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5日 星期三

革命的符号:“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上)


  (续前)三、“苏维埃”的终结


  “苏维埃”的终结源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为了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毛泽东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18]158这不仅仅是中共的一种革命策略,更多的是由革命形势的变化所决定的。中共要生存、要发展、要壮大,必须这样做,否则会面临灭亡的危险。西安事变后,为了建立起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又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1937年1月3日发布的《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中就指出:“为了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与达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党在统一战线区域内应该成为共同纲领最坚决的执行者,成为民族革命领导的核心。”[19]146为此,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政策策略作了许多调整和让步,甚至改变了中共原先所建构的“苏维埃”政权系统。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指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19]158。这是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的重大让步,中共为了民族的独立不惜把自己“屈尊”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区,放弃了苏维埃制度。1937年2月15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指出:“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苏区中苏维埃制度取消,施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并不能放弃工人农民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而要继续保障之。”“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以来,一贯执行的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以来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仅能执行这样的路线。一九三五年党的八一宣言及十二月决议案以来我们一贯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与为着澈底执行此路线,现在又提出取消苏维埃制度与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能够执行这样的政策。”[19]160,161之后,中共又对此作出解释。1937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中则提出:“新的形势更要求我党同志迅速的澈底的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以适合于目前的新环境。过去的武装斗争的方式,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方式,现在必须转变到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19]203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的一段论述解释得十分精彩:“放弃苏维埃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或者仅仅是一种战略措施呢?在延安,人们并不这样看问题,而是用一种非常理智的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待这场大变动。几乎每个延安人都接受了这场大变动。因为在他们眼中,苏维埃的取消不过是一种历史的需要,不过是尚未完成的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革命,本是要从土地革命阶段发展到反帝阶段的。”[20]193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中郑重提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21]844-845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标志着“苏维埃”在中国的终结。当然,虽然中共在“苏维埃”符号形式上作出了很大的变更,有的甚至类似于国民党符号体系,如革命军队、政权的组织形式等,但并未改变中共革命符号的本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通过自己政治生态的政治定位,通过符号形式的转换,取得了革命的主动权。正如1948年1月,毛泽东在杨家沟同陈毅多次谈话所指出的那样:“抗日时期我们竭力解决这个(内战———引者注)问题,情况有所改变,我们的朋友多了。因为我们采取了适当政策,如坚决打日本,拿住了抗日旗帜,减租减息,改善了与地主的关系,发扬了民主,争取了资产阶级及其各党派。”[22]274

  “苏维埃”符号形式的改变只是一种革命策略,关键的是在抗日的大环境下如何建构自己的抗日符号来引领未来革命前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提到:“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23]57这很好地注释了中共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切做法。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特色”的革命符号,同时也不失“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国际特征。这也是中共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那么偏爱对“三民主义”中民族和民权的弘扬与肯定。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三民主义的第一个口号是民族独立,第二个口号是民权自由,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说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24]57因而,“苏维埃”的终结标志着中共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新的开始。


  四、“苏维埃”的影响

  “苏维埃”引入中国以后成为中共一个十分显眼和突出的政治符号。词的用途不仅是作为机械式的信号或暗号,而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工具。[25]61“‘苏维埃’这一俄文词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使用是在1927年10月东江起义的时候。随后,共产党的各地组织也都相继采用。起义农民们对这一词汇感到困惑不解,有人甚至把它当成某个领导人的名字(也许是苏兆征的别名吧!)。然而,这个外国的词儿引起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也带来荣誉与尊重。农民们听到‘苏维埃’就像他们先辈听到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帝耶稣基督那样肃然起敬呢!当农民从现实生活中弄清了它的实际含义后,他们便更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苏维埃运动。”[10]25-26湘赣边区的农民则管苏维埃叫“埃政府”,因为当地方言“埃”就是我的意思。实际上,农民的这些误解是有几分道理的,对于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来说,他们理解的苏维埃,就是共产党的政府和“埃(我)政府”。这也是为什么在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围剿和包围中,这种政府依然能够立得住的原因之一,就当时的大多数时间而言,苏维埃的确是农民最喜欢的政府。

  然而,苏维埃第一次来到中国以来却经历了很长的一段适应过程,最终还是因为其形式不符合革命实际的需要而被抛弃。中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时产生发展的,但同时也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起来的。列宁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指出:“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26]203因而,中共在建党初期许多革命符号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些普遍建立原则,其革命理论也是产生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甚至中共的许多革命做法也直接照搬照抄于苏联的革命模式,具有苏联的革命思维。“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活动、纲领以及反对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口号,已经为全世界所公认”[26]356,因而这也并不奇怪“苏维埃”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传播最普遍和最有革命特色的革命符号的原因所在了,人们闹不清“苏维埃”到底是什么也是情有可原的。这种从革命理论到建党原则、从革命模式到革命行为都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理论的具体做法,带来最大的结果就是使得革命符号离开了自己的革命实际,带来了革命教条主义后果。如“苏维埃”的生搬硬套带来了许多“水土不服”的现象。其中,张国焘是这样回忆的:“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一件更艰难的事,这个区域的人们大多不知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他们的了解是相当可笑的。”“当我和一些普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猜测着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以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他说:‘苏兆征同志已经死了,鄂豫皖乃是苏兆征的儿子。从前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现在我们的苏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权在这个区域已经有了约三年的历史,仍不为一般人民所了解,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这个政府的名称,在更广泛的中国乡村中是如何的陌生;甚至在城市中,也不为多数工人所了解……他们既不能了解这个政府的真正意义,更说不上有什么同情了。”[27]84-85这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典型的教条主义做法,是不利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的。这与中共面临的革命环境有很大关系,主要是中共第一次面对革命道路的抉择,对于如何统治和管理一个区域一点经验都没有,只能求助于“本本”和苏联经验,意图通过“苏维埃”的使用,来统摄根据地人们的思想,达到革命的目的。

  “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28]707因此,“苏维埃”在传播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其传播方式方法,既要合理,又要与社会道义相符合;既要看到其传播的“魔力”,又要学会抵制其传播的消极一面,从而防止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被淹没在“苏维埃”符号所建构的“虚拟世界”里。“文字的宣传,固然是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离开了实际斗争生活,绝不会有正确的宣传文字。”[29]879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30]135-136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指出:“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30]265“苏维埃”的变更,体现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政权区别于国民党政权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权,也不同于苏联的无产阶级政权,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走出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一种表现,反映了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和成熟。


 参考文献: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0]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

  [21]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3]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5]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26]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9]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1卷[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30]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胡国胜,《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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