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淮源“成仁”在抗日战争中的楷模地位（下）

　　三，抗战期间中国年龄最长的战亡辛亥将领

　　唐淮源生于1886年，云南江川县人，1909年入云南讲武堂，加入同盟会，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非常著名的特别班毕业，随即作为军官参加重九起义，属于了辛亥军人。虽然中国进行抗战后，在当时已经基本被看作步入老年人行列了的辛亥军人热情加入抗日的洪流，但毕竟已经年龄不饶人，所以，在军队担任实际军职的辛亥军人已经很少，尤其在前线带兵与日军进行直接作战的辛亥将领就更少见了。

　　在所有战亡的国民革命军将领中，我只发现马玉仁、冯安邦两人出生早于唐淮源。马玉仁，苏鲁战区第一路抗日游击军司令，江苏盐城县人，1875年生。冯安邦，第四十二军军长，山东无棣县人，1885年生。但是，进一步考察马玉仁和冯安邦的经历，则难以将他们称作辛亥将领。马玉仁早年是土匪，后转入行伍，辛亥革命期间属于袁世凯阵营的人，曾击败过黄兴指挥的南方革命军，早在1913年即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抗战后出于爱国热情重新出山，组织抗日义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义军少将司令，1940年殉国后被追晋为陆军中将。冯安邦虽然较早当兵，但到1913年才是个排长，且与马玉仁一样属于北洋阵营，隶属于冯玉祥部。

　　辛亥将领这一称谓，不只是一个时期的概念，也即不是指“辛亥革命时期出身的将领”，而应指辛亥时期从事和参加革命一方的将领，主要来说就是同盟会及其他支持和参加革命的军人。这类军人基本集中在南方，北方很少，主要就是山西阎锡山部。无论马玉仁还是冯安邦，他们的早年都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唐淮源的楷模性，向全国人民昭示了从辛亥革命以来三民主义加爱国主义的革命道统，对维系抗日统一战线和巩固革命意志有着重要意义。


　　四，滇军抗日楷模——忠孝两全的“滇军完人”

　　如果从出身于滇军角度评价抗日将领，那么，可以认为最具有典范性的人物是朱德。但朱德所指挥的主要武装力量八路军并不是滇军系军队，因此，朱德谈不上是滇军抗日典范。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和第二战区东路军总司令的朱德，1940年回到延安后，由于中共内部原因没有再能够回到抗日前线，实际已经离职，由他指挥的国、共两军编组的东路军也自然解体。

　　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滇军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是把滇军看作一个地方武装势力，而是看作影响全国政治局面的武装力量，那么，可以认为滇军的体系完成是在护国运动中。1915年底，由于袁世凯称帝，蔡锷、唐继尧、李烈均等云南领袖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起了护国讨袁大旗。之后，他们所组织的护国军分为了三个军，第一军由蔡锷亲任总司令，北上进攻四川，第二军总司令为李烈均，向广西运动以促成两广独立，云南都督唐继尧则兼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本土。滇军就此形成三个系统。到了1926年北伐时期时，除了云南本土的滇军外，原来最强大的四川方向的滇军体系已经瓦解，离开本土进行作战的滇军经过一系列重组活动，基本都集中到了北伐主力体系中，主要分属于国民革命军朱培德第三军和范石生第十六军。北伐战争以后，随着范石生的沉沦，相应的滇军体系瓦解，在外作战的滇军基本都集中到了朱培德旗下，之后，作为朱培德嫡系的第三军逐步成为了在外作战的滇军基本力量和代表。1937年朱培德去世，曾万钟升任集团军司令，接任第三军军长职的唐淮源成为了滇军将士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从国民革命军的地方派系渊源来说，唐淮源的战亡不仅集中代表了滇军系的“成仁”精神，也代表了渊源于地方派系的军队的“成仁”荣耀。

　　当时的中国，就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准则来说，虽然有了政治性的主义标准，但社会道德基础还是传统的孔孟道德，其中以忠、孝最为核心。而在这方面，唐淮源是个近乎完美的人物，即使在战亡上将中，他也有着无可非议的道德楷模意义，比如张自忠虽然在战亡后得到了广泛宣传和旌扬，但张自忠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前期，面对日军的威逼和进攻，是个“表现”不很佳的人物，甚至是个被舆论广泛批评和指责的人物，而唐淮源则没有这方面的任何道德瑕疵。

　　唐淮源幼时随寡母姚氏生活，十分贫困。姚氏在候氏乡绅家做女佣，侯氏让唐淮源给子弟伴读。唐淮源在伴读时候，被塾师胡歧山发现聪明好学，获得同情和帮助，从而有了学习机会。参加同盟会后，虽然政治形势不断变化，滇军内部派系冲突纷繁，但唐淮源始终生活节俭，为官清廉，忠诚于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坚定。唐淮源尊师孝母，敬爱乡里，是人所共知的。1939年春，母亲姚氏去世，唐淮源悲痛万分，直到秋天才得以回乡祭母。他回到乡里时，步行进村，见人便执礼节，又到恩师胡歧山门口跪拜。唐淮源事母至孝，广为人们所知，姚氏去世，蒋介石亲笔书写“岳欧懿范”匾，何应钦书写“芳徽风迈”匾，李根源撰写《江川唐母姚太夫人墓表》。唐淮源战亡后，龙云题写的匾额为“忠孝两全”。中条山战役国民革命军被日军偷袭后，大部立即发生溃败，少部分则坚持，只有唐淮源第三军坚决执行战区编制的既定作战计划，对日军进行反冲击。在当年4月洛阳何应钦主持的军事会议上，唐淮源曾对会议提出的军事计划异议，指出该计划将对中条山造成严重后果，虽然何应钦等人没有接受唐淮源的异议，在战略判断上中了日军圈套，误判日军是试图攻占洛阳，但唐淮源在日军进攻中条山后，毫不抱怨，坚定履行军人职责，按计划对日军进行反冲击。曾任第三军参谋长、时任云南省政府秘书长的朱景宣题写了“滇军完人”匾，虽然朱景宣在题写匾联的人群中地位不算高，但“滇军完人”最集中地概括了唐淮源的言行、品格，从此，在舆论颂扬唐淮源时，“滇军完人”成为了唐淮源独有的代称。


　　五，抗战期间级别最高的战亡黄埔将领

　　这些年来，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抗日功绩已经越来越被大陆人士所认识和承认，但在网络舆论中也存在着一种新的误解乃至曲解历史的论调，这一论调是认为蒋介石只是让“杂牌军”在前线消耗，将“中央军”龟缩保守起来，赖以支持这一论调的主要“事实”之一是说战亡将领中很少黄埔将领。这一“事实”并不是事实，而是利用至今还没有完整研究和梳理中国战亡将领名单的缺陷进行的曲解。

　　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完成国家统一在军事上的特征，是通过击败和易帜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消灭实现的，因此，虽然国家政权达到了统一，但原地方军阀派系的军队还是得到了基本保留，这种保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防区的基本保留。到抗日战争爆发时，保留程度比较高的主要有阎锡山的军队和防区、西北马家军及其防区、川军及其防区、云南滇军及其防区、广西桂军及其防区、广东粤军及其防区、福建闽军及其防区，等。张学良东北军体系、冯玉祥西北军体系及朱培德滇军虽然还存在一定的地方派系特征，但已经中央军化，将他们称为“杂牌军”已经不恰当，不过，原东北军、西北军的防区仍然主要在北方。至于从后方调往前线作战的具有地方派系痕迹武装，比如在华东作战的原桂军部队、在华中作战的原川军部队、在华北作战的马家军骑兵师等等，从装备补充、军饷发放、给养到指挥、任命，基本或已经完全中央军化。唐淮源第三军实际上在朱培德去世前，就已经完全属于中央军的主力之一，仍然称之为滇军的原因，只是从它的渊源主要是云南籍而言的。任何一支军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这种历史也是军队管理和维持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即使非常注意混编的解放军也是一样，比如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有大量山东、苏北籍人，山东、苏北也是其防区，但并不能因此就将华东野战军称为中共的地方派系武装。由于国民革命军的这一实际状况，主要是在抗战前期，非黄埔将领战亡比较多就是自然的。继甲午之后日本再次大规模侵华，是从东北开始的，从东北而占热河，再进入华北，日军攻占上海后，也是试图北上，与华北日军汇合，因此，原东北军、原西北军、晋军等，就自然成为抗日的先锋。等日军进攻华中、华南时，则原湘军、原粤军、桂军、粤军等，自然发生相应的牺牲。脱离战争进程和曲解国民政府统一的实际状况，批评蒋介石故意牺牲“杂牌军”，是缺乏足够事实支持的。

　　由于上述这一情况，在抗战初期，黄埔将领战亡的数量在比例上自然就比较少些。但随着战争进程进行，黄埔将领的牺牲数量就越来越多了，在抗战后期，国民革命军战亡的将领，已经基本是黄埔将领。网络舆论中有把追晋上将名单列出，以证明蒋介石只让“杂牌军”抗日。这似乎很符合事实，其实并不实事求是。首先，追晋上将中并不是没有黄埔军人，在我上文中所列十一位追晋上将名单中，黄埔军人有唐淮源（黄埔军校南昌分校教育长）、周复（黄埔三期、政治部秘书）两位。其次，黄埔军校创办于1924年，学生出身的黄埔军人出道比较晚，抗战开始时晋升为将军的人还不多，到了抗战中、后期，由于在抗战期间的军功和资历，国民革命军中才有了大量黄埔学生出身的将领，相应的情况是在战亡将领中，特别是少将一级的战亡将领中，黄埔学生出身的将领成为了主体。

　　唐淮源在抗战黄埔战亡将领中级别最高包括两个方面意义，一是他战亡时的级别在战亡黄埔将领中最高，一是他在黄埔军校中所担任的职务在战亡黄埔将领中最高。周复虽然战亡前与唐淮源一样是陆军中将，也一样被追晋为上将，但他的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一职在国民革命军中并不是标准的军职，只是个相当于军一级的职务，在公开的名义上，他是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实际上是力行社成员和苏鲁战区的军方特务负责人。因此，从严格的军职角度说，唐淮源应被视为高于周复。

　　抗战黄埔战亡将领中有很多黄埔军校学生出生的将领，担任过教职职务的人则比较少，而唐淮源更是唯一的学校主管级人物。教育长虽然不是校长，但实际上是学校的常务负责人，相当于今天流行的“常务副校长”一职。李必藩，第二十三师中将师长，黄埔第四期学生第二总队副总队长，第六期军校训练处上校处长，1938年殉国；黄启东，第二十三师少将参谋长，黄埔军校长沙分校上校大队长，1938年殉国，追晋陆军中将；范荩，第一九八师少将副师长，黄埔军校教官，第三期第七队少校队长，1938年殉国，追晋陆军中将；朱炎晖，第五四六旅少将旅长，武汉分校教官，1938年殉国，追晋陆军中将；钟毅，第一七三师中将师长，南宁分校高级班教官，1940年殉国；刘克信，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少将总参议兼参谋长，西安分校教官，1941年殉国，追晋陆军中将；陈中柱，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辖第四纵队少将司令，陆军大学教官，1941年殉国，追晋陆军中将；周复，鲁苏战区中将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秘书兼军校总政治部《三民周报》编辑，黄埔同学会宣传科长，1943年殉国，追晋陆军上将；李竹林，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兵站部少将参谋长，陆军大学及武汉分校教官，1943年殉国。以上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教职职务的九位将领，以李必藩在黄埔军校担任过的职务最高，为训练处处长，但仍然低于唐淮源，他担任处长的军衔是上校，而唐淮源担任南昌分校教育长时已经是个老资格的将军和战功卓著的名将。

　　注释：

　　1，孙文：《致宫崎寅藏函（1911年2月3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P508

　　2，孙文：《复咸马里函（1911年8月10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P532

　　3，孙文：《在北京参议院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8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P425

　　4，参见韦显文、支绍曾、耿成宽、李惠编写的《国民革命军发展序列》，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说明：本文原是2010年夏准备为黄埔军校研究撰写的文章。

　　顾则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