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料定傅作义交出军队后不会只身跑掉

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中）


　　（续前）三

　　傅作义部在北平接受改编之后，傅所辖之绥远董其武部是否同样采取改编方式？在这里，中共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1月23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31）

　　正当毛提出暂维现状之际，1月25日，邓宝珊转告林彪等：“傅作义的意见，绥远部队不采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采取执行中共的政策（换旗）。”（32）不难看出，毛的暂维现状与傅的换旗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双方的立场很快接近。2月12日，毛致电林、罗、聂，提出：“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其武）部退入后套让出（归）绥包（头），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33）

　　2月下旬傅、邓前往西柏坡会见毛，中共提出：“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34）归绥与包头为绥远的两个主要城市，为此中共提出各占一个，但后来归、包两市均划入傅方。尽管如此，“绥远方式”的核心则由此产生，此即划界。划界较之傅原拟的换旗更为宽松，旗亦不换。

　　3月23日，双方成立“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4月1日，傅方提出《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其第一条为：“绥远问题以暂维现状为原则……逐渐成为联合政府组成之一部分。”（35）把绥远问题与联合政府联系起来。这个问题是怎样商讨的，迄无披露，不过双方于6月正式签署的协议中并无此条。这一点至少说明，绥远问题与政治挂钩的拟议未被中共采纳。正式协议主要是有关划界的技术性内容。不料，绥远的麻烦亦随划界而至。由于绥远既未解放区化，又未解放军化，中共不便提供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尽管并未换旗，但因傅作义已通电拥护中共，绥远的政治归属事实上处于两可状态，为此，广州政府亦将其军费削减。

　　4月23日，即中共攻占南京的同一日，行政院长何应钦在杭州召集会议，商讨今后军事方针。在谈到绥远问题时，何说：“绥远军队已受共党接济，现在起即应停发其粮饷用费。”徐永昌说：“绥远军队近来尚对敌作战，今即停其粮饷，似逼其投敌。”最后，顾祝同说：“如此可照三分之一发给。”（36）后来傅作义在给薄一波的一份电报中称：“广州每月发给部队薪饷副食费三十五万银元，主食军粮价十三万六千银元。”（37）这表明，广州政府并未放弃绥远。

　　由于担心长时间的两可状态导致局面失控，7月14日，傅作义上书毛泽东，要求绥远“能在最短期间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在同一上书中，傅特意将其对董其武的若干指示电一并呈毛，其中有这样一些话：“不要受反动派残余力量的引诱，认为反动派还有什么希望”：“要知道反动派所代表的政策，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中国反动派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灭。”傅抨击蒋、阎等“听从美国帝国主义的指使，封锁海口，滥炸人民”，表示“我半年来的亲身体验，深切感到中共各项政策的正确”。（38）傅将对董其武的这些指示呈毛，就是对毛的政治表态。7月16日毛泽东接见傅时说：“信写得好，观点正确。”（39）

　　正当傅担心绥远局势失控之际，广州政府向绥远伸出了手。当年6月，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7月27日，行政院通过任命，董其武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40）其后，董致电广州友人称，与中共方面“采取政治应付之举，其目的是根据指示，想救傅翁返绥，重作领导，以雪受骗之耻。所以政治应付是手段，不是目的”。（41）这是董就绥远政治状态向广州方面所做的解释，意思是只有如此才能救傅。差不多同时，广州还任命孙兰峰、刘万春为第九兵团正副司令官。（42）第九兵团原为廖耀湘兵团番号，将这个主力兵团的番号授予孙，以示对孙的倚重。对绥远军政职权的调整，表明广州对绥远仍具一定的操纵能力。

　　徐永昌于5月初辞去国防部长，在阎内阁中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由于与西北将领的历史关系，徐的主要活动是协调西北各部军事行动。8月1日，徐永昌飞抵绥西河套地区的陕坝，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到机场迎接。徐此行的目的是，策动董其武部西撤。徐记载：“饭后董其武来，述其不得已苦衷。盖不稍与共商洽，共若真西来压迫，我军难于全师退至包西。”徐并不同董计较与中共划界之事，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西撤要求。徐说：“第一，须将本地士兵多之部队即先调至五原以西，留本地士兵少之骑兵等暂驻，绥、包至不易维持时，即全撤临河以西。即是驻可守、退可走。”这是关于西撤步骤的安排。关于西撤的目的，徐说：“第二，即向最不利处设想，敌先攻汉中及广州而占领之，并向四川压迫，发生政治变化，此时中央在大陆据守桂、黔、滇，敌必分兵谋肃。西北到时马鸿逵或个人出走，但马步芳必仍拒战到最后，绥军尽可适时加入助马。”

　　关于绥军西撤之后的前景，徐继而饶舌道：“第三，彼共党亦人也，彼尝诩其二万五千里长征，吾人如亦人也，三万里何妨。”徐甚至为董部出走描绘了一幅广阔的路线图，他说：“助马不利时，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时吾将为诸君办外交。”“可印”指退至印度。最后，徐鼓励董：“吾人必能复国，且必较戴高乐之有法国胜几倍。”交谈中徐得到一条重要消息：“其武曾述到宜生可能得便归来。”董所以向徐披露此一消息，意思是绥军的走向要由傅决定。徐当即表示：“即使宜生归来亦必走我路线。”（43）总之，随着广州政府加强利诱，绥远政局至少在现象上复杂起来。

　　四

　　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等返回绥远。此行的目的是，结束绥远政治上不明朗的两可状态，完成易帜起义。而徐永昌则于8月22日被广州政府任命为西北指挥所指挥，（44）以加强其协调西北各部的职能。28日徐适值宁夏视察，当即获悉傅返绥消息，是日晚，徐“约崔亚雄来，请其明晨乘送饷飞机往绥远晤宜生……询其今后企图”。（45）迅即展开对傅的摸底。

　　8月29日，徐与马鸿逵研判傅作义返绥之意，马说：“传宜生之归，必系受毛泽东指导，收拾西北，即各盟旗亦必响应之，西北大势已去。”（46）预卜不祥。8月30日，派往绥远的崔亚雄致电徐：“孙兰峰、刘万春皆言，傅宜生亟拟晤徐部长。”（47）这似乎又是一个积极的信号。31日崔亚雄返回宁夏，随即报告徐：傅作义“对来宾表示，此来只有自我忏悔、自我检讨。询其共方何以令其归来等等皆不答，询之从者亦然”。（48）是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忏悔”、“检讨”，我们不得而知，这个滴水不漏、莫测高深的表态，等于没有表态。崔亚雄未能摸到傅的底。

　　傅作义惟一的明确表态是，向徐永昌发出了会晤邀请。傅专书一函致徐：“亚雄兄来绥，拜读手翰，渥蒙关垂，感篆良深。弟离平后，正在自我忏悔，自我检讨，极愿与兄晤谈，藉倾款曲……俟弟将包头环境布置妥当后，再当奉邀莅止，畅聆教益。”（49）

　　傅函看上去只是表达了与徐会晤的愿望，其实是一个不露痕迹的两手安排。傅所称“布置妥当”，实际上就是指绥远起义，傅所以并不邀徐即往，就是要留出时间开展动员，避免徐之早到而破坏起义。那么，起义布置妥当之后，为何仍然邀徐会晤？因为傅要“藉倾款曲”。这个两手安排的意思就是，一方面造成起义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又留出与徐会晤的时间，从而对徐，实际上是对蒋，做一个最后的政治交待。

　　9月1日，徐永昌、马鸿逵飞抵重庆见蒋。2日，蒋指示徐到广州“将绥远事向大家讨论一下”。3日，蒋对徐说：“关于傅宜生归绥事件，望与李、阎商定取如何态度，及是否仍照常发饷等事。”（50）此时蒋提出是否照常发饷，表明蒋对傅之归来不甚乐观。

　　9月3日徐飞抵广州，随即向李宗仁报告绥远问题，李明确表示“必争取宜生”，并说他已“径电宜生约会”。李“径电”傅，表明李之急切。4日白崇禧见徐，“对宜生亦同李代总统，主争取”。6日，李宗仁再次指示徐：“必争取傅宜生。”（51）这样，广州方面明确了争取傅的主张。

　　9月7日，徐再飞重庆。在对傅作义的判断上，几位高层人士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徐记载：“蒋先生对宜生之率部归来不存奢望，余亦然。李、阎则否。”（52）这就是说，在能否争取傅的问题上，蒋介石、徐永昌与李宗仁、阎锡山持两种看法。

　　傅作义此次离平返绥，中共方面有人担心傅是否会跑掉。毛泽东对主管绥远工作的华北局书记薄一波说：“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交出二三十万人，立了大功，我们对绥远不能出兵，一出兵就输了理……现在把领导责任放在傅肩上，这样我们就主动了。傅作义哪里会跑！就是跑掉了，又怎么样！”（53）在这里，毛把什么是被动、什么是主动讲清楚了。毛所以料定傅不会跑，因为此时国共战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就在8月初，程潜、陈明仁举行长沙起义，广州政府正在失去湖南这道最后的屏障。大局如此，傅“哪里会跑”。

　　傅返绥后，陆续将其工作情况上报北平。9月4日薄一波与聂荣臻致电傅：“毛主席认为兄在绥远所取态度及步骤是正确的。”同时指出：“打破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徐（永昌）阴谋及扣压一批最反动的特务尤为必要。”（54）9月11日，傅致电薄一波、聂荣臻，表示绥远起义“通电日内即可发出”，“军政干部对中共领导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均表拥护，尤其对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热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55）起义的筹备进展顺利。

　　薄一波记载：“9月14日，毛主席又以我和聂荣臻同志的名义写信给周北峰，通知傅作义、邓宝珊和周北峰于9月20日至24日之间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56）这个通知意味着傅留在绥远的时间不多了。也就是在此之际，傅作义对于邀徐会晤一事由拖延变为急促起来。徐永昌日记9月15日载：“连日孙兰峰转宜生电速余诣绥。”所以催徐启程，因为政协会议即将于9月21日召开，绥远起义必须于此前举行。然而绥远起义又不能于徐到来之前举行，因为一旦易帜，绥远即与广州政府决裂，这样，徐将不宜再赴绥远。因此傅与徐会晤的时间，只能安排在绥远起义和政协会议之间。不难看出，这个缝隙就要合拢。（未完待续）

注释：

　　（31）《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4页。“邓”指邓宝珊。另据董其武记载，当时绥远各类驻军将近10万。参见董其武：《戎马春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70页。

　　（32）《罗荣桓年谱》，第690页。

　　（33）《罗荣桓年谱》，第699页。

　　（34）《中共中央关于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情况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井泉等电》，1949年2月25日，《平津战役》，第273页。

　　（35）《绥远问题协议草案》，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56、257页。

　　（36）《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3日。

　　（3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1页。

　　（38）《傅作义致毛泽东函》，1949年7月14日，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81—287页。

　　（39）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514页。薄参加了此次接见。

　　（40）潘振球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9年7月27日，台北：“国史馆”印行，1997年。

　　（41）《董其武电》，1949年7月，《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57页。

　　（42）孙兰峰原任察哈尔省主席兼第十一兵团司令官，1948年12月张家口之役，该兵团被歼，孙逃至绥远，后参加绥远起义，任中共绥远军区副司令。刘万春参加绥远起义之后任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因通敌被逮捕。参见董其武：《戎马春秋》，第551页。

　　（43）《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日。董其武回忆，徐曾提出将部队最后撤入缅甸。参见氏著：《戎马春秋》，第273页。徐在“可印”之前的确写有一个“可甸”，但又圈去，可见徐的确对董说过这些话。（4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9年8月22日。

　　（45）《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8日。崔亚雄原任华北“剿总”参议。

　　（46）《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9日。

　　（47）《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30日。

　　（48）《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31日。

　　（49）《傅作义函》，《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65页。该函未署日期，编辑者判断为9月所作。笔者判断，该函肯定是由崔亚雄携回交徐，崔于8月29日抵绥，31日离开，因此该函当作于8月29—31日之间。

　　（50）《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2、3日。

　　（51）《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3、4、6日。

　　（52）《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8日。

　　（53）（54）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5、516页。

　　（55）《傅作义致薄一波、聂荣臻电》，1949年9月11日，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0、291页。薄一波前书亦提及该电。该电所署日期为“申真”，即9月11日。董其武称9月12日，应为误记。

　　（56）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7页。

　　邓野，《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