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日 星期日

宋教仁保护国土苦心难被理解

1.赴东北发动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就着手发动起义,这些起义多是由黄兴直接指挥的,地点多选择南部沿海各省。而宋教仁则注意着另一个方向,他自日俄战争爆发起,就十分注意日俄两国争相侵略的我国东北的情况,并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写在日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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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日本东京)。
前排左起:1黄兴,2未知,3胡瑛,4宋教仁,5柳扬谷
后排左起:1章士钊,2未知,3程家柽,4刘揆一

  1906年5月5日,宋教仁在《商业界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鸭渌江源之独立国》的文章,其中记述中韩交界处的鸭绿江、土门(图们)江、松花江发源之地,形成了一个叫“间岛”的“独立国”,其首领叫“韩登举,山东人,十余年间占据此地,清兵时来攻之,不克,遂定约每年纳款二十万金于清盛京官吏。其地富于矿产、林产、人参”。

  除了韩登举的势力外,东北还活动着许多股“马贼”。马贼是义和团战争时俄国侵入东北以后产生的,这些马贼有的是起来反抗俄国侵略、保卫身家的;有的则聚众打劫,与土匪无异。

  韩登举也好,马贼也好,都是可以利用的力量,就象革命党利用会党一样,宋教仁早就有过这种想法。还在同盟会成立以前,他就写过《二十世纪之梁山泊》,分析马贼情况,并希望这些马贼能够立下远大志向,为推翻清政府出力。

  经过一再考虑,1906年9月下旬,宋教仁便与黄兴商议赴东北运动韩登举的计划。宋教仁提出了3个方案:“理想最高则握其大权,兴教育、整实业、练陆军、行招徕、讲外交,以图远大,此须有大才而能持久者方可行之;其次则谋占其地之实业权,殖产兴业,以得经济上之富裕,此亦须有实业家才而稍能持久者方可行之;其下则直往游说运动其多金而来,以资接济,此则不须岁月,只一辨士足矣。”黄兴表示赞成,于是宋教仁开始了秘密行动。

  正在宋教仁设法筹措赴东北的经费的时候,他遇到了从前一起办《二十世纪之支那》的白逾桓,恰好白手头有一笔钱,并愿意随往东北。这样,宋教仁便与白逾桓、日人古川清一起,于1907年3月26日离日本赴东北。

  4月1日,宋教仁一行到达安东县(今丹东市)。安东有日本租界,日式房屋鳞次栉比,“俨然有日本内地之风”,宋教仁非常感叹。他写下五言诗一首,末尾一句是:“都护今安在,安东空复存。”

  宋教仁在安东给马贼首领李逢春写了一封信,信中称马贼为“马军”,赞扬他们反抗暴政尤其是反清斗争的历史,号召他们与革命党人联合,“南北交攻,共图大举。他还强调了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若统集辽河东西、黑水南北之义军合为一团,共举大事,岂官军所能敌者?西渡山海关,则永平不守;南出喜峰口,则北京告危。大举以为革命之事,莫便于此!”

  李逢春接到信后,邀宋教仁到他的根据地大孤山面谈。由于资料的缺乏,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会谈的具体情况。

  不久,宋教仁从安东到奉天(今沈阳),创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这是宋教仁此次东北之行的重要成果。参加的有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徐镜心、张榕等,他们决定在教育界、进而在联庄会和军界展开活动。张榕和吴禄贞不赞成在马贼中发展力量,他们“认为革命党是纯洁的爱国者,不应罗致些打劫杀家的坏分子”,宋教仁认为,“所谓打劫杀家都是穷苦人被逼上梁山的”,坚持自己的主张,他的意见得到徐镜心的支持。

  不久,宋教仁和徐镜心到吉林各地活动,宋教仁在延吉自称桃源宗介,假作日本人,挂出“木植公司”的牌子,秘密策划马贼起义。8月,宋教仁与徐镜心、吴崑、白逾桓等决定在碱厂举行起义,计划“袭据辽宁,逼榆关,窥燕京”。但是,事情刚刚有了眉目,就被清政府发觉,白逾桓被捕,“清政府正在大搜缉桃源宗介等。盖桃源宗介者,宋教仁之化名也”。宋教仁一面设法解救白逾桓,一面筹划运动韩登举再起。他潜入吉林,受到韩登举的热情款待。他在韩登举处获悉日本企图吞并间岛的阴谋,于是决定暂停发动起义的计划,而设法组织日本的侵略。


  2.《间岛问题》的撰著

  所谓“间岛”,在图们江以北,即今天的吉林省延吉市一带。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领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中朝还曾勘定边界,勒石为碑。这一带原为满族聚居地。是清朝的发祥地,清入关后,把这一带列为封禁要地,不准百姓开垦。后来禁令渐驰,却大多是韩民越境开垦,而且越聚越多。初时本无所谓边界问题,但是自1905年冬日本吞并朝鲜后,又企图进一步向我国东北侵略,便蓄意使问题复杂化。

  宋教仁了解到日本的侵略野心后,深感事关国家领土和主权,问题重大,他不能袖手旁观。宋教仁化名贞村,假作日本人,潜入日本浪人组织的专门制造假证据以攫夺中国领土的长白山会,并把他们的假证据拍成照片带回日本。

  不久,宋教仁回到日本。他立即着手搜集揭露日本阴谋、证实间岛确为中国领土的证据。这样,宋教仁每天都去上野图书馆。在查阅朝鲜古籍时,他发现了朝鲜人古山子著的《大东舆地图》,书中非常明确地记载着康熙年间中韩定界碑的地点,并绘有中朝边界地图。

  于是,宋教仁马上根据新资料整理了间岛问题的资料,参考各种古籍、报刊以及有关国境问题的国际法书籍,于1908年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全书60000多字,不仅叙述了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从历史、地理、政治和国际法各方面论证间岛确为中国领土,而且还指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对交涉中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了种种预测。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间岛问题的百科全书。《间岛问题》是宋教仁呕心沥血之作,它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宋教仁的爱国情怀使现今研究他的日本学者都大为赞赏。

  《间岛问题》共有7章。第一章《间岛问题之起原》,述说间岛问题起因于韩民越界开垦,待日本吞并朝鲜后,知该地“形势便利,物产丰富,于经营东韩北满大有所资益”,于是企图攫夺。第二章《间岛问题之争议》,列举日韩和中国两方面关于间岛争议的理由。第三章《间岛之国际法的观察》,运用国际法的原理,从历史沿革、地势、边界条约三个方面论证间岛为中国领土。第四章《间岛问题学理的评释》,批驳日韩方面的各种谬说,并运用语音学,证实作为界河的豆满江与图们江实为一河,其名称来源于满语音译。第五章《间岛地志》,介绍了间岛的沿革、面积人口、地势山川、地质、气候、政府机构、交通、产业、社会等方面的情况,并附带介绍韩登举辖下的韩边外情况。第六章《间岛与东亚政局之关系》,指出“间岛者,实中日俄三国势力接触之缓冲地带,而具有控引东西临制南北之潜势力之要区也”,倘若日本攫得间岛地区,便可北逐强俄,使其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东北。第七章《间岛问题之解决》,批驳间岛局外中立和共同协治两种观点,主张运用外交手段,确保间岛主权。最后宋教仁警告清政府当局应力保国家领土,“勿再贻白山黑水之羞,而使鄂多里城边之鬼,不安于地下也”。


  3.《间岛问题》引起的反响


  间岛问题的纠纷从1907年即已开始,1908年,日本设立的派出所公然宣称“间岛是朝鲜领土,朝鲜人不应服从中国的裁判”。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中国也加强了对间岛的管理和控制,清政府任命陈昭常为边务督办、吴禄贞为帮办,率领士兵进入该地。中日双方开始了数不清的零星冲突和马拉松式的外交谈判。就在这时,《间岛问题》的撰写完成了,这对于正尽全力与日本交涉的清政府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

  但是,这部书是如何送到清政府手里的?清政府方面有何反应?宋教仁又是如何拒绝进入清政府任职的?过去一直不太清楚,而回忆资料又是辗转传述,错误甚多。笔者近年在研究教仁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新资料,再加上其他学者发觉的新资料,现在,对这一问题可以做较清晰的描述了。

  《间岛问题》完稿后,中日交涉正在进行。因为自己是革命党人,若直接送交清政府,宋教仁担心会受到清政府的怀疑而被拒绝,便请曾为驻日公使李家驹下属的湖南人许孝绶转送李家驹。李家驹见书非常重视,立即送国内两个地方参考,一个是外务部,一个是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

  先作出反应的是陈昭常。陈昭常接到《间岛问题》后,立即在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电报中要求调宋教仁来协助办理边务。电文如下:

  昨接李柳溪(家驹)星使来书,附寄日本留学生宋练所著《间岛问题》一卷。是书详于知彼,颇足补边务报告所不及。该生既于间岛事实悉心考究,李使亦称其学行尚优,似可调来边务,籍资襄助。但昭常与李星使未约密电,可否请我帅用官密电与李使商调,俾收得人之效。伏候均裁。

  未待徐世昌复电,陈昭常又致徐世昌一电:

  又前电所称留学生湘人宋练,昭常素昧平生,但就李柳使荐书及所著《间岛问题》而论,学识尚优,立论纯实,似不类浮嚣一派。去年到奉,被人指摘,不知是否此人。仍请我帅密电李使,详查该生平日品行,曾否来奉游历,当能水落石出。人材难得,用敢渎陈。

  所谓“浮嚣一派”、即指同盟会革命党人。而清政府地方当局实际已经知道这位宋练便是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但是陈昭常仍想调宋来,这是否有边务帮吴禄贞怂恿的成份,不得而知。当时边务需才孔急,陈昭常身边真正得力的助手只有帮办吴禄贞,每当吴禄贞因公外出时间稍长,陈昭常便急急要吴禄贞快回。这恐怕是陈昭常要调用宋教仁的主要原因。但是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却另有想法,他与李家驹通电后,权衡再三,作出了不用宋教仁的决定。他致陈昭常的电文如下:

  李星使推荐湘学生宋练一节,昨又代电询柳溪。据云该生今日颇悔悟前非,接见尚静默,故行推荐,跅弛之士,诚在驾驭等语。惟边务关系交涉,必须性情和平兼有经验者,方能得力。宋练到彼,恐不甚相宜,应请缓用。

  徐世昌不用宋教仁的真正原因,是担心宋教仁在他的治下搞起革命来,他的乌纱帽会因此丢掉。

  外务部的反应稍慢,却是直接命宋教仁来京。外务部致驻日公使李家驹电云:

  前尊处送来学生宋练所著之书,本部现有向该学生面询之处,希酌给川资,饬速来京为盼。并先电复。

  当时清政府主持外务部的是袁世凯和那桐。让有革命党嫌疑的宋教仁回国,是件大事,袁、那可能请示慈禧太后,这是外务部反应稍迟的原因。于右任回忆说,袁世凯“得此书(《间岛问题》),电召先生(宋)归国”。马文义提供的资料甚至说,袁世凯“请西太后取消通缉,并赏四品京堂职”,恐有夸张。但外务部急于让宋归国是无疑的。宋教仁本来是想回国的,他曾几次去见驻日公使李家驹。这个时候,他的中央革命的想法正在酝酿中,他想在协助清政府保住间岛这块国土的同时,象吴禄贞那样潜入清政府中从事革命活动。不料正当他准备起程时,忽然由《民报》馆转来两封给他的信,封面上写着“宋京卿启”和“宋京堂启”,信中大意为:“你既回国做官,请讲点情面,将来我等回国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奖,请勿用刑讯。”良苦用心不被同志理解,宋教仁非常难过,于是决定取消回国的计划。不久胡惟德接任驻日公使,再一次敦促宋教仁回国,宋再次拒绝。为了表明自己坚决革命的心迹,宋教仁在新加坡出版的同盟会南洋支部办的《中兴日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中兴日报》所加按语说:“湖南人宋教仁,为著名之革命党,曾在东京倡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去年游历满洲,著《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与日本交涉间岛问题,非常棘手。及得此书,如获拱壁,即以各种证据反驳日使,日政府至今尚不能决答,其书之加以可知矣”,“袁世凯、那桐等谓宋有大才,特电驻日使李家驹,令致意宋某,使即来京助理间岛交涉,当与以不次之擢用,宋拒绝之。及新任日使胡惟德来,奉袁、那等命,力求宋赴京重用,敦促再三。宋大愤,移书李、胡二星使,辞甚决绝”。为了表示自己反清革命的决心,宋教仁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毅然把公费留学生经费摺交回驻日使馆,并在信中“恳请胡公将此官费挖除,并革去留学生之名,以示与公等断绝关系之义”。宋教仁在信中还要求李、胡等人“爱惜国土,保持利权,勿使同胞后日有失噉饭之所”。

  宋教仁虽然没有回国,但《间岛问题》一书确实提供了有力证据,特别是宋教仁对日本方面制造的所谓“理由”了解较多,并且一一加以驳斥,因此,外务部“即以各种证据反驳日使,日政府至今尚不能决答”,宋教仁发表公开信时也已经知道“外部得此,果大有所资于谈判,而获斥退日人之口实”。于右任的回忆也说“后间岛交涉,因获此书为辅佐,得未失败”。徐血儿所作宋教仁传记也说:“宋教仁“曾著《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得之,间岛交涉,得以不败”。

  1909年9月4日,中日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承认图们江为中韩国界,间岛是中国领土,并承诺撤消所谓统监府派出所。中国虽在开商埠、领事裁判权和修铁路等方面作了让步,但终于争回了间岛主权。这在当时极端衰弱的中国,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外交成功。为了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不仅宋教仁尽心竭力,还有不少革命党人作过努力,如先任吉林边务帮办后升任督办的吴禄贞、革命后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等。尤其是吴禄贞,处理边界纠纷,查勘地形,又搜集历史资料,写成长达100000字的《延吉边务报告》。《间岛问题》与《延吉边务报告》有如双星辉耀,充分显示了革命党人的爱国情怀。

  间岛交涉过后,袁世凯因宋教仁著书有功,命驻日公使送给酬金2000元,“先生(宋教仁)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

  本文摘自《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第一章第六节。作者:迟云飞;湖南师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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