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0日 星期二

自由之殇:“百花”运动前的共和国知识分子


  1957年3月24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这里说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是周恩来在1956年1月14日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要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给他们信任与支持,等等。周恩来传达的当然是中央层面的意见,毛泽东在之后的4月份便发表了“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讲话,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长篇报告,报告一开始就写道:“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然而事实情况却和费孝通所描述的差不多,整个1956年到1957年初,知识分子“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相当腼腆”,“怕是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费老的文章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信号弹”,也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的1957年4月,鸣放才真正的开始,高潮则在一个月之后,汉学家李侃如写道:“1957年5月,大坝终于决口,知识分子对傲慢无知的官员们的不满倾泻而出。”

  这之后的故事在以后的文章中会陆续讲到,这篇文章关心的是,费孝通何以写下那一段充满疑虑的文字?要知道,1956年便提出的百花运动何以到1957年4月才渐渐开始,如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所言,“整个1956年,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谨慎地响应……”而费老所言,百花运动的号召如同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早春之前呢?难道是寒冬?

  在历史课本里,我们只知道共和国成立前,众多知识分子奔延安而去;我们只知道建国后,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然后提前进入社会主义——而后知识分子们突然在1957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没有任何先兆地跳了出来,骂了两句娘,然后被打入地狱。而这之前的漫长岁月,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受到何种待遇,以至于在1956年,像费孝通一般杯弓蛇影,话中有话?本文想要追溯的,便是共和国知识分子(恕我把建国前也算在共和国知识分子内)所遭遇的命运。

  要说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还可以从鲁迅讲起。

  1930年鲁迅创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当时,那些受五四运动熏陶,或留学海外的作家们,在蒋介石统治下要求知识文化独立不成,他们的同仁被国民党杀害,都逐渐转向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组织。“他们聚集在鲁迅周围,鲁迅关于传统社会的弊端、无能、不人道和黑暗以及中国需要革命性的变革的小说,为整整一代中国的作家树立了榜样”(默尔·戈德曼)。所以,左联“事实上是党的前沿组织,但是,由于它的激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并由于鲁迅的支持,它团结了中国的大多数作家”(同上)。

  然而在1935年,中共的文化官员周扬接受王明的指示后,为了组织统一战线,未征询鲁迅的同意便贸然解散了左联,而代之以作家协会——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作家协会貌似比左联更加自由,因为他接受非马克思主义和不革命的作家加入,只需要反对日本就好。这次粗暴的解散让鲁迅和他的学生胡风、冯雪峰组织了另一个叫做“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组织,更为自由的作协却不允许它的存在,周扬怂恿和鲁迅熟识的徐懋庸给鲁迅写信,诬胡风等人从事反党阴谋。鲁迅公布了这封信,并且为胡风辩护,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官员——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给别人贴上“内奸”的标签。之后看来,“幸好”鲁迅只活到了1936年,因为要是他后来因为革命理想去了延安,他对自由的向往,对民主的重视,对人权的追求,会让他在劫难逃。他为之辩护的胡风,在25年后,便成为一个最大的活靶子,乱箭狂飞,万劫不复。

  对于延安,在历史学家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37—1938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中共的崇拜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延安一时到处充满着青年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

  然而好景不长,康生在延安开始肃清“托派”,营造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无端失踪的事件时有发生。延安各学校原有的自由讨论变成了对毛泽东所做报告的歌颂,知识分子经常被严厉指责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自由恋爱被代之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广大知识青年的主动性逐渐消失,自赎意识和沮丧感日益蔓延……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他们已从青年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等级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层……”(高华)

  这些真实的情况也反映在作家们的笔下。作家丁玲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她抱怨他所期待的党所宣扬的男女平等,事实上并不存在。罗烽则隐晦地说:“云雾不但盛产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艾青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里写道:“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伎”。“作家还要在最孤独的时候很深沉的发问,‘活着究竟为什么’?”“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因为只有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艺术才能对社会改革的事业起推动的作用。”

  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录这些作家时,如此评价道:“他们的杂文描写了干部的冷漠、虚伪和官僚主义,其笔锋的犀利和他们当初反对国民党的官员时一模一样。虽然他们的文章题材不同,但无不表现幻灭感,即发现革命根据地的生活与革命的理想不符。”

  最深刻也最尖锐的批评来自王实味。1942年受到毛泽东整顿三风号召的鼓舞,在《谷雨》、《解放日报》、《矢与的》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最为著名的便是《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

  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王实味说:“(官员是)革命力量中的统一者、组织者、促进者和领袖;他的职责主要是改革社会制度……艺术家则是‘灵魂的工程师’;他的职责主要是改造人的灵魂(心灵、精神、思想、意识)。艺术家应该勇敢地、然而也要恰当地暴露所有污浊和黑暗;并把它们洗涤干净……暴露和清洗的工作绝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工作;因为黑暗逐渐褪下去,光明就会自然地增长”。“有些人以为,如果作家们暴露了我们的缺点,那会给敌人以攻击的口实。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我们的运动今天已如此壮大,它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这和丁玲、罗烽、萧军等知识分子所言的实质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更加尖锐和直接。

  如果《政治家、艺术家》只是尖锐的话,引起巨大轰动的《野百合花》则像一个炸雷一般——

  延安没有等级制度存在这个观点,“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一两餐稀粥”,“有的颇为健康的大人物,做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

  王实味还提供了延安两名女青年的对话——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

  这些文章如果是批判国民党的官员,就像他们曾经干的那样,毛泽东肯定会赞叹不已。但现在,他们在延安。毛泽东让发表此文的《解放日报》作“深刻检讨”,并且质问“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

  王实味宣扬的“平等”、“博爱”的观点,必然导致尊重主体性的个人,亦即尊重人权,尊重个人自由,这和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截然相反——党需要一个领袖至上,每个党员都是党的螺丝钉和齿轮的组织。于是王实味成了反面教材,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变成了党的重要任务。挑选几名官员或知识分子为榜样,是整个社会俯首听命的办法,苏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使用,直到它崩溃为止。

  1942年4月,毛泽东宣布将有三个月的思想意识斗争,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王实味开始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批判,这些大小会议从最开始对他尚有的支持,到后来,丁玲也开始攻击王实味是一股坏势力,艾青在第二次自我批评中也斥责王实味。这开了知识分子攻讦对方以脱离干系的先河,开了人人表态、人人过关的先河。除了王实味自己,只有一个人拒绝批评,他就是萧军。这笔账被毛泽东看在眼里,6年后,他将遭遇和王实味同样的命运。

  王实味拒绝认错,拒绝写公开检讨,他被送往一个火柴盒厂工作,劳动改造。记者奇客在《凋零的野百合花》中提到了王实味,1944年见到他时,他已经疯了。而1947年红军从延安撤退时,王实味在那个春天被处死。而他的同事,《解放日报》的一批作家丁玲等人都被替换,代之以批判他们最卖力的艾思奇、周扬等人。

  这一场肆意践踏知识分子的运动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远未达到以后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的规模与剧烈程度,但是已经五脏俱全——受到攻击的个人的工作按照文件来分析并受到详细的批判,这就是运动的实质内容。那些与受害者划清界限的人受到比较宽大的处理,而那些在攻击受害者中表现得最突出的人则官运亨通。而那些拒绝与罪犯划清界限的人的下场,看看萧军就知道了。

  1942年,萧军拒绝对王实味做出批评,丁玲主持了一场场的批评大会,专门批评萧军,然后萧军被下放劳动改造。1946年萧军回到故乡满洲后,在《文化报》上重提“五四精神”,反对共产党与苏联的结盟,指责苏联在东北的经济掠夺。他还批判土改运动中处死地主和暴力的阶级斗争。明知故犯的萧军在1948年的哈尔滨整风运动中被猛烈批判,他被断绝了生活来源,而他的老同事丁玲则有一次主持了一个批判他的大型集会,萧军依然拒绝认错,被判处到抚顺煤矿做苦役,这一次对知识分子的践踏又进了一步——

  在这之前,这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错误,需要的是思想改造,而这一次,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成了政治颠覆活动。从此,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都可以被戴上颠覆政权的罪名。这些措施在后来的运动中成了标准的做法。

  而转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全世界高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山呼海啸,普天同庆。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中提到,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选出的第一届81位院士中,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只有9人,去美国的12人,剩下迎接解放的达到了60人。这其中,有冯友兰、郭沫若、陈寅恪、李四光、马寅初、梁思成等,占院士总数的74%。这些尚未到过延安的人,和去延安的那批青年人一样,真的站起来了。他们和王实味一样,崇尚自由、独立、民主和平等,这些东西国民党无法带给他们,新中国可以。可殊不知,迎接他们的,是最异想天开,也是最荒诞不羁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默尔·戈德曼评价道,这种开始于延安而周期性地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运动,其目的是想发展成人类行为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一次实验。

  那种粗暴的、绝对化的、以及深文周纳、故入人罪的思想改造方法,《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如此记载——

  它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党的组织内分成若干小组,使其成员先学习和讨论指定的讲话和文章。因为没有沉默不语的自由,每个成员必须就这些文件发表意见。接着便是小组成员每个成员做检查的第二阶段。每个人原来的思想和态度要受到别人认真的和长时间的批评。无休无止的叙述一个人的失误,不断地给他以帮助教育以及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产生了深刻的情绪危机,最终打垮了那个人的内在意志。这个人只有向党的权威及其价值观念缴械投降,才能从这些压力下获释和“赎罪”。

  此后是第三阶段,这时个人要交一篇小组长认可的自我批评。按通常情况,最初的坦白交代不会被通过。需要做几次自我批评,一次比一次更加摧残个人的性格。光是背诵共产主义的教条或官方的路线是不够的;个人还要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过去的思想和行为一无是处,他向党的意志投降是不折不扣的。党不需要消极的默认,而是要积极地皈依它的信念。——成为一个“新人”。

  被改造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有红学家俞平伯,原因在于他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来解读《红楼梦》,又没有经过管宣传的胡乔木的审查就擅自发表——这之后,不仅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连自然科学也纳入改造的范围之中,一个叫陆侃如的人写了一篇《胡适反动思想》,说胡适认为科学研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为了祖国的和人民的需要,这是严重错误的。留下来的郭沫若在斗争大会上总结道:“不仅是文学,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一思想斗争。”(《文艺报》)

  最严重的批判,是1955年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作为鲁迅的学生,胡风受鲁迅思想相近,在文艺创作中,主张人性、人道以及个性,1945年胡风的《希望》杂志问世,胡风发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等文章,收获的评论是“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错误性质”,“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定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这之后便是更荒诞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的发表,而高层介入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共印刷了700多万册,在中国最畅销的书,往往都是这种狗屁不通、深文周纳的类型,荒谬得让人怀疑它竟然存在于这片土地上。

  胡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反革命思想,不过是批评了一下,现在的作家被逼着只能写工农兵的生活,被逼着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创作,被逼着必须要用民族的形式创作,被逼着只能写光明的一面,而不能写阴暗面。

  胡风认为作家们应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改造自己,而不是思想改造,他只不过要求给予作家更大的自由,以创作更好的作品,而非党八股。然而,“如果胡风关于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值得看法付诸实践的话,那会挖掉党所强制推行的整个体系的墙角”(《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以,他被投进监狱,私人文件被抄查,学生被关进精神病医院,他一如既往地抗争,绝食,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有辩护人的审判,这一切都没有实现,直到1980年,他死后被平反。

  在反胡风运动中,毛泽东认为利用胡风事件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进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正确且必要的”,令毛泽东满意的结果是,仅用了两个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29230人,嫌疑分子12488分,还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小集团”,陆定一后来向苏联通报,全国拟定审查1200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11.8万人,揭露11000个集团和派别。(《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在这里,连自然科学家都可能被清理,“自然科学家对胡风事件抱着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这表明他们的革命的警惕性很低。”这种毫无逻辑的推理,只是在于,这样一个时代,你甚至都没有沉默的自由,你只能表态,不断地表态,与坏分子划清界限,不断地划清界限。

  而这么大范围的抓获,总抓获了一些真正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吧?在1980年,中央为“胡风集团”全面彻底的平反,胡风案件被官方承认为一大“冤案”。1930年,胡风和鲁迅一起反对对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控制,25年之后,他被树为最大的靶子,任何人都必须朝他射箭,再过了25年,他才终于被平反,五十年,知识分子对自由、独立、民主、平等的追求,与知识分子被恐怖、暴力、诬陷和侮辱的统治,在他的身上完全地展现出来。罗伯特·布莱恩在《六亿中国人》中叙述了这一段时间,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从手段变成了恐怖统治,打小报告,做窃听器,不经任何程序的直接逮捕,直接宣判,直接入罪。压力是如此之大,导致众多的知识分子“心惊胆跳”“畏罪自杀”。

  由于1955年整得太狠,那些真正有水平有能力的人“积极性减弱”,周恩来才会在1956年初做那样一番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报告。而从鲁迅那个时代开始,到延安,再到建国之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遭遇,便是为什么费孝通会带着深深的疑虑地说,“怕是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费老的“知识分子的早春”道出了从前的寒冬,可他没道出的是,早春之后并非万物复苏,而是回光返照。这一次,它重复了这个国家知识分子的梦魇般的循环,只不过这一次,那些受过五四熏陶,信奉自由独立,铁肩担道义,要帮党整风的共和国知识分子,将要真正地溃不成军,永劫不复了。

  邹思聪,共识网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