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9日 星期四
“街娃”的武斗:文革中多少人白死了!
受访人:黄振海,男,著名画家,雕塑家。1950年出生于成都市科甲巷一平民家庭。文革前系成都市锦江中学初66级学生,学校“八二六”派红卫兵《新锦江公社》负责人。文革后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现就职于某著名旅行社任策划。
采访时间:2010年至2011年
采访地点:黄振海先生办公室
林雪(以下简称林):依你的看法,武斗的起因是什么?
黄振海(以下简称黄):要说武斗的起因,可能要从文革之前的 “战争教育”说起。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对于战争就非常向往——因为战争可以产生我们崇拜的“英雄”。所有男孩子们喜欢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是战争片,比如《上甘岭》、《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而其中的李向阳、小嘎子,都是我们崇拜的英雄。那时候不仅仅是电影,最为时尚的读物:《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红旗谱》、《红日》、《红岩》,都是写战争年代的。
林:《红岩》是写的监狱斗争。
黄:你忘了其中那个最受欢迎的“双枪老太婆”?那也是战争人物嘛。
林:(笑)倒也是。
黄:战争的“硝烟”一直都伴随着我们成长。包括它衍生的“阶级斗争论”和各种各样的“仇恨”论。比如雷锋那段著名的日记:“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其实到后来前面的几个都不重要了,就只剩下最后一句——因为到处都是敌人了。
林:记得那时候的漫画和宣传画,不是解放军在打阶级敌人,就是工人和农民在打阶级敌人,一个个胳膊腿都这么粗,眉毛都高高扬起,满腔的仇恨。
黄: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恨自己晚生了几十年,要不然就赶上打蒋匪了,或者是打日本人。没准自己就是又一个小兵张嘎或者是李向阳呢。
林:你的意思,武斗就是这些“战争情结”在作怪?
黄:战争情结是内因,还得靠外因去启动。
林:有人说,武斗是从1966年底到67年初的“夺权”开始的。因为对权力的争夺,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仇恨。
黄:依得我个人的感受,是来自“二月镇反”。这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参与“夺权”。我一个街娃,也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去夺别人的什么权。
林:那你是怎么被卷进了“二月镇反”的?
黄:我本人没有被“镇反”的理由。因为开完斗争工作组的大会之后,我就去了外地大串联。我回到成都的那天,1967年的2月18日,正是“二月镇反”的开始。记得从火车上下来,正遇上成都军区的飞机在天上撒传单,传单上就是头一天叶剑英亲自签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一封信》,又称“二?一七信件”。高音喇叭里不断播送着信上的内容,说部队协助公安局抓“罪犯”(指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的宋立本等人)是正确的,并说:“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林:这些和你有关系吗?
黄:我父母都参加了兵团,而且我母亲就是街道分团的成员,被抓的那个“罪犯”宋立本,就是他们的头头。我父亲也刚刚从阿坝里面出来造反,参加的也是兵团,还是个小头目。
林:你自己呢?
黄:我没有参加学校的八二六,而是在川大去加入的,拿了个红袖套,爱去不去的,吊儿郎当。可是因为在运动初期带头造工作组的反,在所有的人眼中,我就是“信”里说的那种造反派。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林:在“二月镇反”两个月的时间里,在你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黄:我回到成都之后,就发生了兵团、八二六到人民南路去“向毛主席请罪”的事件。队伍从东大街经过,倒挂着旗帜,到了人民南路广场,就跪倒一大片,哭得呜呜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黑着脸往回走,刚刚走到走马街口子上,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在我面前“吱”地停下了,一个人从车里钻出来,站在我面前抖抖肩上的军大衣,眼睛斜睨着盯了我一眼,哼了一声,又钻进车里走了。我一看:原来就是运动初期斗了我们几个、后来又被我们斗了的那个工作组的张队长。
林:他是觉得该你倒霉了,他还是胜利者,笑到了最后。
黄:他这一抖,可把我气坏了。后来我们学校的“八二六”来找我,要我回去当“一号勤务员”,就是头头。我毅然答应了。
林:看来就是这个“张队长”启发了你的报复心,让你在最低潮的时候,怀着满腔的义愤参加了“革命”。
黄:是的。记得那天晚上我到春熙南段的“饮涛茶社”,茶社早就没开了,一个叫《巴黎公社》的中学造反组织在这里设了总部,现在人员已经四处逃散,只剩下些队旗袖套笔墨纸张和几床脏兮兮的被子。我用那旗子把所有的东西一卷,用自行车拉到了学校,然后把我们学校的“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简称)统统撵出去,把他们的团部占领了,开始“战斗”。
林:黑暗中的战斗。
黄:我们很自然把当时的情况比喻成“白色恐怖”,而我们就是那些小“地下党”,每到晚上就出去刷标语。那个时候满街都是打倒我们的标语,充满了侮辱性的语言,把“造反兵团”写成“撬杆(小偷)兵团”,八二六写成“扒耳驴”。我们就专门在那些标语旁边贴标语,比如:青松不老,八二六不倒!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血债要用血来还!镇压革命群众决无好下场!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当然还有些很抒情的,我们把藏族歌曲“远飞的大雁”改了歌词,把“翻身的农奴想念恩人毛主席”,改成了“八二六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唱起来热泪滚滚。
林:同样的歌曲还有“东方红”里的《抬头望见北斗星》,也很深情。
黄:还有“东方红”的那些朗诵词,简直就是我们的心声。比如一开始的那段朗诵词:路漫漫,夜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还有一段革命先烈戴着手铐脚镣一步一步走向刑场,唱的“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自有后来人”,还有后面紧接着的朗诵词:但是,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林:那个时候,不后悔自己晚生几十年了,赶上和革命先烈一样的年代了。心里充满了悲壮,和为革命献身的崇高感。
黄:这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正义”啊——因为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啊。虽然都去人民南路跪成一大片向毛主席请罪了,可是回来怎么想怎么没有错。想来想去就只有一个理由:毛主席被那些“老帅”反扑了。革命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和毛主席共患难。这个感觉是多么的崇高!同时还有仇恨。大面积的仇恨。就是这种仇恨,成为后来武斗的动力。
林:何以见得?
黄:你想想,那个时候,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号称30万人马,还不算各个区县的支队;八二六虽然是个大学的组织,可是很多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参加了,人数也不少。记得“二月镇反”一开始,全省一天晚上就抓了十二万“反革命”,几乎都是兵团、八二六支队长及以上的骨干,很多地方的监狱都关不下了,全都关在学校和庙子里。成都宁夏街的市大监里关了1600多人,大慈寺好像关了800多人(注:据记载:到3月4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5000余人。见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31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这么多人,加上那些还没有被抓的,这些人在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了,其亲戚朋友加起来应该有多少?还有很多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同观点”的人呢?这么多的人的仇恨,往哪儿发啊?未必我们还敢去打那些老帅?还敢去打成都军区?不敢了嘛。再说人家军区的司令员韦杰,在北京的时候就向我们造反派道歉了,当面鞠躬,人家可是老红军啊,还要怎么样?
林:可是这口气又不能不出,只能去打产业军了。
黄:当然嘛。他们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亲自组织起来、专门对付咱们造反派的,百分百的老保,又是亲手把我们的人抓进监狱的“打手”。别看这些人都是党团员,平常听话守规矩,抓我们的时候,可是把我们当成了真正的阶级敌人,就如雷锋同志说的: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林:人家还说你们运动初期的时候也斗过他们呢。
黄:可是我们没有把他们抓进监狱啊!坐监狱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啊,他们为什么老是想让我们去坐监狱呢?看那个张队长在走马街上的张狂劲,要是那天给他个机会,他完全有可能真正把我抓进监狱里去的。
林:双方的仇恨都在心里疯长。
黄:最疯的时候是“二月镇反”被否定之后,我们成群结队到处去打“老产”。那些大型的国营厂、特别是国防厂的工人,因为经过严格的“政审”,个个根红苗正,大都参加了产业军,成了老产的窝子,也成了我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比如川棉一厂,420厂、69信箱、512军用被服厂……最重要的是132厂。
林:最要命的是:打老产成了一场地道的“人民战争”——因为“二月镇反”牵涉的人太多了。
黄:是啊。我们去打,老百姓就去看,去起哄,有机会的话也上去凑个热闹,打两拳头,或者是扔几块砖头,叫做“有仇报仇,无仇打魌头”。打着了对方,是个“战斗英雄”,被打了也是“光荣负伤”,也算“战斗英雄”。
林:问题在于老产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也觉得自己很冤枉,也觉得自己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胸中也充满了正义感。
黄:文革的荒唐就在这里。无论是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走资派也好,或者是以后造反派内部分裂成的两派也好,都认为自己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是正义的,而毛主席又不出来说个明白。于是就给了大家一个“挣表现”的机会,谁能够把对方压下去,谁就是最忠心的。
林:打132厂就是这样的一场战争。
黄:我们的人去打132厂,是要“攻克老产在成都最后一个顽固堡垒”,而132厂的老产,则是按照当时国家的“保密条例”,誓死保卫国家财产,保卫国家的机密。我们是赤手空拳的,而他们的厂保卫科是发了枪支的,据说200多枪支全部都发了。我们是普通老百姓,乌合之众,而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转业军人。所以这场武斗,一开始就决定了结局。
林:而鼓舞着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蜂拥而上的,又是那个该死的“正义感”。
黄:是啊。问题在于就在这个时候,中央还没有正式下达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既没有正式说我们兵团、八二六是“革命派”,又没有正式说他们“老产”是保守派。这个结论一直到第二天,也就是“老产”开枪打死了四十二个人之后,才正式下来。
林:这个文件就是《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黄:这个文件要是早发一天,或许“老产”的正义感就没了,他们就会自己解散了,我们的攻打就没有了意义。
林:可是历史没有假设。事情还是发生了。记得开枪的消息传来之后,兵团公(共)汽(车)分团把汽车停在人民南路,所有要去132厂的人上车就走,现场大约有三万人。
黄:我没有到现场,我在川医急诊室,一群人把北京地质学院的大学生李全华抬进来的时候,我从人缝里亲眼看到他的半边头盖骨没有了,雪白的脑花夹着鲜红的血,发出很浓的血腥味。后来我进过那间停尸房,里面停了四十二具尸体,大多都是年轻人,其中有很多孩子。
林:其中有我妹妹的一个同班同学,十三岁还是十四岁,叫屈德安,盐市口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妹妹和她的同学去认尸的时候,根本就无法辨认。天热嘛,尸体都肿得不成样子,后来是根据这孩子的一个特征认出来的:他的一只耳朵上长了个小肉瘤,大家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子耳朵”。
黄:我记得事后成都抬尸游行,宣传车领头,很多汽车在后面跟着,成都市民万人空巷。整个城市都弥漫着愤怒和仇恨。我在署袜街看见一群女孩在大街上摆了个桌子,上面是个中学生的照片,扎两条小辫,手里拿个毛主席语录,英姿飒爽的,笑得阳光灿烂。这女孩的名字叫赵宗纯,十七中初三的学生,年龄和我差不多,也是16岁,现在成了躺在汽车上的48具尸体之一。赵宗纯的那些同学,眼睛都哭红了,哭着在为她的家里募捐,说她家里本来就穷,现在她爸妈都倒在床上,今后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
林:不管是什么目的,拿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平民,就是罪恶。
黄:可是开枪的觉得你不是平民,而是暴徒——平民为什么要来冲击国防工厂?当时国家有命令,冲击国防工厂,就是可以开枪!再说了,这三万人要是真的冲进了厂区,确实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可是造飞机的国防厂,我想,到现在也是不能随便进出的。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尽管中央说要追查责任,可是最后这事还是不了了之。
林:那些孩子,十几岁的学生,都白死了。
黄:文革中死的人,都是白死的,太多了。
林:可是复仇的种子埋下了。情绪这东西,是最不讲道理、没有理智的。
黄:记得事件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们这派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庆祝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发,实际上就是一个声讨产业军罪行的大会,号称40万人参加。有人拦住一辆过路的卡车,很多人跳上去,我也跳上去,就去了132厂。我们到了132厂的宿舍区,一群人气势汹汹的,见人就问谁是“老产”。迎面碰上一中年妇女从家里出来,见到我们吓坏了,慌慌张张朝着隔壁呶呶嘴。我们一涌而进,见一瘦老头,很老实的样子,穿了件针织背心,旁边的桌子上有个大搪瓷盅,上面写着“先进生产者”之类的红字。大家一看:肯定是个“老产”。
林:因为“老产”大都是党团员和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之类的。
黄:我们中间那些彪形大汉,扑上去就打,打着打着听见一声“有人来了”,这才想起这里是老产的窝子,人家可是有枪的。于是拖着那个“老产”就往我们的汽车上跑。132厂的黄田坝离市区还有几十里路,他们一路上都在打。到了人民南路,有人大喊:我们抓到了一个“老产”,是从132厂抓来的!我看见一个穿红色背心的小伙子跳上来,一揭屁股后面的工具皮夹,亮铮铮的一排全是大大小小的改锥!他抽出一支大的就戳,那狠劲!
林:你在做什么?
黄:我算哪根葱啊,一个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个子又小,胆子也小,吓坏了。等他们打完了,我一看:那老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眼珠子都暴出来,死了。直接就拉到川医停尸房去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死了?他家里的人会怎么想?还有他到底是不是“老产”啊?就凭那个慌慌张张的女人一撇嘴?就凭桌子上那个“先进生产者”的大瓷盅?
林:正常情况下,很难想象一群身强力壮的人,会对一个老人这样下毒手。
成都的武斗就此拉开了序幕。
黄:虽然相隔很近,但是成都的武斗和重庆不同。重庆武斗的主力(尤其是到后来),大多是兵工厂的工人,他们都是转业军人,专业的“杀手”,在部队的时候都是“带着阶级仇恨”在练兵,他们一拿上枪,就下狠手。而且,重庆的兵工厂也让那个城市充满了杀气,人的性格都比成都人“猛杀”。包括重庆大学的学生,也都敢下手。可是成都的武斗,多少有点“游戏”的感觉。
林:记得江青在武斗中说过一句话:小青年,爱玩枪。
黄:这算她说对了:我们对枪,起初就是个“玩”字。
林:我也玩过。我向一个军队的造反派借到过一支五四手枪,限期一周。那是一支没有撞针也没有子弹的枪,相当于玩具。我才知道原来枪是如此的简单,就那么几个零件,太简单了。几乎和“凶器”联系不起来。一点畏惧感都没有。
黄:我们玩的可是真家伙。不但有撞针,而且有子弹,还有炸药。我们玩出来许多惊悚。现在的那些专门玩惊悚的电影电视剧,也不见得能够设想出这样的情节——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嘛。
先说手榴弹吧。有一次,我坐在春熙路财贸干校大门外面的巷子口,研究一颗手榴弹。我拉开手榴弹的后盖,里面是一层防潮纸,捅破防潮纸,是一根白色的粗棉线,慢慢拉开那根棉线,就看见线头上系着一根很细的铁丝。这铁丝后面又是什么呢?我不经意地拉着,突然吱的一声,从它的尾巴处冒出了白烟。我浑身上下一麻,引线燃了!我下意识往四周一看:不过几米,就是人流熙攘的春熙南路,身后就是财贸干校,周围都是民房——这颗手榴弹随便往哪儿扔,都要伤人。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小巷的拐角处,有口水井。手榴弹从冒烟离爆炸的时间,只有三秒,我几个跨步冲到那口水井旁,别开脸闭上眼把手榴弹往井里边一塞,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地动天摇,繁华的春熙路上,人群崩山一样四散逃跑,刹那间就一个人影都没了。
林: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个令人魂飞魄散的故事。
黄:如果在成都市民中间去征集,当时在春熙路上的人中间肯定有人记得。只是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底细。
林: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黄:也吓了一大跳。不过事后觉得庆幸,还有些自豪:我毕竟经历了一场惊险啊。
林:什么时候“游戏感”开始消失的?
黄:从那次“被偷袭”开始。
林:说来听听。
黄: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两派,只不过“红成”被我们赶跑了,一直都寄居在河对面的“川医”。他们心里不服气,就跑来“偷袭”。来的时候正是半夜,我一个人住在三楼。我在熟睡中突然惊醒,莫名其妙地觉得事情不对,翻身跳起来,抄起捷克式机枪就上了房顶。偷袭啊,是在你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基本上不具备抵抗力的情况下到来的。这个时候,你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外壳的软体动物,怯弱就是你的本性。这样的本性令我汗毛突然倒立起来,浑身不听使唤地得得发抖。我用发抖的手抓起捷克式,对着那感觉到有问题的暗处就是一阵扫射,子弹带着火光直射而去,果然照亮了一群慌乱的人影,然后是嘈杂声起,大路上响起了汽车的马达声。几分钟之后,马达的声音逐渐远去,黑夜归为寂静。我紧抠着枪机的手久久没有松开,背上被冷汗浸得一片冰凉。
林:从这次开始,你有了什么变化?
黄:畏惧死亡。知道了枪是会真的打死人的,是有后果的,而且是很严重的后果。我有一个街坊,同院子住的,就是被枪打死的。那是人民南路“十中保卫战”,他去看热闹,他躲在一堵墙后面,刚一伸头,就被打死了。抬着他的担架从我面前经过,那黑红的血丝黏黏的,被风吹得飘起来,牵成了长线,他手搭在担架下面,还是软沓沓的。他父亲在一边靠着根柱子,脸色蜡黄,瘫成一团,不久也死了。
林:记得那时候经常抬尸游行,很吓人的。
黄:十里店一个什么厂的工人,兵团的,叫张邦银,被抓住后往肚子里塞了一支雷管,炸死的,尸首抬出来游行,肠肠肚肚翻出来,红的红绿的绿,当场就有人在大街上吐了一大摊。兵团街道分团的头头宋立本,文革前就坐过牢,“十中保卫战”的时候曾经抱着炸药包要去炸楼,很亡命的。可是后来,他被一中的“红成”抓住,在肚子上挖了个洞,“点天灯”,死得很惨。
林:面对这样残酷的死亡,你的“英雄梦”呢?
黄:嗨,还有什么英雄梦啊。人在死亡面前、在血腥面前都有一种天然的恐惧,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就是一个凡人,我不可能“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我见到的所有的人都是凡人,包括那个偷袭了兵团在生物制药厂的驻地、后来被枪毙的革命烈士的后代路殿云。他在牢房里哭啊,哭得呜呜的,他终于明白了:他不是什么战斗英雄,不是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他就是一杀人犯。说句不好听的:我甚至怀疑革命先烈,是不是都像《红岩》上写的那样英勇。如果是真的,或者可以这样解释:他们有理想,胸怀正义,所以他们宁死不屈;而我们那时候已经没有理想了,弄不明白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了,所以我们成不了英雄了。
林:所以说,人得把自己放在“正义”的位置上,才会有胆气。一旦觉得“没意思”了,就泄气了。记得当时成都的大学生,都对武斗没什么兴趣。有个大学生还对我说过:什么派不派的,都是他们头头们的事情,和我们下面的“战士”没什么关系。
黄:他们的年龄毕竟比我们大一些,想的也会多一些,而且一些人都有了女朋友。冷静下来之后,会觉得家里出自己这样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就这样不明不白被打死了,真的不划算。当然了,除非已经成了杀人狂。那些“武斗之花”就是杀人狂。他们就是文革武斗培养出来的“勇士”,他们对杀人有着特殊的“兴趣”。而我们则是“意志消沉者”。记得好像是“九五交枪令”之后吧,我们把所有的枪支统统上交,然后到处去玩了一圈,回来就下乡当知青去了。
林:之前接受的那些“战争教育”,一旦接触到真正的战争,也都土崩瓦解了。
黄:不但是我们了,我相信所有真正参加过战争的人,没有谁会“热爱”它。这东西,是个恶魔。而这个恶魔,往往又穿着各种漂亮的外衣。而我们老百姓,实在搞不清楚其中的真假。
黄振海口述,林雪采访、整理,网刊《昨天》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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