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三千人丧生的长沙人为大火的责任处理

　　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人为大火，让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与苏联的斯大林格勒、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由于当日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古人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名句，但长沙大火这场惨祸却是自家人，也就是中国士兵自行纵火而酿成的。当此之际，武汉沦陷、广州失守，湖南已成为战争前线，日本人急欲打通南北大动脉的粤汉铁路。大战迫在眉睫，日军前锋已占领岳阳。11月7日，蒋介石来到长沙召开军政会议，布置抗战战略，重申“焦土抗战”方针，即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便实施焦土政策。五天之后的11月12日上午，蒋还在给湖南省政府主席发密电，严厉申饬：“如长沙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对此重大军情，张治中自然不敢怠慢，当即召集军警长官布置落实。长沙的警备司令酆悌，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十三太保”之一，为了确保全城变成焦土，他制定出《焚城纲要》，任务具体到人，每一士兵都要了解自己放火任务的岗位位置，并配发了汽油火柴，并以市中心最高点天心阁举火为号。

　　长沙大火是如何烧起来的？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1月10日日军攻陷湖南岳阳，两天后，日军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三百里的新墙河进犯，因为当时的国军通讯落后混乱，译电员竟将前方电讯漏一“墙”字，致将“新墙河”变成距长沙仅有12华里的“新河”。而首先获得此讯息的长沙保安团，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就擅自放火。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继而在全城放火。另有一说是此夜在天心阁附近，恰遇民舍家中失火，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城中所有的消防车也早把水放掉，换成汽油了，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火起而无法扑救。别处一看，以为这就是举火的信号，于是四下里布置好的士兵纷纷起而纵火，长沙城顷刻间陷入一片腾腾烈焰的火海之中。

　　这场人为的大火一直延续了五日五夜，始自行熄灭。慌乱中，人群拥挤在湘江岸边，争相逃往河西，说是平素里二文钱一次的渡江筏子，此夜每人收费一块银元，可惜的是很多人忙于奔命，来不及携带银两，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上船逃命，自己却夹在冲天大火与水流湍急的江水之间白白等死。据后来不完全的统计数字，三千多人在大火中丧生，烧伤二万多人，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成为废墟瓦砾。50万长沙人民世代积累的财富，全部化为灰烬。而此时的日寇，尚在三百里外的岳阳新墙河呢。被国民政府视为积极防御的“焦土抗战”，给长沙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长沙大火，震惊国人。大火之后，日本军机曾将大火后所摄照片投掷于劫后的长沙城，上印着“请看是谁杀人放火”，以图动摇中国的军心、民心。连蒋介石闻讯后都不得不表示：“此皆我用人不当之咎，而亦中国人才缺乏之所致”。又说，“文白（张治中）不知责任所在，犹以为普通罪过，尚思推诿卸责，此表示无能无知之事小，而对于革命与廉耻之事大……”16日晚间，蒋介石到达长沙，亲睹长沙劫后惨状，及陈诚、张治中来见时，不胜凄楚地说：“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

　　为查究责任，安抚舆论，中央政府特设军事法庭于战地，拘押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和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11月18日，大火后第六日，酆、徐、文三人均处死刑。张治中则撤职查办，调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有回忆文章说，杀酆悌时，蒋介石的亲信俞济时是监斩官，他与酆悌同为黄埔一期的同学，俞设酒宴，酒过三巡后出示了蒋的死刑手谕，行刑前红毯铺地，让酆悌坐其上，拉起半幅红毯遮面，算是一个特别的优待。但因“文夕大火”罪孽太重，深为湘人痛恨，待酆悌一枪毙命后，行刑的士兵又自行连开五枪，将他的脑袋打得稀烂。

　　近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报坛浮沉四十五年》一书，作者赵效沂是长沙大火的亲历者。他回忆说，长沙大火之后，曾虏获敌军所携带的军事地图，才知道他们的行动计划，仅到汨罗而已，足见日军并没有马上要侵犯长沙的意图。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临事张皇，处置乖张，才发生这样一宗惨案。当年湘人对张治中的愤恨，达到极致。书中说，大火过后，赵效沂曾采访过张治中，因为他们是旧相识，所以张对他款待甚殷，并力辨自己在此事件中属于无辜，全部诿过于酆悌等人！当时湖南流传有一副联语，传诵甚远。其联为“治湘有术，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无主，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为“张皇失措”。这联语每一句前面的第一字加起来，正是张治中三个字，也不知出自湘中那一位才子之手。

　　韩三洲，《南方都市报》2012-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