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自嘉庆以后，已趋衰败，对西藏的统治，采取维持大局政策。而此时，正是西方列强东来，叩关求通的时代。面对英帝的蚕食和渗透，西藏周边各国按照习惯均向清朝驻藏大臣发出过求援的呼声。但对于这些求援，驻藏大臣英善不是“严词拒绝”就是“加以痛斥”。于是，藏边原来与清朝交好的诸国，渐渐表现出离心离德的倾向。这便给英帝带来了可乘之机。
英国人的蚕食
18世纪后期，英国将印度变为殖民地后，便开始了向印度周边国家的渗透。它首先控制了印藏边界的小国布鲁克巴（即今不丹），继而又通过缅甸将触角伸入中国的云南。1811年（嘉庆十六年）10月，印度总督明多派使者曼宁入藏，朝拜九世达赖隆朵嘉措。不久，又趁西藏边境上的廓尔喀发生叛乱，以及哲孟雄与廓尔喀的土地纠纷，先是将哲孟雄（即今锡金）属地大吉岭及与印度平原连接的山地割给英国作为“避暑胜地”，英政府仅以每年300英镑的“年俸”给锡金国王作为回报。以后，英人又通过武力胁迫，使廓尔喀“割地三处”，并使廓尔喀同意英国可常驻代表在加德满都。
1876年，借英军翻译马嘉理与云南腾越当地族人冲突丧生事件，英国炮舰直指京畿重地所在的直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烟台条约》，并附《入藏探路专条》。
英国人进入西藏，需要在北京打通关节，这一条款充分说明当时西藏的主权状况。但是，这些条约条文，在西藏也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人们之所以抵制，不是因为“反清”，而是因为“惧外”。1879年（光绪五年），西藏噶厦政府从驻藏大臣处得知，英国将派员由青海入藏“游历”，立即召开前、后藏僧俗头人会议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一致反对洋人入藏，并具了甘结 ，由达赖、班禅二人领衔，给驻藏大臣上了一道公禀，要求转奏清朝皇帝。甘结全文如下：
掌办商上事务通善济咙呼图克图，恭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率领阖藏众呼图克图、三大寺堪布、新旧佛公、台吉、僧俗番官、军民人等，公具切实甘结，恳请钦差驻藏办事大臣代为奏咨事：伏查洋人入藏游历一案，屡接驻藏大臣译文，内称立定条约准其入藏，奏明之件，万无更改，各国到时，汉番一体照护，勿滋事端等因，并面奉屡次剀切晓谕，遂将藏中向无洋人来过，并习教不同，恐于佛地有碍，阖藏僧俗大众苦衷，恳求驻藏大臣代为咨报矣。而两藏世世仰蒙大皇上天恩，振兴黄教，保护法地，何能仰报高厚鸿慈于万一，岂敢执意抗违不遵？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据阖藏僧俗共立誓词，不准入藏，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拚命相敌，谅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护佛教，断不致被其欺压而遭不幸也！谨将阖藏僧俗官民大众公议苦衷伤心情形，出具切实甘结，特求驻藏大臣代为奏咨，切望圣恩无疆，以救阖藏众生之生命也。谨呈。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众呼图克图、噶布伦、上下南北康藏各属百姓等公同出具公禀图记。
因为西藏地方的反对，为了保证洋人的安全，清政府不得不密旨四川总督，设法阻挡洋人入藏。但英人“不肯遽行迁就”，1880年冒险进入巴塘，立即遭到当地藏人“哗然聚兵拦阻”，并以焚烧教堂相要胁。英人看到情势确实严重，才暂时放弃了入藏的打算，所派人员由巴塘改道云南转往印度，另谋入藏的道路。
此后，英国两次派印度政府秘书马可伦从印度进入前藏和后藏，都以失败告终。但此时，英国人修筑的铁路已经翻越大吉岭，距离前藏地界仅有12站之遥，仅八、九日就可抵达。1886年，噶厦政府派出一支藏军，在原属西藏，后给哲孟雄的隆吐建立了卡房，阻止藏人与英人通商，防止英人强行入藏“游历”。
1887年2月，拉萨三大寺、扎什伦布以及其他寺院，连同噶厦政府七品以上全体官员联名向驻藏大臣发出了一道悲壮的公禀，申述他们在隆吐设卡的理由，声称，对于英国人，藏人“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
公文还说：
“现在哲孟雄所属大吉岭地方，英人修设铺面，安设英兵，据为己有。哲孟雄、布鲁克巴两部落，原归汉番版图，本系嫡亲子民，英人岂有不知，该英人当初并未恳求大皇帝赏给，亦未通知唐古忒商上，竟敢擅自夺霸民土，反自以为有理，今我唐古忒在于本境修建房屋，自保疆土，（英人）动辄借故冒昧，妄禀大皇帝圣聪，擅弄是非。”
可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经完全败北的清廷，不仅没有支持西藏的民意，反而责备其“徒增朝廷西顾之忧”。英国提出限藏军1888年正月底退出隆吐，清政府也下令藏军在限期内撤退，三大寺和全体僧俗官员，第三次给驻藏大臣上公禀道：
“隆吐山设卡之事，无论英人展期明年正月底，即使目下有男尽女绝之忧，亦不甘心以门户让人，虽奉严旨，亦不能听从英人之要胁……。”
1888年3月，英国终于发动了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
江孜保卫战
在抗击英帝国主义的问题上，西藏僧俗两界的态度是一致的。达赖方面和班禅方面的态度也是完全一致的。达赖方面是由三大寺出面，班禅方面是由扎什伦布寺出面。开赴前线的藏军中，也有班禅管辖地区的民兵。
但人气并不等于战力。英国人凭借现代交通与先进武器，很轻易地赢得了此役。而西藏方面的败北，纯粹是因为武器和思想落后所致。请看日本人所著的《西藏通览》对这次战役的评述：
林东（即隆吐）者，藏英通商中一要区也，高于平地六百余尺，拔出海面一万二千六百十七尺，道路险恶，空气稀薄，人马有登者，数步一休，藏兵据此为营，然卒见败于英人者，实由武器恶劣之故，其第一防御栅立于九千六百尺高地上，纯用生竹为壁，顶上石城，防御亦严，英古那哈姆将军督兵攻之，损伤甚少，大破藏人，假使藏人此时稍有普通武器，必不至为英人所破也。西藏指挥官称代本，即弓长也，小铳称米达，即火弓也，除火绳、弓矢、铳、投石之外，别无武器，惟笃信喇嘛咒文及占卜等事，以为一诵咒文，不惟神人毕助，即枪林弹雨之内，亦可无害，故己军死伤遍地，彼等心中尚谓此次咒文背诵之法或有未善，次回改良，必可有效，喃喃不已，终不信其败也。英人于阵地上拾视所弃风车，上刻咒文，皆击破敌人杀尽敌人等语。
在达赖方面，对于前方战事的支持，也唯有“心力”而已。每批开往前线的民兵，在经过拉萨之时，十三世达赖都要亲自给每一战士摸头，并发给喇嘛念过咒语的特制的白伞盖轮一个，作为护身符。前方开战时，达赖则和三大寺堪布、念咒喇嘛在布达拉宫秘密念《武经》，诅咒英军失败。
此役的结果，是英国人占领了西藏境内的亚东、朗热等地。作为结束战争的条件，清政府不得不与英人签订了《藏印条约》。藏印边界上的哲孟雄（今锡金）从此正式被划入英国的“保护”范围，西藏的亚东成为开放的商埠，英国也从此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
1895年，十三世达赖亲政，杀摄政第穆呼图克图以立威，导致了达赖班禅的失和。面对清政府自顾不暇的局面，刚愎自用的十三世达赖，像所有东亚弱小民族一样，试图用“以夷制夷”的方针解脱困境，向英国人的宿敌俄罗斯发出了求援的呼声。如前所述，当时的俄国，因与日本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无暇南顾。于是，1903年底，英国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
面对由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英军，十三世达赖与噶厦政府一面组织抵抗，一面寻求和谈。英军将领荣赫鹏在骗取了藏军枪支全部熄火之后，发动突然袭击，致使一千多藏军被屠。
在亚东的大门敞开以后，江孜就成了面对英军的第一道防线。在这个通往拉萨和日喀则的重要门户上，噶厦政府组织了上万军民的抵抗。他们在宗政府所在地的宗山上，筑起了炮台，用土枪、大刀、梭镖和弓箭凭险抵抗了将近一个多月。在5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千余藏族军民趁敌不备摸下山去，几乎把英军一网打尽。但接著，增援的英军从亚东赶来，用重兵包围了宗山，切断宗山水源，并用大炮轰毁了宗山的堡垒。坚守阵地的军民战至弹尽粮绝水绝，用尿解渴。最后，堡垒中的火药库被炸起火，守军和江孜人民依然用石块作武器，坚持了三天三夜。直至英军攻上山顶，剩余的活人全部跳崖殉国！
时至今日，当我们站在当年江孜军民跳崖处，倾听文管会同志介绍战况，依然可以想见那场战役的艰苦卓绝，感受藏族人民那种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江孜保卫战从1904年4月开始，到7月结束，历时上百天。这次战役中带兵的代本是扎林（定日）人。关于他的事迹，有说是战死，有说是跳崖而死。军人出身的汪局长建议，应该对这位代本的事迹“大书特书”，文管会的同志应找到他的后代，了解其生平。“事情才过去80年，不算长。”
80年不算长，但宗山的面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04年以后，宗山仍然是宗政府所在地，直至1959年。每隔三、五年这里就有新建设。所以，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它一直在改变面貌。1959年西藏政局变化，建设终于停止，但它的军事价值又凸现出来：中央军委又命西藏军区在宗山之下挖防空洞，据说已经将整座山挖空。80年代后，山上又筑起了电视发射塔。如今，因地基下陷，宗山重要遗址的墙体已经开裂。当年建筑只剩下一座宗政府的大堂、一座监狱；另有一些木雕和释迦牟尼壁画……据文管会的同志介绍，自治区文化局已经会同军区对问题组织了专门调查组，并向中央打了报告。究竟是回填，还是采用加固技术，目前仍无结论。
1904年8月3日，英军占领拉萨。噶厦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拉萨条约》，将锡金正式从西藏分割出去，允许英国人在亚东和江孜等地通商。并规定，未经英国同意，西藏不得与任何外国建立联系，其中包括清政府！
由于驻藏大臣没有在条约上签字， 此约无效。在接下来的《北京条约》中，英国为了从北京得到其他好处，又承认了清政府对于西藏的“宗主权”。但依据“战败国承担战争开支”的惯例，英国名正言顺地令清政府为江孜战役赔偿了120万两白银。
——这，就是热振所说清廷为西藏“赎身”的来由。其实，早在这之前，1882年，拉萨喇嘛与尼泊尔商人因购货发生冲突，致使尼泊尔店铺受损，西藏地方政府以财政支拙为借口，没有赔偿，也是清政府出面代为赔偿的。而西藏有一个富饶的邻居——四川，在清政府需要为西藏用钱的时候，它往往成为西藏的“提款机”。
值得一提的是，清廷在自身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仍同意为西藏担负战争赔款，不仅因为清朝是西藏主权的拥有者——以家长自居，也是经西藏噶厦政府书面请求达成的。但当年的噶厦政府不会料到，后世的十四世达赖集团会对此一笔抹杀，自称西藏从来是“独立”的。
藏军的重建
在吐蕃时代，王朝也曾拥有耕（牧）战兼顾的“军队”。“征兵用金箭，寇至举烽燧，百里一亭……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殁，以为甲门。临阵败北，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俗耻之，以为次死。”
由于没有建立常备军制度，战争来临，全靠临时动员，而参战的对象则包括部落的男女老少，所以动辄就号称“几十万人”。参战者自带武器干粮，所以适于速战速决。凭著冶铁业的发达，游牧民族的彪悍，新兴文明的锐气和对财富与繁华的饥渴，在一百多年中，竟对大唐帝国形成“肘腋之患”。这种面向北方的战争，最终在吐蕃东北的汉藏走廊地带形成了一批以牧业和掠夺为生的战争“专业户”。据Stein考证，这个部族的名称叫做“韦”。《五部遗教》称，当时的这类军队，总数达46万人。 宗教在雪域兴盛后，藏人的战力明显下降，直到1792年，清朝对廓尔喀战争后，才正式建立藏军。从当时清朝皇帝派出的战争主帅福康安与八世达赖强白嘉措共同拟定的29条《钦定章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藏军的状况：
以前前后藏都没有正规军队，用时临时征调，不仅缺乏作战能力，并且造扰人民，为害很大。这次呈请大皇帝批准，成立三千名正规军队：前后藏各驻一千名，江孜驻五百名，定日驻五百名，以上兵员由各主要地区征调，每五百名兵员委一代本管理。以前西藏只有五个代本职位，这次增加兵额，应依新增人数，增加代本名额。前藏代本即由驻拉萨游击统辖，日喀则、江孜、定日各地代本，由日喀则都司统辖。所有征调的兵员，应填造两份名册，一份存驻藏大臣衙门，一份存噶厦。以后如果发生缺额，即依名册补充。以上兵员统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警卫。
关于军官的职位，按照这次的编制，代本以下设十二个如本……如本以下设二十四名甲本……甲本以下设五名定本……。以上人员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挑选年青有为者充任，并发给执照。代本出缺时，由如本中升补，如本出缺时，从甲本中升补，以下类推。贵族出身的军职人员，也要从定本、甲本逐级提升，不得任意升迁。按照旧例：平民只能升任定本，不能上升，今后应依照其学识技能及战功逐级升迁，不得歧视。……
以前征调兵丁，不发粮饷武器，系由各兵丁自备，一旦用完，即行潜逃。今后每年每人应发粮食二石五斗，总共为七千五百石。上述粮食仅靠前后藏的田赋收入不够支付，故以沙玛尔巴、仲巴呼图克图的田产，以及丹津班珠尔之子目居索南班觉所呈缴的五个庄园，总共收入青稞三千一百七十石，做为补充。如还不够支付，即将沙玛尔巴桑坚班的什物尽行变卖，以补不足，这样每年就可收入青稞七千五百石，用以发给各兵员应发的粮饷。另外受征调的兵员，由达赖喇嘛发给减免差役的执照，这样更可使各兵员知道对他们的照顾，以增进他们的战斗情绪。各代本因为已经有了达赖喇嘛拨给他们的庄园，就无需另发薪饷。各如本每年应发三十六两银子，各甲本二十两，各定本十四两八钱，总共两千六百两银子，由藏政府交给驻藏大臣，分春秋两季发给。兵员的粮饷也分春秋两季发给……
关于军队装备：十分之五用火枪，十分之三用弓箭，十分之二用刀矛。前后藏各寺院如有剩余武器，给价予以收买，其用费由前被没收的沙玛尔巴牧场收入的酥油价值五百五十两中开支。弓箭、火药由政府每年派人前往太昭及边坝制造。各兵丁还要经常操演。
西藏过去委任大小职务，均在贵族中选任，平民完全无份。自今新立规章，凡普通士兵如有知能较强并有战斗能力者，虽非贵族亦得升任定本甚至逐级升至代本。其他一切官职，可依旧例从贵族中派任，但如年龄过幼，亦不宜担任官职。因此规定小秘书、噶厦仲尼、小宗本等，年满十八岁之贵族子弟始可派任。
每年操演军队所需用之弹药，由噶厦派妥员携带驻藏大臣衙门之公文，前去工布地方制造，运至拉萨发给部队。以前，后藏番兵没有火炮，现从新造十四门火炮中调两门给后藏，以便在军队操演时试验射击，其余都交给达赖喇嘛。
过去噶伦及代本等上任时，达赖喇嘛照例拨给公馆及庄园，卸任时交回。近查有噶伦及代本已经卸任，而公馆及庄园仍由家属承受不交，政府又另外拨给。今后所有卸任之噶伦及代本，应将公馆及庄园移交新任，不得据为私有。
这位藏军的缔造者——福康安究竟是何等人物？他为何对西藏军事拥有如此大的发言权？那位财产被解析的沙玛尔巴又是何许人也？关于他们的故事，我们下面还要谈到。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福康安的来历，他是清朝皇族富察家族的成员，属镶黄旗。乾隆年间曾任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历任云贵、四川、闽浙、两广总督。封贝子。1796年（嘉庆元年），也就是对廓尔喀战争四年以后，病逝于军中。
辛亥革命后，西藏进行的若干近代化改革中，实现藏军的近代化也是内容之一。为了解决军官问题，英国在江孜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达赖派遣仲巴扎萨、多仁台吉等高级官员多人，入校受训。关于这所学校，麦克唐纳在其所著之《旅藏二十年》一书中载称：
“西藏政府决定用新式战斗方法，训练军队，事经印度政府批准后，西藏一次派遣50名兵士和军官到江孜，由商务委员公署的卫队英印指挥官出来训练他们。藏军来此训练，一直到1924年，中间很少间断。”
英国人训练的这些军官，后来分配到各代本中去任职，就组成了正式藏军。达赖原来计画组织30个代本的兵力，以藏文30个字母命名，但因在大贵族和农奴主中增加税收发生困难，特别是三大寺的强烈反对，军费不能落实，一直到最后，只成立了12个代本。
为了解决武器弹药的补充问题，1914年噶厦在扎什城旧址设立了一座工厂，请一位伊斯兰技师为工程师。但该厂因为不能大量制造枪械弹药，后来改造为造币厂和印刷厂，铸造银币、铜币和印刷钞票、邮票，军火武器则完全由英国供给。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种供给接济不上，达赖于是转向俄国的敌人——日本。“以为日本曾助蒙古反对赤化，又为一强国，且渐逼近西藏，其枪价廉物美，蒙古甚流行之，故若英国枪不肯出售，可购自日本。”柏尔说：
中日之战，日俄之战，日本声威远振，西藏以其种族宗教关系，自甚欣慰。战胜以前，西藏不过知有日本之名而已，但近20余年，日本约有六七人探险西藏，住于拉萨，其一为川口氏，秘密乔装而来，……以后续来者则公然居于拉萨，其一为西藏政府特聘以教练军队者。吾在拉萨时，有一日本人在色拉寺发愤读书。……西藏人于是明白日本之强而倾倒之，……少数西藏人曾旅行日本，其中最著者为大元帅。
西藏的“亲日”直接影响到她与西方的关系。流亡印度的十四世达赖曾经自白道：“事实上，在1940年代末期住在西藏的欧洲人只有六位：一位传教士，两位英国无线电操作员，两位奥地利人，一位白俄罗斯人。”
但是，也许是由于宗教的关系，也许是因为西藏自身的经济无法支持强大的军力，也许是因为高原气候的限制和人口基数的底线，直到1950年解放军进军西藏时，藏军的数量仍然少得可怜。据Donnet记载：
在1950年听天由命的西藏所能凭恃的自卫能力只有杂乱的8500人，其中大部分携儿带眷地侦察敌情。他们的装备非常简陋不齐，总共也只有50余门大炮、250门迫击炮以及200挺机关枪。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凭据天险和神符……
陈小雅，《外参》7期，原载《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码》
《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碼》以作者對西藏的實地考察感受為經線，以西藏的歷史為緯線，結合相關的民間傳說和研究著作成果，對西藏的歷史文化進行了一次空前的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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