日之出息，这不是母亲创造的奇迹吗？这样的养育之恩，谁能报答得了！

    金娥在上小学的时候忽患肝炎，面色蜡黄，备感弱小。家里没有钱让我坐公共汽车，从海淀四道口到右安门外第二传染病医院，我是背着她去的。没钱交付二百元的住院押金，只好买回一包药，又将她背回家。金娥的病后来居然不治自愈。母亲究竟是怎么把金娥的病“对付”好了的，我无法说清。

    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山东昌乐老家农村的奶奶和姥姥前后饿死。但在北京海淀一间房“苟活”的母亲和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居然毫发未伤。我们是贱民，不敢像贫下中农那样带着革命的豪情去偷公社的庄稼，我们只能凭勤劳、节俭、隐忍、自啮其身以苟且偷生。母亲仅凭一把捡来的破烂铁锹，把房后那片遍地断砖乱石的一分荒地开辟出来，点上玉米，从工厂废水汇成的河沟中取水浇灌。秋天，居然颇有“斩获”。公社秋收，我们全家晨昏捡漏，把收获者不慎遗落的白薯、胡萝卜、豆荚、麦穗之类拾进篮子。无钱买煤，立成到火车站去捡煤核，常常让占山为王的车站的孩子打得头破血流，衣服被撕破了，母亲用针线缭一缭。

    立成割草卖钱是在十二三岁。一个礼拜六我从学校回家天已黑了，他还没有回来，我打着手电沿着乡间小路去接他，远远的看见他低着头，拉着一车青草，如小马负轭，艰难前进。近前我小声叫一声“立成”，就见他泪水晶莹。我接过手拉起小车……上年纪的人在改革开放前的北京胡同里，会经常碰见这种穷孩子用来捡垃圾的四轮车，木板、铁轮，两脚交替蹬踏，跑起来飞快，山响。

    母亲在钢铁学院做保姆，一仆二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累了，哪能坐一坐、躺一躺，伸个懒腰就算休息了，连驴打滚的自由都没有。腿上生疮，流血，化脓，溃烂，生蛆，也不敢稍事休整，回来用盐水冲一冲，一层布一层布的裹严实，第二天照常上工，怕人闻出味道，把你解雇。为了养活这个家，为了不但供我们吃喝，还要供我们念书，念小学，念中学，甚至让我念大学。母亲所吃的苦，所受的罪，真是一言难尽。但她活得“一兜劲” ——只要有孩子，就有希望。艰难竭蹶，一时之事耳！

    金荣从12岁左右起即开始不断的跑公社，求补助。公社怜悯孤儿寡母，又喜欢金荣的聪明伶俐，从来不曾刁难我们，金荣每次去公社，都会要来十元、十五元、二十元不等的补助。

    她是北京女三中的三好学生。她初中毕业，我高中毕业，为了养家，为了让我上大学，她16岁就不念了，下来工作。金荣一工作即到教育局为全家要来蒲黄榆的一间20平米的楼房，使家庭告别了四道口那间不足6平米、有门无窗、后山墙以木支撑、风雨飘摇随时可能倒塌、房东原来用作存放破烂之用的土坯房。

    我敢说四道口这间土坯房是当时中国大地上最狭窄、最简陋、最阴暗、最危险，绝对无人敢住，事实上也从未有人住过的房子，下雨不敢在内栖身，打雷会震得掉土，连牲口棚都不如，连白毛女中杨白劳的住屋都不如，或许仅比喜儿住的山洞要好一点，以致房东都不好意思收房租。叫它“房子”算高看，是夸张，绝对名不副实，属于勉强归类的一个危险、破烂的处所——在这样非人的环境中生活还能感到自己仍然是人，我们不能不为自己的伟大的乐观主义而骄傲。为能使家庭终于摆脱这个丑陋、卑贱的环境，一步跃进宽敞的、明亮的、温暖的，像是人住的，可以摆下金荣从郝家湾小学借来的四张破旧的，被学校淘汰的，修一修还能将就用的折叠床，客人来了有地方能坐的“高楼大厦”，金荣享受了平生最重大的一次成就感，一次幸福感！金荣为这个家，为我，做的牺牲，我永志不忘。

    后来金荣因为学历不够而被下放，务农，做工，做小办事员，做工会主席，心愿与现实，才能与出路大相径庭，而常觉抑郁。这又令我们痛惜不已，不知该给她何种补偿为好。

    我希望有个书架，但家里买不起。母亲居然用菜刀削砍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长短不一的木板，钉成一个四格的、无漆的、色泽不一的书架。这个书架从大学用到进光明日报工作，有二十年之久。后不慎遗失，甚觉可惜。

    家贫出孝子。当然，家贫也容易出市侩。利在，亲情在；利尽，亲情绝。利欲熏心，则成忤逆。此时下之风气，城乡皆然。

    王宝钏是中国传统经典戏曲中描写中国妇女忠贞不二的伟大爱情的艺术典型，在这一艺术形象的漫长的生命中所交织的苦难与等待的诗意的和鸣，感动了一代代人。但在我看来，王宝钏苦守寒窑所历时间的长度和经受苦难的烈度，都远远不能与母亲相比。王宝钏苦守寒窑充其量不过是诀别金鼎玉食的奢华，而断然走上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以自己之劳动养活自己一人的艰难而自豪的等待之路而已，母亲却始终是一个劳动者并在长达二十年的苦难中，以自己的心志、劳动、智慧、汗水与泪水，独自养活了五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还有自己，使他们各有所成，而自己亦能高寿。王宝钏乃宰相千金，高干之女，因拂逆高堂而横遭冷落，但会有社会同情和尊重，精神会比蒙难前更多自由，母亲却是不容于极左政治、极左经济、极左文化、极左思潮、极左习俗所弥漫所控制的极左社会下的反动家属而在劫难逃，要经受绝无社会同情的无限悲凉与凄苦。但母亲在痛苦中不以为痛苦，在艰难中不以为艰难，在牺牲中不以为牺牲，在创造道德中不以为道德，在创造光荣中不以为光荣——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理所当然的，不能推辞也不该推辞的，是天职，是命运，是责任，是义务，是道德，是习惯，是天性，是本分，她只是为此而心安理得，心态平和，自满自足，自得其乐，平静而恬静，她把忍受苦难，战胜苦难看成是创造自己的幸福了！这就是母亲之所以为母亲，母爱之所以为母爱了！母亲原本是个平凡的妇女，她因为厕身母亲行列，不期然而然扮演了一个卓越的母亲的角色而崇高化伟大化了！感谢苦难——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但使母亲长期陷于苦难中的社会是不值得歌颂的，相反，应该受到追究，迟早也会受到追究。

    我上大学，因为想做好学生，故不但刻苦用功，还勤于思考、写作。于是，因一些本属正常，但仍不被政治辅导员所容的言论和思想当作“反动学生”，予以整治，颠倒黑白，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小题大做。受尽污蔑而不准申辩。别人沉沉入睡，我被勒令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通宵达旦一份一份写检查。当时，后悔莫及，念书念成反革命，又耽误金荣上学，何苦来哉！“天也，不谅人只”！

    已经走近玉渊潭那片荒凉的秋水，水面上陡然浮现列成一排的母亲和四个弟弟妹妹清晰的面容。做不成忠臣就做孝子吧！秋风拂面，满地落叶，步履沉重，凄凉无助。我弄不清那些面容是怎么回事，或许，冥冥之中，母亲挽救我于危难之中？

    中学、大学同学对我们家的同情与关照，我将铭刻在心。四中的刘绍智到山西街家去玩，他走后，我们发现桌边多了五元钱。杯水车薪，无法救援灾难之家。但其情义与富贵人家动辄千金相赠比只怕更胜一筹。北京师院食堂每礼拜五早饭必发一个油酥火烧，那是当时师院学生最美的美味了。我不吃，留下给年幼的季良和金娥。窦君辉发现后也留下来叫我拿走，说：一人半个太少了，一人一个吧。一直坚持到毕业。这就是说每星期五上午都要在饥饿中坚持上课，一直要坚持两三年。算得上山高水长，难能可贵了吧。

    母亲谆谆告诫我：人要有情有义，人要懂得感恩。像黄庆发、王景山这样的老师，李国文、谢永旺这样的领导，刘绍智、窦君辉这样的同学，秦晋、岳建一这样的朋友，胡春溪、杨培军这样的学生，要永远念人家的好。

    母亲对我们好像一无所求。季良赴美深造，冰天雪地，饥肠辘辘，举目无亲，一片迷茫。季良尽管年轻，但已经受过艰苦生活的锻炼，他出奇的聪明，又出奇的刻苦，因此他能够于无路中走出路来，能够毫无依傍的独立开辟新的天地。一开始上学，浑浑噩噩，什么都听不懂；第二年就优秀；第三年接妻子；第五年接母亲；第六年接岳母。母亲享用不了密西西比河畔的清风明月，明尼阿波利斯的黄油烤鸡，于是回国，继续住她的山西街7号那两间仅有16平米的小屋。继续吃她的馒头、面条、黄瓜、茄子，上公共厕所，找街坊聊天。不论居住何处，从来安之若素，从来没有提过任何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愿望，从来不与别人攀比。母亲的含义，不就是一切为了孩子吗？母亲的全部愿望不就是孩子平安、幸福，不必为工作发愁，有点出息，有所上进，街坊们说个好，自己不拖累孩子吗？

    母亲喜欢敢说敢做的人，她欣赏正直、勇敢、藐视权势、同情弱者的品质。1964年，北京师范学院政治辅导员发动群众把我打成反动学生，我认为这是污蔑，纯属颠倒是非，拒绝检查，拒不签字。最终，政治辅导员威胁我：“签字，可以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签，就要当敌我矛盾处理。那样，能不能正常毕业就很难说了。”我只好忍下冲天的怨气，低头签字，以便毕业，分配，挣钱，养家。我回到蒲黄榆的家，就着半碗蚕豆喝了顺路买来的小瓶二锅头，醉梦中大喊冤屈，母亲摇醒我，几乎是命令的口气，说：“不能冤了就冤了，去告状！现在就去！你别怕我们没人养活！金荣一个月有二三十块，我当保姆也有二三十块，够了！去！现在就去！该认的要认，不该认的，打死也不认！你爸爸也有教训！《斩窦娥》就讲这种事。”

    我去了。但院里系里根本就不理睬你。既不说你坚持错误，也不说你申辩有理。收下材料，摆摆手，请你走人。真是傲慢之极，草菅人命。不过，也没有如我所担心的取消我的劳动实习资格——即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资格。我明白跟“组织”打官司是打不赢的，因为那官司本身就是向握有权势的专制者的骄狂的权威挑战，而专制者可以回敬于不甘失败的挑战者的，当然只有变本加厉的逼迫、摧残、凌辱、镇压。但我不能因为注定要失败，人格更感屈辱，命运更觉不幸，先就自灭威风，失去斗志，将自己彻底阿Q化。这种以卵击石、自取其辱的结果，是母亲所始料未及的。母亲看多了为民昭雪的清官戏，她想不到现在已经少有包公，惟命是从的官吏比比皆是。她不懂，是非曲直无关紧要，捍卫所谓“组织”的利益、荣誉、尊严和威权不容丝毫亵渎，永远是属于“组织”并代表“组织”的人思考与实践的最高原则。她不懂，“政治辅导员”是学校中代表“组织”对学生实行思想教育和政治监管的一级干部，“组织”使一个不学无术的渺小的人变得威势赫赫，强大无比，你没有能力使他平等待人、讲理并向真理屈服。她不懂，学校已经不是“传道、授业、解惑”之地，学校已经变成一个有行政级别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国家机构和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一个战场。“组织”上认为你“离心离德”那你学习再好也不能用以自救，在劫难逃。一纸毕业鉴定就判定你一生的悲剧命运，岂能容你翻案！

    你又不敢率性而为，破釜沉舟而置全家生死于不顾，政治辅导员们之所以能够最终取胜归根到底，以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与劳动就业权在国家的体制下，在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制度下，中国绝少对暴政以死抗争者，以此。

    我因反对强加给我的“反动学生”这一结论，要求还我历史本来面目，文化大革命一起，便被打成“右倾翻案急先锋”，被关、被打、挨批、挨斗，最后腰被打断才“恩准”回家治伤。一见母亲，大惊！母亲原本满头青丝，不到百天，两鬓已斑白。惊吓母亲了！急坏母亲了！愁坏母亲了！儿子不孝，对不起母亲了！我痛叫一声：“娘！”双膝下跪，泪流满面，声音凄怆。母亲拉我起来，恨恨地骂了一声：“都是你爸爸那个混蛋！”我听母亲骂人，平生只此一次。母亲为她的儿子鸣冤，这是她的勇敢。但终究不知应该追究谁的责任，这又是她的悲哀。

    母亲一辈子活得正直，干练，讲理，有尊严，不欺负别人，也不准别人欺负。母亲这种朴素的独立、民主精神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深深感念母亲对我的这种以身作则的教诲。母亲即将远行，我们与她话别。这是我们更深刻认识母亲的一个契机，翻江倒海，涌上心头。家庭失去了主宰，面临解体的危险。如果我们认为作为这个家庭存在的前提的民族传统伦理道德，对我们存在是不可或缺的，那就应当通过重新认识母亲而认识恢复传统伦理道德对家庭的制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不但是有可能解体的我们家族面临的任务，甚至也可能是我们整个民族所面临的任务。

    回顾母亲一生，令我们欣慰，也令我们痛苦，令我们惭愧。

    母亲是个有胸怀、有气魄、有决断的人，她的气魄是内敛的，谦虚的，因而无论是愤怒，还是喜悦，从不会狂躁、狂妄、狂悖。在战乱的40年代，她敢于冒着枪林弹雨，怀抱幼年的金荣，千里寻夫，在“三反”运动中，她敢于据理力争，迫使中央税务学校重新审案，终于为父亲昭雪，而同室被审查的刘超，则因孤立无援，在囚室割脉自杀。三年困难时期，在饥荒肆虐，几乎人人浮肿的岁月，她居然积攒下成百斤全国通用粮票，以备不时之需。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她利用金娥、季良“探监”之机，提示我不要忘了“身上背着全家人的命”，就算是判了刑，住了监，也要活下去，不能让人打死，也不能让人气死。

    由一个女人和五个孩子组成的家庭，应该是脆弱的，难经风雨的，但因为有母亲在，我们家的航船，便能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袭击，而绝路逢生。她有强大的感召力，故我们每位家庭成员，均能自觉地感应形势，服从大局，拼死拱卫，挽救危亡。母亲对这个家庭的生存、成长、发展、壮大，对一种自尊自强、重情重义、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优良家风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重大的，关键性的，决定性的，居功至伟。

    母亲或许也有弱点，如不自觉的男尊女卑观念，一切委之命运的宿命观念，但这是历史局限，文化局限，不是错误。只能理解，不能苛求，我们绝对不能以圣人望于人，而宽宥、姑息、放纵自己，拒绝道德自我完善。

    母亲去世前一年，即已卧床不起。她对自己的健康、寿命、病痛、医疗、饮食、起居、护理，乃至身后之事，没有任何指示和交待，怎么安排怎么是，一切均不计较。她唯一惴惴于心的，是我近二十年来始终孤身一人。每见必问，似成心病。幸而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在她临终前两个月，把柳眉带到了她的病榻前。母亲目光柔和，眉宇舒展，面带微笑，用枯瘦的手拉着她未来的儿媳说：“好。好。不吵架。有活儿抢着做。好好过日子。”我们热泪盈眶，深深鞠躬，记下母亲临终前的最后的祝福。

    母亲一生忠厚仁义，艰苦卓绝，恩待别人，苛求自己。对于我们而言，确如启治所说，是一个光明温暖如日月般可以昭示别人真心向善，自强自立，重情重义，和衷共济，团结奋斗的“伟大的母亲”。

    我们有发自内心的学习、汲取母亲身上所强烈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的动人光芒的自觉，我们的人格就会日益高尚，并能真切感到母亲仍然如生前一样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母亲遗体告别仪式，庄严肃穆。慈容宛然，一如生前。悼诗挽联悬挂遗像两旁。花圈重叠，依墙布满兰厅。送行亲友，或有百人之众。我的大学授业老师王景山、王蒙，我的亦师亦友袁鹰、李国文、邵燕祥，我的文学界、艺术界、新闻界、教育界、企业界的朋友秦晋、郑伊倩、陈建功、王德枢、李治国、胡玉龙、安成信、刘玉山、崔君衍、刘绍智、张舒勃、陆丽娜、李祺、张乐山、李英、李茹、隋丽君、陈丹晨、刘锡城、付活、高叶梅、王素蓉、罗静文、岳建一、章德宁、何志云、肖立军、朱竞、韩小蕙、卢跃刚、李鸣生、赵大鹏、田慧生、窦君辉、李春有、穆祥臣、汪兆骞、胡春溪、付文霞、杨培军、宋平、王福明、盛雅亚、梁玉存、曾镇南、张曰凯、赵爱珍、芳华、胡桂绵、车梅、王素蓉、冯霞、景毓珉、赵玉智、卜云珍、汪雪涛等均送花圈并大多亲临会场。袁鹰先生所送花圈落款为“愚侄袁鹰”。我建议去掉“愚侄”二字，袁鹰先生执意不肯。袁鹰先生谦抑如此，令我感到惶恐。

    曾被誉为“当代知青文学之父”，当年我在协和骨科脊柱开刀，竟夜守护的岳建一章德宁夫妇所送挽联《挽王文珍老人家》：

    沧桑几度，任皇祸来去，瘦脊挺立家园地。夙夜操心，一粥一羹不易。持困育德，诲化谆谆，勤勉堪余几辈。为慈母永去魂犹香，遗满门正气轩昂磊落斯垂范。

    世事无常，竟人灾往复，纤手撑开儿女天。经年劳身，半丝半缕艰辛。扶危养真，瞩望殷殷，贤良能炳千秋。叹孝子竞来骨亦贵，留几代英风峥嵘嶙峋之仰止。

    我的中学、大学同学，当年因激烈反抗师范学院的压制打击而被学校开除，致使一生沦落——才高命蹇的刘绍智送来一首悼诗《冯伯母颂》：

    煌煌萱草立门庭，
    蓬户光辉照眼明。
    纵使狂风施肆虐，
    依然玉树焕峥嵘。
    高山仰止亲朋意，
    大地包容子女情。
    跨鹤西飞归净土，
    长留懿范在京城。

    其诗大意绍智自注为：一位伟大的母亲，支撑着冯家的门庭，使这个蓬门小户，光彩照人。1949年后，尽管极左政治惨无人道，使这一良善之家，历尽劫难，然而，在伟大母亲的呵护下，冯家子女们依然玉树临风，茁壮成长，峥嵘于世。对这位伟大的母亲，亲朋好友都由衷地敬仰；子女们对伟大母亲的热爱，像大地一样深厚。如今，伟大的母亲业已修成正果，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但她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却永远不会消失。

    这么多泰斗式、精英式、有成就、有成绩的师友为我的母亲——一位普通的母亲——送行，这是母亲的光荣，我亦受宠若惊。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母亲一去，顿觉失魂落魄，眼前一片迷茫。母亲在时，未曾深思母亲之不可或缺；母亲去后，才深感母亲之须臾不可或缺。软弱了谁来给你支撑？悲伤了谁来听你倾诉？疑惑了谁来帮你抉择？冲动了，忘乎所以了，谁来让你清醒、冷静？丧母之痛，乃人间之大痛；失怙之悲，乃人间之大悲；子欲养而亲不在，乃人间之大憾，信然。

    我们为我们曾经是，而且永远是我们的母亲的儿女而感到骄傲。

    人间大道上，送行的队伍渐行渐远。

    天国之路上，迎宾的歌声已经传来。

    母亲走好！

    谢谢母亲！

冯立三，《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